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苗族银饰中独特的迁徙文化。
苗族的银饰虽然出现较晚，但由于苗族口传文化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漫长的迁徙和征战的历程在已经定居多年的苗族生活中依然刻下不可磨灭的烙印，他们依然铭记着祖先迁徙和征战的千难万险，回忆着迁徙途中的风物，崇拜着祖先的勇敢顽强。
所以，他们银饰上对苗族长期的征战、迁徙历程、迁徙文化多有反映。比如在台江和雷山丹江和的银花头围上，都有武士执刀棍骑马奔驰的造型。施洞妇女佩戴的一种制作精细的银马围帕，中间是珠宝嵌镜面，左右两边各7名剽悍的男子头挽高髻手执兵器立于马背之上，相向而驰，造型生动。
这都是先祖们驰骋疆场不断西迁的征战场面，表现了施洞人对先祖的缅怀纪念。施洞苗族妇女的衣背饰物－银衣片上，也有男子骑马的纹样。卢山还有一种兵器银吊饰，将各种刀、剑、挖耳勺等挂在妇女的腰间，这都是当年征战迁徙的印痕。另外，狮子这种猛兽和牡丹花卉在贵州苗族地区从未有过，但台江、施洞一代的妇女胸饰挂牌、镂刻有狮子和牡丹花的银衣片，刻有牡丹狮纹的银手镯、小孩银帽，花溪一带未婚女子佩戴的银锁胸饰，黎平的双龙双狮银饰吊牌……
都离不了狮子，银饰中也常有牡丹花纹，这可以看作是苗族先民在中原地区生活，并吸纳了汉文化因子的写照。鱼是苗族东方江边、海边生活中一种不可或缺的食品。鱼除了多子的生殖崇拜含义之外，《苗放古歌》中唱道：“榜生下来要吃鱼……鱼儿多着呢！穿枋般大的鲤鱼。在这儿得鱼给她吃，榜略好欢喜。”苗族迁徙到西部山区以后，不仅在水田里养鱼延续了在东方吃鱼的习惯，而且在银饰上有充分的反映，鱼是苗族从头到脚各种银饰少不了的纹样和造型。
苗族银饰中还有一种独特的饰物是响铃，不论是项圈还是挂牌、吊牌、围腰吊饰，都常常佩有响铃，这也是一种迁徙的遗风。在响铃声中，人们走过了一道道山水，前呼手应，永不失散。
4．苗族银饰中可以透视出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最为缺乏的平等观念。
苗族银饰产生于明代以后的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明、清时代人们的衣着首饰都是有一定等级规则的。这从明朝末年的重要画家陈洪绶的《夔龙补衮图》中可以看出。画面共三个仕女，前面一个年事稍大的是穿着华丽的贵妇，另外两上年龄幼小，为宫女身份。
贵妇的发髻之上还插有簪钗头饰，宫女的据打扮则一眼可见出差别。至了清朝，宫廷中上至皇太后，下至贵妇的正式官样服装的具体规定和配套的各种珠宝饰物，在《大清会典》图卷和《大清通礼》卷中都有记载，任何人不得逾越。但同样生活在明、清时代的苗族，在银饰的佩戴上却与服饰一样，无等级区分的。
不论你是寨老，理老，土司、鼓藏头及其家属还是普通百姓，只要在一个社区生活，人人都可穿着佩戴一样的银饰。比如前文提到的黄平苗族姑娘出嫁时的盛装头饰，极其雍容华贵，但它却并非贵妇人的专有，那一带的苗家姑娘出嫁时都可佩戴。西江苗族姑娘出嫁时必须佩戴银角，如果家里没有，可以去向亲朋借用，人们都乐于相借。这也体现了古代苗族社会传承下来的原始平等的民族精神。
5．苗族银饰具有一种展示性。
汉族的首饰只是一种点缀，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愈更简化。大多数妇女在现代日常生活中已经不再佩戴首饰，更少佩戴银饰。而苗族在过节或婚嫁等人生的重要时刻，都要把银饰佩戴起来盛装相配，而且是以多为美。苗族民谚说：“无银无花，不成姑娘。”有些人家在女儿年幼的时候就开始为她逐年打造银饰，一年积一点，存放在专门的木箱里珍藏。等女儿长到十多岁了，在盛大节日和出嫁的喜日，姑娘就会装扮起来，向同胞们展示。
西江苗族要在全套银饰备齐之后，才能制作银角，而在节日期间有无银角展示，则能折射出姑娘的社会地位，没有佩戴银角的姑娘，跳芦笙舞时只能排在佩戴银角者的后面。雷山丹江的苗族银花头围，要使佩戴者的整个额头都有银花环绕。施洞姑娘的一种藤形银饰圈常常戴得把嘴都遮掩了，耳环也挂三四只的，最重的一只就有4两。
一件镂空的银衣由44枚银片缝缀在衣裳的前身后背。黄平的一副银凤冠重达2公斤多。从江西山的一副13件银排圈将近2公斤重。好些地方苗族女子全身的盛装银饰加起来有二三百两重。这是一种美的展示、力量的展示、财富的展示。这种展示导致了银饰艺术的交流，使得苗族的艺术审美能力不断提高，从而促进银饰艺术的不断繁荣。
6．苗族银饰特别注重与服饰的搭配。
节日里和人生重大喜庆日子里着盛装服饰，并搭配全套盛装银饰，有一种珠联璧合的效果，更显得雍容华贵，烘托了欢快热烈的节日喜庆气氛。日常生活中着便装服饰搭配便装银饰，这样方便、简洁、大方，便于日常劳作。
西江和丹江的苗族便装，头饰只用一支焊有四粒小银珠的银簪，既作装饰也作固定发髻用。只要梳苗族发髻的以上两地女子，都必用这种银髻。还有围腰牌和围腰链，都不仅有装饰作用，还用于固定围腰。耳柱过去也配便装，但现在日常佩戴耳柱的年轻女子比较少。在农业生产相对发达的施洞地区还有次盛装，于一些礼仪场合穿着，并搭配相应的银饰，这样既庄重得体，又方便行动。
另外，在银饰自身的图案搭配上，一般讲究对称。例如背部银衣的银片，各种动物图样都是一边一只，小孩银帽上的神像，也是左右对称的。但在发簪上，也常常有不对称的造型出现，这种不对称使银饰显得更加灵动、更加呈现出生命的自然状态。
以上仅对苗族银饰作了大致的介绍，不同的苗族分支银饰的样式又各有不同。苗族历史悠久，族源可上溯到黄帝时期。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苗族自北而南，辗转迁徒，形成众多分支，在清代即有"百苗"之称。
苗族摄影师吴仕忠先生二十年来足迹遍历苗疆，拍摄到的各类苗族服饰多达一百七十余种。这一数字还不包括同一分支苗族的男装、妇装、童装、盛装、便装等。苗族俗以服饰作为分支依据，以不同服饰不开亲作为氏族内婚制的范围界定。服饰不同，银饰也有差异。即使是同一分支内，银饰的款式亦有不同，纹样更是千差万别。
费孝通在论述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时说:"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灭，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去你来，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一体。
银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历史上曾被许多民族青踩，成为多元文化交流的载体之一。在这一载体中，融合有来自南方少数民族的"耳档"，起源于北方少数民族的"跳脱"，以及从古代饰物中沿袭而来的"步摇"、"五兵佩"和中国传统的龙、凤、鳞纹样等等。进入苗族社会的银饰决不单纯表现为某个民族专有的艺术形态，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混合体。
应该看到，在明代以后的数百年里，苗族银饰经历了一个为服从民族审美定势需要，而演绎、组合、变异的民族化过程。其一，所有的银饰原有品种在苗族审美标准的取舍下，有的根本末被接纳，有的引入后即被淘汰，有的屡经改造而面目全非，当然，也有的基本上保留了原有特征。
其实，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加深认识和理解的过程。其二，苗族银饰的民族化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创新的过程。毋庸置疑，人类的需要是艺术创作的第一源泉，群体的审美观念是艺术创造的规范。
苗族银饰的创新正是遵循这一逻辑而发生、发展的。由于对银饰的需求，苗族对服装的审美意识逐渐同实用意识分离开来，由物质需要的依存关系衍化成审美的主客体关系。由于群体审美观念的规范，在艺术创新的过程中，苗族银饰逐渐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民族个性。
影响和规定苗族银饰造型的审美观点很多，那么，其中最根本的是什么呢?苗族从古至今都有"以钱为饰"的习俗，史料也显示，"钱"饰与银饰是同时步入苗族服饰领域的。
这种通过"以饯为饰"所流露出来的夸富心态，对于苗族银饰的审美价值取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形成了苗族银饰最基本的三大艺术特征，即以大为美，以重为美，以多为美。
苗族银饰以大为美的艺术特征是不言而喻的，苗族大银角几乎为佩戴者身高的一半便是令人信服的例证。堆大为山，呈现出巍峨之美;水大为海，呈现出浩渺之美。苗族银饰以大为美的独特见识，用美学的观点来看是很有道理的。再看以重为美，贵州施洞苗族妇女自幼穿耳后，即用渐次加粗的圆棍扩大穿孔，以确保能戴上流行当地的圆轮形耳环，利用耳环的重量拉长耳垂。有些妇女因耳环过重，耳垂被拉豁。当地耳环单只最重达200克。
黎平苗族妇女的篓花银排圈讲究愈重愈好，重者逾八斤。苗族银饰上呈现出的"多"的艺术特征，也是十分惊人的。很多苗族地区佩戴银饰讲究以多为美的。耳环挂三四只，叠至垂肩;项圈戴三四件，没颈掩额;腑饰、腰饰倾其所有，悉数佩戴。特别是清水江流域的银衣，组合部件即有数百之多，重叠繁复，呈现出一种繁缚之美。
这种炫耀意识的物化在其他民族也不难见到。傣族男子的纹身习俗讲究纹身部位愈宽、图案愈复杂愈美;求偶期的哈尼族少女浑身上下戴着密密的珠饰、贝饰;青海牧区藏族妇女的"加龙"背饰充分体现了追求大和多的审美原则;德昂族的腰箍多达三四十圈，可谓追求饰品数量的典型。足见追求繁缚的以多为美，不止苗族一家。
值得一提的是，从贵州省博物馆所藏不同时期的银饰比较情况看，苗族银饰追求大、重、多的脚步始终没有停止。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苗族银饰的发展速度更为空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苗族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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