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举着家什“噢噢”地喊着，狍子没命地在黄豆地里冲撞着，奔回沙地，消失在柳条丛中。
这富饶的河湾儿一到冬天，就沉寂得让人有些害怕。
放羊的放马的放牛的不必说，他们不喜欢挤在一起住。
庄稼汉们也不愿意房挨房院挨院地住在一起。
人们的住房非常的简陋，不少人家住在“蹦蹦”或马架子里。
“蹦蹦”是有柳条或树枝编成的，再糊上泥巴，很像是蒙古包或者就是一种仿制的蒙古包，汉化了的蒙古包，顶子也是圆形的，如同给一个泥巴筒子又扣上了一口泥巴锅。
“马架子”比“蹦蹦”又进了一步。
这种房子的房框子是长方形的，用垡子砌成，房顶就像扣了半个圆筒子，也用檩子和柳条子编成的笆。
其实，如果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的话，这马架子算是只有一个房间的小屋，顶多在锅台和火炕之间再砌起半截儿的界墙，也就是一两尺高，叫做“混”台子。
关于这个“混”台子的“混”，费目查了好几本字典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字，只好取其音来“混”个数儿了。
费目感觉，这应当是一种有历史特点的建筑，有它和没它大不一样。
没有它，大人或孩子睡觉时，一打挺就可能轱辘到锅里去，那可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儿。
至此，费目也为一种现象找到了答案，那就是在父亲费凡那一代人中，有不少人在小的时候就被烫坏过，有的被烫坏了肚皮，有的被烫坏了屁股。
最不能烫坏的就是脸面了，如果烫坏了，就等于毁容，别说说不上媳妇儿，打一辈子光棍儿了，就连头也是抬不起来了的。
还有一种住房形式就是“地窨子”了。
它们大多建在老哈河的旧河床边，就着河坎子向里向下一挖，上面用泥巴垛一块儿，这就成“地窨子”了。
“地窨子”跟黄土高原上的窑洞是不一样的，窑洞是开在山壁上，是在地上；“地窨子”的大部分是在地下。
这三种住宅形式之后，老哈河沿岸才有了“干打垒”，也就“板打墙”的筑屋方法。
这种方法同样的简单，把两块长木板支起来，再夹住，支棍比墙体宽向略长些，当中填土夯实，一板接一板地夯起来。
这在白音套河民居建筑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可能是跟东北人学来的吧。
它使人们从地下走向地上，从低矮的“蹦蹦”、马架子走向相对高大宽敞的两间、三间房。
这种板打墙的房子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
其实，这种房子就是费目在前面提到的那种“车轱辘圆”吧！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费凡从学校跑回家后，就干过板打墙的活计。
他的任务是抡“鸡蛋滚子”把土夯实。
小村物件：“鸡蛋滚子”就是用大青石打成的一个大石头蛋子，形似鸡蛋，但比鸡蛋重很多，最重的有四五十斤。石匠们会特意在它的两极打出两个小洞洞，以方便用手抠起，高高举起，再使劲儿地砸下，将土劣实，这可是一种重体力活儿。
当现在的人们住在宽敞明亮的砖瓦房子里，当今天的人们看着雪白的墙壁和用这个板那个板装饰的屋顶时，还有那些枝式的或吸顶式的照明灯时，是否还能够想到这也是一个历史的大进步呢？谁还会想到就在半个世纪前，在“富饶的河湾子”，那些大一点儿的房子也是跷着手就能够到房檐的，小一点儿房子竟然可以到房顶上去撒撒欢儿！
如果说半个世纪前，那些马架子、地窨子、“蹦蹦”是一种中原农耕文化和北方游牧民族的游牧文化与当地自然条件相结合的产物，那么今天从那白色的有线电视天线以及各户那宽敞的门窗，以及从那门窗中所透出的一切，都告诉人们这“富饶的河湾子”的确已经步入了现代社会，享受着现代社会的文明与文化。
那一年，费凡跟老伴儿胡芳曾经回到过别了十几年的家乡。
坐在颠簸的班车上，转过那座水库，进入百里穿沙公路，费凡感觉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欣慰。
穿沙公路两旁的沙蒿子与红柳、黄柳又连成一片，重新将黄沙盖住。
道路通了，煤运进来了，煤气也运进来了，路两边的稻草垛子发黑了。
这一切都在告诉费凡和胡芳，河湾里解决了烧柴问题，也就是解决了能源问题，人们不再向沙漠扫荡那些红柳、黄柳做烧柴了。
人们已经意识到科尔沁沙地的治理与自己的生存是多么的息息相关。
“那个年月，真的不要再来了，它不但把人毁了，也把自然毁了。”
说到这里，费凡看了费目一眼，叹息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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