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说，他们面临安全问题。夜里有人朝比德尔的办公室开枪。这可能是小偷或野心勃勃的记者干的，或者有人代表被告行事的。审判大楼防卫极不严密。就在这天上午，罗在语言部里，发现扔着一次法官秘密会议记录的法译本。他估计，在书记员、翻译、口译、打字员、校对员、油印员以及其他技术人员间，有十四人仅供法官及其重要助手参考的机密件。罗接着说：“如果你想知道判决词的内容如何，就到大饭店的大厅里坐着听。”这些泄密必须堵住。一旦法官们最机密的讨论内容落人记者之手，法庭工作会受到严重损害。
罗有啥建议呢？比德尔问。罗回答说，除一个俄口译外，将所有口译排除出法官们的秘密会议。比德尔本人可以胜任法语。与此同时，罗想出了一套确保法官们的秘密会议安全无虞的制度。
两个月来，法官的助手一直在评估证据和拟定判决书初稿。伯基特，法官席上的笔杆，完成了最终判决书的初稿。法官们举行会议审议伯基特五万字的成果。与此同时，最后一名被告汉斯-弗里奇还在证人席上作证。他们当即知难而上，着手解决阴谋理论问题。检方根据1937年11月的霍斯巴赫会议和其他证据，以证明数名被告阴谋发动侵略战争。法国法官多纳迪厄-德瓦布雷斯在法庭上从未提过问题，在法官秘密会议上也少言寡语，后来终于直言不讳了。德瓦布雷斯说，阴谋意味着或多或少平等的几方的参与。对于那种认为施特赖歇尔、丰克、弗里克、绍克尔及里宾特洛甫可与希特勒比肩的说法，被告们首先会笑掉大牙的。这位法国人说，这是荒谬的。咬住荒诞不经的阴谋说不放，往前追溯到过去二十年发生在一个主权国家的事件，他们对那些诋毁追溯既往审判的批评者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多纳迪厄-德瓦布雷斯告诫说，对这些人作出判决，是根据他们所做的事情，而不是根据他们据说计划要做的事情。把阴谋说扔到一边去吧。
但是，劳伦斯爵士表示反对。法庭章程第条有专门的阴谋罪一款，他们是受章程约束的。
比德尔对首席法官说话，就像教授对天资愚钝的小学生训话似的。是因为章程有某一罪之说，他们就必须说犯有此罪吗？难道他们就不能说阴谋指控“未得到证实”吗？有罪总是要判罪的，是因为犯罪而被判罪。企图确定1919年在某个慕尼黑啤酒馆已发生一起征服世界的阴谋，这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他们应当把阴谋指控局限于1937年以后发生的事件，比德尔坚持说。多纳迪厄-德瓦布雷斯不同意。他说，要是他们接受领袖原则即是对领袖的不容变通的服从这一说法，那么真正意义上的共谋说在1937年之前或其后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主张抛弃阴谋说。
诺曼-伯基特爵士激动得来回踱步。他说，他原先也不喜欢阴谋指控。但是随着审判的展开，他终于看到杰克逊在很大程度上是客观的。倘若个别人只为其个别人行为被判罪，那么，本次审判的水平就绝不会超脱普通的刑事诉讼。他们意欲奉献世人的，乃是对一个蓄意发动战争的政权进行谴责。抛弃阴谋说，将使本次审判失去其道义上的雄厚与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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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星期天，伦敦《快报》上出现大字标题：“戈林与其同伙在牢房里都说些什么？”下面的小标题是：“希特勒的食欲乃万祸之源”、当里宾特洛甫想要一枚勋章时”、“希特勒因何延迟娶妻？”《快报》的消息来自道格拉斯-凯利大夫，被称为“在纽伦堡审判的主要精神病医生”。该援引了戈林、赫斯和里宾特洛甫的谈话，吐露出当时尚未揭示的第三帝国内幕机密及纽伦堡监狱的秘密。安德勒斯上校拿着这张剪报，就像手里捏着一件受污染的物品。他如此仰慕的人，杰弗里-劳伦斯爵士，将剪报送交他，并附有一张手书，曰：“上校，我们不应该再看到这种报导。”
安德勒斯将剪报一把扔给古斯塔夫-吉尔伯特，责问这是怎么回事。吉尔伯特回答说，他对凯利报导的来源一无所知。上校问：吉尔伯特是否知道，他这位精神病医师朋友回到美国作巡回讲演批评这次审判？安德勒斯打算调查此事，希望吉尔伯特予以合作。
对吉尔伯特来说，甚至更为令人震惊的消息来得还要早些。既然凯利似乎已在单独干了，吉尔伯特开始把他作为犯罪心理学家所做的访监记录融进自己的书里，书名暂定《纽伦堡日记》。他聘请一个书商，而书商则与出版商法拉、斯特劳斯商洽了一份合同。前不久，书商打电报给吉尔伯特，说凯利正在跟西蒙和舒斯特谈判。这事儿变成一场赛跑，凯利处于较好的位置。他已回到美国，完成了他打算进行的一切研究工作，而吉尔伯特还在三千五百英里之外做访监活动。法拉、斯特劳斯通知吉尔伯特说，他们无法在1947年3月以前出版他的书。吉尔伯特手里握有的王牌是一部完成一半的手稿。他把手稿交给一个回美国的朋友，并要他将手稿转变化的书商。他是想表明，他已远远走在对手前面，西蒙和舒斯特试图压倒古斯塔夫-吉尔伯特将是一个错误。
安德勒斯上校向劳伦斯爵士提交了一份报告，解释说2月7日凯利少校离开纽伦堡时，“就已蒙上一层阴影，因为人们已产生这种印象，即他把他所有的专业职务从属于一项为达到个人利益面搜集资料以求发表这一工作”。为达此目标，“他竟然滥用了法庭的部分官方档案”。
当然，上校同古斯塔夫-吉尔伯特也从未轻松自在地相处过。前不久，军团指派-H-邓思校来做监狱的精神病医师，安德勒斯写了一张字条给杰克逊法官，说吉尔伯特对保安局不再有用了。只要杰克逊坚持，他会把他留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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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星期开庭，在宣布判决前，被告们将作最后陈述。前一天晚上，多数被告在会客室里与他们的律师进行临战前的交换意见。赫斯却留在牢房里给妻写信。“你多半肯定从收音机里收听到，”他在信写道，“又发生了一个奇迹’：我已完全恢复了理智。或者他们可能告诉你，我发了疯或急固执’病。我希望你看到这一切的幽默之处。卡尔（豪斯霍费尔）曾经写道，为了成就千秋功业，人们必须能够承受那种一度被本国同胞视为奸逆的压力。我要补充一点，或者被视为发疯，…我将以接受判决书时同样的沉着冷静二…面对命运。”
在监狱区的最尽头，十七号牢房，斯佩尔得出结论说，诚实将证明毕竟是最好的辩护。他越是承认自己受了希特勒的诱惑、他的才华滥用于效劳纳粹主义的事实，他就越容易低头认罪并弃恶从善。这一事实不仅使他摆脱掉自我欺骗的包袱，而且使他豁然开朗，看到了个人命运之外的广阔世界。他掌握的一度应用于使工厂生产更多的坦克的同一技术，如今他用来预测原时代的人类生存条件。这就是他在那十五分钟的使命――不是为斯佩尔免于丧命，而是为人类迈入新世界指明一条希望之路。
闲聊几句后，约德尔把一封给妻的信交给他的律师弗朗兹-埃克斯纳。因为他偶然能在法庭上看到露易丝，约德尔被认为是最幸运的被告之一。但是，让妻亲眼目睹他蒙受耻辱的情景，也加剧了他的痛苦。他是一个慌张而手足无措的人，但骨里是他使人捉摸不透的镇定自若。约德尔真不明白自己何以入庭受审。“我无法摆脱自己遭遇不公的信念。”他对妻写道。再者，如果发生最糟糕的事情，“死亡将不会降临到一个心灵破碎而悔恨不已的受害者，而是降临到一个高傲的、可以冷冷地直瞪他一眼的人……但是，在我心魂深处，我不相信这将是对我的判决”。他看着埃克斯纳拿着信消失了，心里怀着希望，不管会是多么痛苦，第二天他讲话时，露易丝会出现在法庭上的。
新闻界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云集纽伦堡，其有约瑟夫-艾尔索普、沃尔特-李普曼、哈罗德-尼科尔森以及丽贝卡-韦斯特。弗朗西斯-比德尔很高兴韦斯特又回到城里。在她7月份的纽伦堡之行期间，他便盯上了这位记者并取得了成功。他们一起离开，去了布拉格四天。现在，由于韦斯特又回来写审判结局的报导，她便成了他在康拉蒂别墅的常客。在被告作最后陈述的前一天晚上，比德尔为韦斯特举行一次鸡尾酒会。客人们不无惊讶地发现，这个时而行如诗，时而笔墨尖刻的女人身材不高，衣衫不整。而且，人们像环绕蜂王的蜜蜂一样围着她转，听她三言两语歪评被告。她称施特赖歇尔为“清醒而明智的德国早应将他送往精神病院的人”；戈林嘛，“脾气好的时候好像老鸨”。她喜欢杰弗里-劳伦斯爵士，他“牢骚不绝的嘴，清脆的声音，却杀人不见血”。
韦斯特回到比德尔的客房后，草草写下对她的纽伦堡主人这个小天地的笔记。英国人提醒她注意基普灵斯克附近某个“殖民山站’”的生活，那里的人民因害怕变得土里土气而坚持传统的行为举止和服饰衣着。至于美国人，她写道：“就像纽约电话公司的全体职员被送往一个诸如俄亥俄州托莱多那样的城镇。由于一些令人忧伤的视察，城镇被剥夺了她的舒适惬意，而他们却不得不在那儿住上十个月，在这期间，根据他们不许与托菜多本地人交往…、的条令，他们都有各自特殊的理由想要做些别的事情。”’
被告将根据其被起诉的顺序，出庭作最后陈述。当戈林走到被告席间时，看守把悬挂在支架上的麦克风放到他面前。他确实没有让那些最终勉强钦佩他的好战的坚韧性的人们感到失望。这是进行审判的一个不当的借口，戈林开始说：“当被告支持检察官的意见时，被告的陈述即被作为真实的而加以接受；当他们驳斥指控对，他们的陈述即被作为伪证来对待。”为什么他在被告席上被当作一个普通的刑事犯对待？就让他的法官们丢掉幻想吧。“鉴于地球上最强大的三个国家同其他国家一起反对我们，我们终于被拥有巨大优势的敌人征服”。公正同这场审判毫无关系。
赫斯第二个发言。他问首席法官，“由于健康状况”他是否可以坐着发言。赫斯用他在苏格兰的年岁里所使用的尖声音说：“在我受监禁期间，我周围的人对待我的态度促使我得出结论，这些人多少是在不正常的精神状态下行事的……一些新来的替换那些撤换下去的人目光很奇怪。他们目光呆滞，如在梦。”法官们相互之间不安地瞥了一眼，赫斯的律师塞德尔看起来好像想要销声匿迹。赫斯继续说：“1942年春天，一位客人来看我…这位客人也是这种奇怪的眼神。”突然，赫斯话锋转到1938年莫斯科轰动一时的审判。“人们的印象是，通过一种迄今不为人知的手段，这些被告被弄得置于一种不正常的心理状态……”戈林用手肘碰了赫斯一下，叫他别说了。“住口！”赫斯大叫一声。劳伦斯爵士提醒这位被告，他已超过十五分钟。末了，赫斯说：“我很高兴，我一生的许多年来，都是在我国人民哺育的千年骄手下的工作度过的。”他双臂抱胸，身向后坐，下巴向上抽动。
艾雷-尼夫少校从旁听楼座里观看着。自他宣读这些人的起诉书的那一天起，他就一直在估量着这些人。有的人逐渐成熟了，有的人则没有。下一个被告里宾特洛甫就属于后一种人。这位前外交部长说，德国之所为也，正是英国在其帝国羽翼下席卷全球五分之一的土地上之所为，正是盘踞新大陆的美国之所为，正是俄国将其统治从欧洲扩张到亚洲之所为。当里宾特洛甫作完陈述坐回椅时，仍然流露着一丝他昔日的傲慢之态。
作为一名军人，尼夫对凯特尔滥用战士的荣誉律条感到惊讶。但尼夫相信，凯特尔是一个逐渐成熟起来的人。今天，他在这个人的身上看到了安详和平。凯特尔对法庭说，他的悲剧是“我作为一名战士所必须献出的美德服从与忠诚，被用于达到当时所不可能认识到的目的……而且我不懂得甚至一名战士在履行职责时也有一个限度的规定。这就是我的命运。”
弗兰克在早些时候作证时，以其对纳粹主义的猛烈谴责而打动了法庭。今天，他开始了：“在这个证人席上，我曾经说过，由于希特勒进行的这场战争，千年易逝而对我国人民犯下的罪责难洗。”这笔债“已经完全一扫而光”。这笔债由于“俄国人、波兰人和捷克人对德国人犯下的和正在犯的”大规模罪行而被一笔勾销。弗兰克宣布撤回。在最后一刻，一个原本可能帮助德国抛弃过去的破坏性神话的人，反而非要毒化未来不可。
瓦尔特-丰克流了泪，诈称自己跟银行出纳员相差无几。绍克尔叙述了与他被指控剥削的征募工人一起过圣诞节的情景。约德尔以“抵抗运动分采取一切他们认为得策的手段”为德国的报复行动辩护。塞斯一英夸持把他的时间用于开列一份他引入荷兰的健康、保险和婴儿福利方案的详细清单。比德尔法官在件边角上写道：“我总是被如此多的被告显而易见的诚恳和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所打动！可这是什么样的理想可！”
斯佩尔稳健而充满自信的声音使审判室不得不保持沉静。希特勒将在历史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他问道。“经过这次审判，德国人民将把他作为不幸之源而谴责他，鄙视他的独裁统治呢？“德国人民将从所发生的一切吸取教训，不仅更憎恨独裁统治而且要害怕它。”一个像德国这样先进、有化而精明老练的国家何以坠入希特勒恶魔般的统治之下？答案在于现代通讯手段，斯佩尔解释说，如电台、电话、打字电报机。领导人再也不必把权力下放到遥远的行使独立判断的属下了。有了现代通讯技术，希特勒之流就可以通过傀儡进行直接的个人统治。“因此，技术愈是发达，人类社会就愈需要更多的个人自由和自治”。
许久以来，尼夫一直在反复捉摸斯佩尔与绍克尔之罪孰大孰小的问题。在他的心目，在希特勒的宫廷里谁是上级谁是下级是不可能紊乱不清的。在今天的最后答辩，正如对审判的所有问题一样，绍克尔总是悲哀忧郁的。但是，尼夫真想知道，法庭将立足于什么来判决他们各自的罪行：是立足于实质还是作风，是立足于阶级偏见还是铁的证据？
“无线电制导的火箭，接近音速的飞机，潜舰，可以自动跟踪目标的鱼雷，原弹以及化学战的可怕前景，为这场战争画上了终止符，”斯佩尔接着说，“在五到十年内，这种战争将有可能以不可思议的精确度发射洲际火箭。通过原分裂，一枚或许由十个人操纵的火箭可以在瞬息之间将纽约城的百万人口化为灰烬……一场新的大规模战争将以人类化与明的毁灭而告终。这就是这场审判必须有助于防止未来的这类战争的原因所在……一个坚信未来的民族将永不会毁灭。愿上帝保佑德国，保佑西方的化。”
全场鸦雀无声。尼夫意识到，观众倾听斯佩尔的讲话，不是把他作为一个乞求饶命的人，而是作为一个有金玉良言要告诉他们的人，一个陷入罪恶渊我而得以赎罪的有远见卓识的人。他们听到了想要听的，甚至听到更多：希特勒将为后人所鄙视，民主必将战胜暴政，地球上的生命已经变得更加危险。注意吸取这一有历史意义的法庭的教训，就可以使人类从原时代自杀性侵略拯救出来。从此，斯佩尔将可能以其作为人类一员的情感，而非作为纳粹分犯下的罪行而为世人所记住。尼夫注意到，斯佩尔只字未提他本人或他的罪行。
汉斯-弗里奇结束了被告们的陈述。劳伦斯爵士宣布休庭。听取了十四个证人证词的最后一个证词，四千多份件的最后一份件列为证据。被告们下次鱼贯而入OO号房间时，将会了解到他们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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