第三章 抗辩(8)（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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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上午，被告们纷纷离开牢房，出庭听检察官的辩论总结。他们知道自己前途黯然。他们刚刚得知卡尔-赫尔曼-弗兰克的命运，在布拉格，杰克逊法官亲眼目睹了对他的审判。这个把利迪泽夷为平地并屠杀其平民的弗兰克，被送上了绞刑架。七十七名被控在马尔梅迪杀害美军战俘的党卫军，四十三人被判处死刑。

罗伯特-杰克逊利用驱车前往审判室的时间，对讲演词作最后的润色。与他同车的有他的贴身保镖莫里兹-富克斯土。最近，年轻的富克斯向杰克逊吐透了自己对审判后的希望。战前，那位士在珀杜读工程。但是日复一日在0号房间听到揭露出来的一切之后，并且在遇到德国天主教圣徒特里萨-纽曼之后，富克斯发现花费在制图桌上的生活前景是没有吸引力的。他对杰克逊说，他打算从事神职。杰克逊觉得这个年轻军人的决定令人感动，是对道义觉醒的确认，即他所希望的这个审判将促进这一觉醒大大超越OO号房间。

汽车减速，停了下来。当他们一行步入审判大楼时，艾尔丝最后一次检查杰克逊的容颜仪表。

这位美国检察官同他的儿比尔进行简短商议，比尔手捧一雄有关件立在他身后。当劳伦斯爵士宣布开庭时，罗伯特-杰克逊将第一个发言。在这一重要场合，哈特利-肖克罗斯爵士代替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将接替杰克逊，随后是奥古斯特-尚普捷，代表法国发言；最后是罗曼-鲁登科，代表苏联发言。旁听席和新闻记者区再度挤满了人。杰克逊开始说，有追溯效力的问题必须及早解决。这样做未必是为说服法庭，而是要满足世界舆论的要求。自然，他注意到，被告们“厌恶那项谴责他们的法律不是原件”。官话一句：盗贼不恋绞索之温’。”杰克逊把他的起诉的赌注押在阴谋说上，宣称阴谋家们的书面字和口头话语不容置疑地证明了这一点。

他手指沙赫特，沙赫特以他一贯的姿势坐着，双腿交叉，两臂抱胸，扭头望着他处，那样似乎他受到很大愚弄似的。德国工业家没有被送上法庭受审，杰克逊对此仍耿耿于怀，但有一个沙赫特顶着。“纳粹党攫取政权二十天后，沙赫特宴请希特勒、戈林和大约二十名富商巨贾。”杰克逊指出。他把这位金融家描绘成“一群**的贵族……他不能在社交场合与纳粹分混在一起，但从来不能在政治上与他们相分离……沙赫特总是为在一个他现在故意鄙视的政权占有一席之地而斗争”。

唯有戈林遭到更为强烈的抨击。傲慢而刚愎自用的帝国元帅在杰克逊提到他的次数超过四十次时就没有再数下去。杰克逊依次指控其他被告：“狂热的赫斯”，“凯特尔，驯服的工具”，“邓尼茨，失败的继承人”。他指控呆头呆脑的哲学家为“纳粹暴行的清单”平添了“几许烦恼”。

阿尔贝特-斯佩尔泰然自若地倾听着。一个月前杰克逊盘问他时很细心周到，甚至很温和。讲演至此，检察官还没有把他列入恶棍名单。突然，杰克逊援引斯佩尔的话语。他说，正如斯佩尔本人作证时所言，“1945年1月以后双方做出的牺牲都是毫无意义的。”斯佩尔说得很清楚，那个对这些流血丧命的人负责的怪物便是阿道夫-希特勒。不错，杰克逊是引用了斯佩尔的话，但不是攻击他。他可以抱宣判无罪的一线希望吗？

艾尔丝从莎翁全集里找到了鲍勃需要的段落。因此，当讲演快要结束时，她专心聆听着。“现在，这些被告要求本庭宣布，他们并未犯有策划、执行或同谋罪，犯下上述一长串罪行和恶行，”结语开始了，“他们面对本庭的审判记录，正如溅满鲜血的格洛斯特站在被害国王的尸首边。他乞求寡妇，正如被告乞求本庭一样：说我没有杀死他们。’王后答曰：那就说他们还活着，可是他们已经断气了呵……’假如你要说这些人是无辜的，那就等于说没有发生战争，没有大屠杀，没有滔天罪行！”

全场静寂无声。杰克逊收好讲演稿，起身回到检察官席。尼夫和伯基特法官相互点头。杰克逊可能在唇枪舌剑的口舌之战略逊一筹，但在寻找能吸引**官注意的措辞上，他们刚刚目睹了大师之作。

在“老人”餐厅，弗兰兹-冯-巴本向吉尔伯特抱怨说，杰克逊忽视了他们的辩护词。这位城府极深的老外交官抱怨道：“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这里坐等了八个月？检察官还是坚持称我们是撒谎者和谋杀犯。”

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朝吉尔伯特走来。他想让这位心理学家知道，如今他已准备跟犹太人一起为获得家园而战。他读到了巴勒斯坦最近发生暴动的消息。“任何可以投入战斗和抵抗的人团结一致手握钢枪，对这样的民族我唯有钦敬之极，”他说，“即便希特勒僵尸还魂，他也会承认他们是一个斗志昂然的种族。我准备加入并帮助他们战斗。我不是在开玩笑！犹太人会统治全世界的。要是能帮助引导他们走向胜利，我会很高兴的。我研究犹太人很长时间了，以致我认为我也养成了他们的性格。我提一个建议，让我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的集会上发表讲演，一定会引起轰动的！”约德尔和罗森堡无意听到施特赖歇尔的一席话，不禁笑出声来。

施特赖歇尔的短短讲演无疑是对这个粗俗的反犹斗士一生的莫穴嘲弄。每当法兰克尼的犹太教堂遭到亵渎，或是犹太教士被逐出家门时，施特赖歇尔作为地方长官，总是让那些将付之一炬的书籍和手稿首先送交给他。他从挑出最罕见、最有价值的资料送交《冲锋队员》图书馆。这样，到战争结束，这么多的犹太人学术著作化为灰烬时，这个首要的使犹太人上圈套的人却从烈火抢救出一批价值连城的犹太物。

汉斯-弗兰克的律师从杰克逊的辩论总结搜集到一些他的午餐同伴们都没有注意的东西。他指出，不管检察官的谴责如何冷峻无情，他未曾要求判处死刑。

下午开庭时，劳伦斯法官拜访了显贵的工党成员哈特利-肖克罗斯爵士。肖克罗斯爵士在娓娓动听的辩论总结上接近杰克逊，他不仅要求判被告有罪，而且还要求统统处以死刑。法国和俄国检察官在结束发言时也要求处以死刑。

现在只剩下纳粹组织的答辩和被告简短的最后陈述了。约翰-哈伦-阿门上校领导下的审讯组在完成任务后已经解散。罗伯特-杰克逊感到相当愉快，在他返回美国以便提醒最高法院注意他仍是其一员时，他把起诉工作移交给托马斯-多德领导。审判大楼里，争辩的气氛开始让位于评判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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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米-戈林曾写信给劳伦斯爵士，请求获准探视丈夫。劳伦斯附上一纸短笺转交伯顿-安德勒斯，他写道：“本庭无异议。”埃米的请求事关监狱的安全，故此事完全取决于上校。她的请求看来不过是人道主义的呐喊，干吗不要她来呢？可是出了事，又该怎样呢？比如说，尽管他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她设法带给戈林一份越狱计划，或偷偷塞给他隐藏起来的武器，或者毒药？要是他弄丢了法庭的捕获物，孰之过耶？当然不是那位庄严的英国法学家的过错；他伯顿-安德勒斯脑袋就得搬家。就为戈林太太的事，他已让沃森将军训斥了一顿。几天前，随军牧师格雷克少校前往戈林太太的小木屋办施救的差事，却让沃森的反情报人员钉上了梢。安德勒斯作为牧师的上司而当了替罪羔羊。甚至使安德勒斯更加迷惑不解的是，有传闻说罗伯特-肯普纳带着一大堆在美军消费部买到的奢侈品去看望埃米。这肯普纳是犹太人，当年戈林根据纽伦堡种族法革了他肯普纳的职，并将他撵出德国。肯普纳对被起诉人的老婆表示同情，是想证明什么吗？他觉得诧异。安德勒斯啥也不想证明，唯知忠于职守。他知道一旦失职，后果不堪设想。他已下定决心，拒绝埃米-戈林的请求。

上校对于他的一部分工作是满喜欢的。随着宣判日的临近，一大批知名人士被吸引到纽伦堡。这使他精神再次振作起来。他们都想在楼座前排有个座位，并到监狱走走。毛姆勋爵是英国主要的法学家，又是家萨默塞特-毛姆的兄弟，来到了纽伦堡。世界乐坛上大名鼎鼎的弗吉尔-汤姆森和查尔斯-芒奇也来了。此外还有纽约前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女演员丽泰-海华丝和玛琳-黛德丽。《真理报》的鲍里斯-波列伏依冲楼座里的玛琳-黛德丽卖弄风情，可他根本不认识她。而且，安德勒斯还注意到，众议员和政府官员访问纽伦堡的路线安排总是以加米施一帕膛基辛疗养地为最后一站。

法官们打破禁令，破例允许安德勒斯带几个严加挑选的记者到C区监狱参观。安德勒斯钢盔寒光闪烁，腰别短马鞭，领着记者打开监狱一道道铁门，穿过一个个岗哨，来到牢室。其有一个二十四岁的记者，叫安迪-洛根，刚毕业加盟《纽约客》不久，设法给派到纽伦堡与她做检察官的丈夫在一起。她发现多数牢房犯人沉默寡言，戈林则断然一言不发，而斯佩尔却使记者看了迷。他举手投足之间，严然一个乐滋滋的主人，问他们都是哪家报社的，口齿伶俐地回答他们的问题。洛根还以记者的眼光打量着上校，发现此人得其所哉，访问者们经过牢房时，他不时插话谈谈安全措施，介绍每个囚徒的历史。他暂时忘却了每天折磨他的各种压力、冲突和竞争。安德勒斯上校，这位纽伦堡的看守人，崭露了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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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对日，七个被控有罪的纳粹组织的答辩开始了。这些组织是：纳粹党领导集团、帝国内阁、党卫军、盖世太保、纳粹安全局、冲锋队和最高统帅部。正如去年12月份检察官开始提起公诉时，司法大厦收发室邮件再次泛滥成灾。法庭下令在德国各地张贴告示，说明受影响方如何申请出庭作证，得到三十一万三千人的响应。在这些人员，有百零三名受到指控的组织的成员被送到纽伦堡，并被甄选为可能的证人。最后，法庭从挑出十人进行取证。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说出同样的话或表达同样的感情：“我作为党卫队员，人们从未期待我执行不体面的任务，我从末奉命从事犯罪活动。”

弗朗西斯-比德尔法官在听取这些组织的案情时，几乎不能掩饰自己的厌烦之情。他知道检方的简单推论：个人阴谋作恶的意图；个人创建组织以达此目的；因此个人和组织均有罪。比德尔认为，这看起来很对等，却法理难道。单是认定纳粹党领导集团有罪，就往往自动地给十万德国人打上战犯的烙印。但是像罗森堡这样的人应受的惩罚与不过是收税的大区领导应受的惩罚几乎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对比德尔来说，起诉这些组织不过是鲍勃-杰克逊的正义感过头的产物。

这些组织的答辩平淡无奇地一直进行到8月O日，当时审判室突然出现了预期的欢快气氛。新闻席和旁听席再度挤满了人。赫尔曼-戈林重返证人席。

在审理党卫军的案期间，检察官盘问了一个名叫沃尔弗莱姆-西佛斯的证人，他是日耳曼祖宗遗产学会的负责人。西佛斯谈到，他曾与党卫军达成一项安排。据此，党卫军将杀害“犹太人布尔什维克”人民委员们，并将他们的头盖骨送交他进行科学研究。西佛斯在作证过程暗示，戈林是帝国研究理事会主席。戈林的律师奥托-斯塔马尔使他的当事人确信，他不得不对他的同谋关系进行反驳。这样，戈林再次作证。斯塔马尔问帝国元帅，他是否曾下令对人进行医学实验？西蒙德-拉歇大夫在达豪为纳粹空军对人进行医学实验，他认识西蒙德-拉歇大夫吗？戈林是否下令暂停对囚犯进行实验？作为德国研究理事会主席，他是否下令开展对细菌战的研究？戈林一概予以否认。

这天上午帝国元帅来到被告席时，注意到杰克逊法官没有出庭――这就意味着可能是由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进行盘问。斯塔马尔放弃证人时，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确实站了起来。他把问题引向对飞行员穿的防寒服进行的实验上。“你本人是有实战经验的飞行员，在上次战争的空战有过辉煌的战绩。”他这么开始。由于这种个人兴趣，戈林“不记得对集营的囚犯进行飞行服的实验，这可能吗？’戈林说，他戴这么多帽，数以千计的命令都是以他的名义签发的。即便杰克逊先生在辩论总结指控他“什么事都插一手”，他也不可能了解在第三帝国进行的所有医学实验。

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提出一份件，里面包括希姆莱和戈林的副手米尔希。米尔希在一封信，为西蒙德-拉歇大夫在高空飞行问题的研究工作对希姆莱表示感谢。其有一项试验，把一名犹太囚犯置于一个无氧的海拔二万千英尺的模拟舱。被试验者十三分钟后死亡。像米尔希这样高级、关系近的助手都了解进行的这些致命的试验的情况，戈林怎么可能一无所知呢？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质问道。戈林辩称，他管辖的事情被划分成“非常重要”、“重要”和“一般”三个级别。由空军医学视察团审查的实验归入最低级别，并不送交他过目。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认为，这个回答足以说明罪证确凿，让它维持原样吧。

俄国检察官亚历山大罗夫少将紧随其后。亚历山大罗夫拜访五十三岁的大**医瓦尔特-施莱勃，并要求他谈谈德国出席1943年在柏林附近举行的一次医学会议的情况。施莱勃说，克拉麦大夫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在达豪为纳粹空军进行的实验，尤其是对飞行各项目的保热性实验。这些实验是通过把囚徒扔进冰冻的水里进行的。亚历山大罗夫道：“请告诉本庭，戈林被告与这些实验有什么关系？”施莱勃答，当时克拉麦大夫向他们解释说，“戈林下令进行这些实验，帝国领袖希姆莱很友好地提供用于实验的人”。当戈林离开被告席时，对他的律师咕哝了几句。斯塔马尔敦促进行这场冒险，但戈林输了。

8月30日，法庭听取关于受指控的几个组织的最后证词，这是提交国际军事法庭的最后证据。第二天，每名被告将有十五分钟的时间作最后陈述。之后，法官们将闭庭讨论决定被告们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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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罗来到弗朗西斯-比德尔的办公室，并问能否与这位美国法官私下谈一谈。比德尔很赞赏这个蒙大拿人，认为他既有一流的法律头脑，又有当机立断的领导胆识。战争期间，罗所在航空母舰“西沃尼号”是首批被日本神风飞机击起火的航空母舰之一。由于大部分人在救火过程当场毙命，罗则勇敢地操起救火水管压住火势，救出他的部下，在太平洋战场上，他获得了八枚战斗星章。比德尔十分重视詹姆斯-罗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