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人给出的理由是张献忠爱好西学，爱好西方天文，要留着他们制造天文仪器之类。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第237页说“献忠初得成都，人心归之。盖献忠才具性情实有过人之处。其为人公正，慷慨聪明，练达、爱好学术”
这些话半真半假，说初得成都，人心归之，当有真实成分，爱好学术云云则纯属不经之谈、
这可以和《圣教入川记》第22页中的“献忠询问二司铎教内事件，并询西学，问算学之事甚多。献忠闻之，随同左右辩论，颇有心得。其智识宏深，决断过人，二司铎亦暗暗称奇。献忠天姿英敏，知足多谋，其才足以治国。然有神经病，残害生灵，不足以为人主。”对照
这些记载纯属为圆谎而编造的荒诞呓语。所谓张献忠爱好学术，张献忠爱好西方算学、天文云云，真是天花乱坠。
不顾及张献忠压根就是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一个粗俗至极的**恶棍杀人犯而已！
爱好西学，尤其喜欢算学，还可以就这些话题同左右辩论，还“颇有心得”，真是可以让人笑掉大牙。
安文思小心翼翼迎合其满清主子的欢心，伪造历史，编造了许多类似性质荒诞不经，自相矛盾的故事，也并未给他来好运。
根据《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的安文思传“一六六二年文思受鞠讯，受夹棍二次，拟绞。辅政大臣等释不问，盖欲为一网打尽之计也、(利类思撰《安文思传》。)”
“自是以后，文思遂不复能尽其传教之职，而执工匠之业，为幼帝康熙制造器物，盖欲以此博帝欢，俾能继续传教也”
其受尽满清虐待酷刑，仍旧如小丑一般，作工匠“以此博帝欢”，则其伪造历史“以此博帝欢”，当然更不在话下。
其最后身死，也和所受满清酷刑有关“文思弃世前三年，两足夹棍伤发，痛甚，继之以肿，夜不成眠，如是者三年，终于一六七七年五月六日殁。”[5]
安文思徒然献媚，仍落得如此下场，亦可怜可笑至极。
另外卫匡国的《鞑靼战记》的诡异态度也能说明这批传教士的问题。他对发生在眼皮底下的浙江、福建多处大屠杀如金华大屠杀，建宁大屠杀，完全以一种冷漠甚至幸灾乐祸的残酷态度加以叙述，对满清毫无谴责之意。
比如叙述金华大屠杀的时候说“守将英明指挥，作战勇敢，使鞑靼人伤亡惨重，被迫远离城池扎营。后来鞑靼人从省城运来大炮，轰开城墙许多缺口，快要倒塌，由此进入城内。他们满怀仇恨烧杀掳掠。城守在府宅里用一桶火药炸死自己和全家，以免他和家属落入敌手”
这个被卫匡国以如此冷漠态度描写的金华城守，就是前面几段还说“他是我的好友”的朱大典。
而且前面他写自己居住在温州温溪地方清军破城的时候，卫匡国还无耻至极的欣然剃发，“他问我愿意不愿意改换我的中国服装，剃掉我的头发，我欣然同意。于是他让我当场剃光头。我对他说光头不宜着中国装，他脱下自己的靴子让我穿上，把他的鞑靼帽子戴在我的头上”。
而与此同时温溪居民正在被满清兽兵疯狂屠杀，这个卫匡国在字里行间还恬不知耻，洋洋自得卖弄自己保命成功的策略。
至于卫匡国对建宁大屠杀的描绘更显卑劣冷漠了，他说“（清军）让挑夫把大炮抗在肩上，输运过山，将城池摧毁，进行屠城；我的友人函告我，死者计有三万人；鞑靼人对此仍不满足，再纵火焚烧，把全城化作灰烬；这样基督徒为礼拜上帝修建的庄严教堂，也被吞噬的火焰毁灭；但在教堂工作的教士却奇迹般的逃了出来。犹如命运将人们从索多姆（《圣经》中的罪恶之城）救出。索多姆一名很适用这个城，因为他犯下了叛逆罪。”
言下之意满清屠城是应该的，其心态卑鄙残忍，已经让人无法用言语来表达。他当时就在福建、浙江等地流窜，可以说这些地方满清屠杀罪行是他亲眼目睹的，可是这个卑鄙之徒眼里，只要能传教，杀再多的中国人，都无所谓。
在这些传教士看来，野蛮的鞑靼人上台之后，只会对他们传播宗教更为有利。毕竟文明水平降得越低，越可以让他们得逞。而明朝知识分子追根究底的理性辩论，早就让他们穷于应付，焦头烂额了。
卫匡国对远在天边，毫无接触和了解的张献忠，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破口大骂张献忠是“天生怪物”“该死的家伙”“恐怖野兽，而不是人类”“批着人皮的魔鬼”。
放着他亲眼目睹的满清**不去谴责，却对一个遥远的只是传闻里听说的人如此狂骂，这种诡异的表现只能说是另有玄机。
从卫匡国身上，我们可以看清楚这些西方传教士的卑劣心态。他们被清军所俘虏，他们为保命，丑态百出，极尽阿谀讨好之能事。他们为了讨得清廷主子的欢心，对其狂暴屠杀轻描淡写，甚至觉得理所应当。
在满清主子的授意之下，他们肆意编造篡改历史，以便为传教扫平道路。当然最根本的目的是，他们既然要在满清统治者的翼护下传教，就当然要千方百计淡化满清的兽行，而竭尽全力丑化满清的对立面，否则岂非让他们自己成为同流合污的恶魔了？
总之，满政权在四川被屠杀光一事上，可谓撒下了天罗地网，绞尽脑汁动用一切可能手段粉饰掩盖自己的罪行，把这当作国家工程来进行。
在百多年的**配合下，从里到外，从下到上，对所有可能的相关史料都进行系统篡改。为害怕自己的兽行暴露于世，甚至对被他们俘虏的传教士，都威胁利诱，唆使他们写篡改历史的著作。由于当时在华传教士颇多，所以完全可以利用这些传教士不择手段达成传教目的之心理，以及通过不同传教士之间互相监督控制来达成这种目的。
对各种关于张献忠屠川的史料辨析就到这里，下面说事实本身。
张献忠四川初期统治还是相当宽松的，连对明朝乡宦官绅的管制都很宽纵，以至于让他们有机会联络串通，攻取地方，这从前面引用的材料也可以看出。即攻破城池，也绝非如满清一般，动辄屠城。
而清廷奴才伪造的历史里面，则从一开始就胡编乱造，无限夸大，连篇谎言。
如谈迁国榷中引用《四川按察使佥事张一甲奏》[6]，保存了一份宝贵的原始资料。张一甲给当时的南明政府报告说六月二十一日张献忠攻破重庆，杀死官绅，另外兵民砍一手者万计。
但到了一些清人著作中，就变成了张献忠尽屠其城，幸存者全部砍手（如欧阳直的《蜀乱》），有的则说城内被张献忠屠杀数百万，砍手的有三十万人。
南明官员的奏本，自然最为可靠。由此也可见清人关于张献忠的记载，基本都是任意夸大，诞妄不经，无一可信者。。
张献忠也确实屠杀平民，但那是在顺治二年末到顺治三年之间。主要是四川百姓得知南明政府成立，各地群起擒杀张献忠委派官吏之后。
其屠杀范围，主要在成都和成都周边地区。其规模也远没有满清奴才渲染得那大。
成都杀掉的人，据《利类思传》所说为四万人“是以命所部将卒尽杀成都城内居民，不分男女老幼贵贱，四万余人尽死。”（见《在华耶稣会士列传》第238页）
这也是谎话未圆，前后自相矛盾之处。若是全城尽屠，则当时之成都绝不止四万人也，四万人的话比福建一个县的人口还少了。
另据《五马先生纪年》的一段记录，则当时有配偶之人以及年轻男女是有活命之机会的。
“又问曰：‘你有婆姨否?’余应之以无。余竟无可告，并无一毫望生之念矣。彼又恋恋不忍去，低头不语，若有所思。忽抬头一看，即大呼日;‘垣梁虎!’.虎至，其人身材魁梧，面貌雄伟，是兵中之压班者也。指余而言日:‘这位好朋友，我欲带他到营中，老爷不许夹带生入。是有婆姨双双的还肯留，单身的恐怕逃走，断不留矣。他又无婆姨。’虎回言，即叫兵丁三、四人去扯一个婆姨来。少顷，扯一人至，彼以年貌不相若，将三、四兵丁大骂大嚷:‘你看如此聪俊小汉，将此婆姨配他，老爷肯信么?倘若不信，连我们都不好了。再去!’果然又拉〔扯〕一人至，此二人俱言‘好，好。’只是捉此妇兵拚死不肯丢手，口言:‘我捉的人，你怎么抢夺我的?’二人遂将为我之言，细细与之说了一遍，不听。又说:‘我等与你俱有阴德。’越不听。又言:‘将一妇人与你掉换。’亦不听。于是，动垣梁虎之怒，大喝将此妇之绳抹了，将此兵锁住。推的推，扯的扯，驱之而去，竞不复来。此二人将此叮咛嘱咐，命此妇认余为夫，又与说其所以。问余是甚么年生?余应之日‘丙寅年生。’随问(向)此妇:‘你说是丁卯年。若差一字，即时就杀了。’遂将余锁一头锁伊，安值(置)停妥，余又以为生矣。二人俱去，许久不见一人来，余又以为之疑惧。”[7]
还有张献忠屠杀乡村山野之人的说法，但此类说法皆属夸大，当时张献忠杀戮最多者不过是成都周边地区，其在川造成的人口死亡数字最夸张也不会超过一百万（任乃强在1947年写的《张献忠屠蜀辨》中的估计是五十万人）。
另一点也能说明问题，众多历史记载都表明张献忠死后，他的几个亲信义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人率领的大西军余部，军纪极好。（这些记载之所以能存留，也在于满清重点是抹黑张献忠在四川时期，其他方面则相对疏漏）
这方面顾诚在《南明史》中就引用了大量史料，如大西军在1647年逃亡的过程中，进入遵义，“秋毫无犯”（九峰居士编辑《粤滇纪略》卷二《孙可望陷重庆》）；进入贵州，“所过民皆安堵”(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十七)；在云南“孙可望等立法甚严，兵民相安。”（《明末滇南纪略》卷四《政图治安》。）
后来出云南到四川、广西、湖广抗清，无论刘文秀、孙可望，还是李定国，其率领的明军军纪之好，绝不扰民，更是让百姓赞不绝口，史不绝书。
“定国智勇冠其曹，且严纪律，民皆安之。或传定国兵当以夜至，比晓则已过尽矣。(也即军队经过地方，夜不宿民房，听说晚上要来，结果早晨起来一看，军队已经过去了，百姓连察觉都没有。)”（陈聂恒《边州闻见录》卷十《李定国》条。)
（李定国）“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所至人争归之。”。（张怡《闻续笔》卷二。）
“是时，南府出川，嘉定袁、武二贼出走。余亦至彼讨令谕安家。南府者姓刘名文秀，张献忠余党也。反邪归正，不杀人，与孙可望等自立为平东、安西、抚南、定北四帅，以扶明为名，共事永历帝。”（《五马先生纪年》）
“刘文秀之入蜀也，善抚恤军士。蜀人闻大军至，多响应。于是，重庆、叙州诸府县次第皆复。”（黄宗羲《永历纪年》。）”
孙可望、李定国等人的军纪之好甚至是连清人奴才都承认的事实：“壬辰（1652，顺治九年），可望略湖南，……其行兵有五要：一不杀人，二不放火，三不**，四不宰耕牛，五不抢财货。有一于此，军法无赦。……楚人曰：孙、李二将有五伯之假仁假义、王莽之谦恭下士。而永历之为君，远过乎刘禅，近胜于弘光”（丁大任《永历纪事》，）
顾诚认为这是改变政策的结果，这当然是正确的。
但改变政策仅仅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即便在张献忠时期，有过滥杀平民的命令，但其杀戮的规模也绝不可能太大，否则后面孙可望等人再改变政策，也不可能出现上述秋毫无犯，民皆安堵的记载。
道理很简单，如果士兵已经把滥杀平民当成习以为常之事，人人都如野兽一样毫无同情恻隐之心，整日以杀人为事，那么这种残暴就会变成一种根深蒂固的心理习惯，人的心性都会变得和**一样，一日不杀人恐怕就会手痒了。
暴力血腥就和毒品一样会上瘾，这已经被无数的犯罪心理学家研究并证明，当一群人已经把杀人当成家常便饭，要使他们突然改性，这决不是一纸命令能够做到的，一批从来就是冷酷无情，杀人如麻的人，怎么可能突然就变成仁义之师？满清兽军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尤其是张献忠死后，大西军余部全线溃败，在朝不保夕的逃亡过程中，士气沮丧，前途渺茫，悲观失望乃至绝望是必然的事情。
这种情况下，已经习惯成天杀人的士兵，只会把愤怒郁闷加倍的发泄到沿途百姓之上。结果现在反而会严守军纪，”所过民皆安堵”，这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就假设李定国、刘文秀、孙可望这些人转了性子，严令约束好了。但问题是在逃亡的时候，这种约束究竟有多大的效力？将领恐怕讨好士兵还来不及，否则稍不如意，激起哗变，或者溃散，那只能更彻底完蛋。
所以说将领从上而下改变政策仅仅是一方面，更重要的一点对大西军的官兵来说，他们并没有如清廷奴才污蔑的那样在张献忠时期成日杀人，乃至把四川大部分人杀光云云。
张献忠个人自私残暴的政策下，对局部地区有过滥杀行为应当是事实，但其持续的时间和范围都有限，远不能和把杀人当成习惯的满清兽军相比。
正因为如此，大部分官兵还是良心未泯，还是保持了正常人应有的同情心宽容心。所以当孙可望等人改变政策的时候，虽然处在逃亡之中，其命令依旧很容易被士兵们执行下去。而后来在云南休整之后，联明抗清，更是成为军纪最严明，最爱护百姓的军队。
Copyright 2021宝石小说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