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一年春天，一个比马大还“抠”的村民把省下来的三斤白面藏了起来，藏在了房子笆条上挂着的一只装羊毛的筐里。
过年了，拿出来想吃顿饺子时，那面都被捂坏了，和面时都不禁手了。
生产队的保管员管着粮仓的钥匙，分粮时要一称盘一称盘地将粮食分进社员的口袋里。
一次，费凡的母亲也就是费目的奶奶去领粮，结果倒提着口袋回来了，沮丧的样子别提有多难看了。
“这回分粮食没咱们家的，这可咋整呀！”
费凡从母亲手中扯过口袋就奔向保管员的家，跟他说了许多阿谀奉承的话，有些话还带着点儿威胁的味道。
“兔子急了还咬棵草呀。”
保管员听完了这话，欠了欠身子，好歹还是给了三十斤的棒子。
费凡凯旋而归，母亲一把将粮食口袋抱过去，转身就奔了碾道（磨房），她还要把这棒子碾成碎面，家里的几张嘴还在等着填肚子呀。
为了这口吃的，甭说当时的社员到处求借到处讨要，就是生产队长也费尽心机。
每年秋天，刚扬完场，胡队长先把大部分社员打发回家，只留下几个“嘴巴严实的”。
胡队长让留下的那几个人从扬好的粮食堆上每人都装上几袋子好棒子，倒进秕子堆里，再用铁锨摊匀了。
这种做法在当时叫“瞒产私分”，许多生产队长都这么干。
队长们知道讨借粮食的艰难，更知道挨饿的滋味。
魏民书记在每年秋年打完场之后都要进行一次突击检查，检查人员用木锨把每个生产队的每一个秕子堆翻开，查看究竟掺没掺好粮食。
发现掺了好粮食，那这个队长可就遭殃了，轻者被“一撸到底”，重者要交社员开大会批斗。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吃饭还是一件难事儿。
那一年，费凡娶了胡芳。
那一年，费目快出生了。
费凡为给胡芳增加点儿营养，使出浑身解数，托亲戚朋友从粮站弄到了二十来斤左右的小米，小心翼翼地装在一个茶叶箱子里。
一天，马红学带着几个民兵，在大队革委会主任的带领下，闯进了费凡和胡芳的家里。
“我们要搜查！”
简单的一句话，翻箱倒柜地搜了起来，最后只搜出了那点儿小米。
“现在贫下中农连吃的都没有，你们这样的地主家庭还存了这么多小米，想干什么？这可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吧！”
马红学用手指扒拉着那黄澄澄的颗粒，龇着牙，说。
费凡只好又找来亲戚朋友说些小话，总算是保住了那点儿小米。
在费凡的记忆里，从上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就没吃过饱饭，年年都因为吃饭犯愁，年年粮食都紧巴。
人吃的都不够，更不可能有一粒粮食去喂猪。
那时，村村都有猪倌儿，好的野菜、细一点儿的糠得要给人吃，猪们自然捞不到。
猪倌儿的任务就是把猪群赶到野外去拱食草根。
杀年猪，一失手没把猪摁倒，跑出院子，得骑着马满大街去追，甚至是撵到村外。
这事儿在前面的“胡一刀”的那一节里提到过。
猪能杀一称肉，也就是一百来斤，就会受到全村人的啧啧称奇。
杀完猪，退净毛，在猪背上拉一刀，把手指横着一量，三指膘子是最好的。
“难为了那些农家妇女们，那个年代，喂口猎真的不容易。不过，有一个妇女是例外，吃穿不愁的，她就是‘马寡妇’！”
到此，费目对费凡的采访就先告一段落，以后再找机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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