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安德勒斯上校星期一下午从卢森堡回来，发现第三军团的行划手约翰-C-伍兹士官长在办公室等候着他。这名士官长是干这一行当才来到此处，同时也是作为执行绞刑的见证人。当需要自愿者时，伍兹自愿效劳，并说出他的职业。这个大腹便使，脸色红润的四十三岁的人不管在哪儿工作，都使人产生出某种敬畏之感。这就使此人显出一种让安德勒斯上校觉得很不顺心的粗俗的自信。伍兹说他得到通知，要他在10月16日星期三执行这一任务。安德勒斯回答道，是这样。四方调查委员会此时正在开会，以确定行刑的确切时间以及尸体和个人财物的处理。
安德勒斯提醒伍兹注意，保密是至关重要的。他们不想惹得德国人大惊小怪――示威游行、试图逃跑或者叛乱。伍兹解释说，他已在夜里躲过守在城里进行监视的新闻记者，从兰茨贝格按后路，趁人不察，设法将他的一伙人和设备运进城。他的人现正在纽伦堡军事区的总部待命。在他的五人行刑队里有两个小伙，伍兹说，他们从未吊死过人，但他一直对他们进行了三个星期的严格训练。
安德勒斯打开书桌抽屉，递给历兹一张纸，那是十一名死刑犯的身高，体重表。伍兹曾听说，戈林魁梧凶悍；但他注意到，该犯的体重已从被捕时的二百十二磅降到了一百八十磅。安德勒斯说，今晚将在操场旁边的临时体育馆里举行一场篮球赛，这是溜进操场的最佳时间。比赛的喧闹声有助于掩盖伍兹他们的到来。
那天晚上8点钟左右，犯人们听到离牢区很远的另一头一阵骚动。消息很快传来，安德勒斯上校下令进行一次出其不意的检查，他要把每个牢房都来个里外大翻转。戈林只得把那个小“容器”从马桶里取出来。在检查期间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暂时隐藏它，那就是他的直肠里。约翰--韦斯特少尉来到五号车房，他翻遍了戈林的个人财物箱，检查了桌底面、窗台，还有抽水马桶。他看了床底，掀起床垫，把它提到走廊里使劲科，检查一番，没发现破绽，就把它放回小床上。戈林一直等到熄灯。他一上床，就可以取出弹壳，把床垫撕开一条缝，再把小弹壳塞进床垫缝里。
体育馆里很脏，空气污浊，天花板太矮，无法在罚球线外来个立停跳投。“小伙们，继续打，打完这场比赛。”一位陌生的士官长一边站在门口，抱着双臂看球赛，一边拉长了声调慢吞吞地说道。伍兹估量体育馆大概有八十英尺长，三十英尺宽，有足够作为他需要的场地。他转身离开了体育馆。几分钟后，打球的美国兵们听到汽车在体育馆旁的停车声。他们继续打球，球猛击在木地板上发出的有节奏的砰砰声，与之对应的是他们的叫喊声。伍兹及其助手们留在他们的卡车旁，抽着烟，一直等到球员们走进监狱地下室冲澡。在最后一个队员走得看不见时，伍兹才发出信号，他的人便放下汽车尾板。
住在第三层的威利-克鲁格午夜后被一阵敲打声和说话声惊醒，但很快就又进入了梦乡。与斯佩尔一样，弗鲁克医生也听到了这些声音，斯佩尔猜测着，觉得一股寒气直冲脊背。
当伍兹的下属组装可移动的设备时，他就用手检查绳索，打上蜡，扭曲着它们直到他对其伸缩性感到满意时为止。他本应先用重物试一试，但在监狱里找不到任何重东西。他开始编织绳套。到他完成时，敲打声也停止了。
他打量着他部下的手工，颇为满意。三个漆成黑色，八英尺高的绞架立在体育馆央，走到每个绞架前有十三级木台阶。台阶顶端的平台下面，前边的三面是木制的，一块黑布帘挡住了后端。伍兹登上第一个统架，扭动自己的身躯，试其稳固程度。一个金属钩从横杆上吊下来，伍兹把绳套系在钩上，一个杠杆从地板上突兀出来。伍兹用劲一拉，随着一声金属刺耳的噪音，活门打开了。他给杠杆涌上了一滴油。他对每个绞台都重复了同样的动作。
还剩下一件事。他的部下把体育馆一头的黑布帘拉直，布帘后放着棺材，并从卡车上取下担架。到他们完成这一切时，黎明的曙光正驱散夜晚的黑暗。他们全都挤上汽车，驶出了监狱的院。马达的轰鸣声再次惊醒了克鲁格。这回他决定起床。
10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正如他们在固定的周而复始的生活度过的其他日一样。克鲁格收集洗脸盆，犯人们打扫自己的牢房，早餐是燕麦粥和咖啡。罗森堡希望他的抱怨能引起安德勒斯上校的注意。夜里越来越冷了，如果他把双手放在毛毯外面，他根本就不能入睡。尽管表面上平静，他们仍不断地问克鲁格，今天是不是就是行刑日？
战俘理发师跟平常一样先来到戈林的牢房。押送的看守交给他一个刀片，理发师把它装在戈林的剃刀架里。押送兵和牢房看守兴致勃勃地聊起棒球。戈林推断，那天晚上的比赛发生了重要的事。理发师离开时，戈林问他，行刑是否就在今日？
牢房的门猛地被打开，让犯人出来做早操――绕着走廊轻快地散几圈步。看守和囚犯的枷锁铐在一起。犯人一旦又给关起来，图书管理员奥托-施特伦就扮演起另一角色：监狱邮差。施特赖歇尔收到了一封信，里宾特洛南五封，约德尔七封，弗兰克封。绍克尔一封也没有。弗兰克带着孩般的热切心情问他今天早晨是不是获胜者。有好几个人问施特伦今天是否是行刑日。
在法庭出示那些令人毛骨依然的证据的日里，一股羞耻的气息时时刻刻充斥着牢区。但在法庭作出使犯人们又满怀希望的决定那天，昔日那种盛气凌人的傲气又弥漫在走廊里。今天，C牢区气氛十分紧张。
里宾特洛甫向军医罗斯卡尉抱怨说，他患有失眠症。罗斯卡提醒他说，弗鲁克医生那天晚上会带来平常的镇定剂。这位前外交部长想给这位医生读一读他刚给妻写的一封信：“成千上万人倒下了。德国被摧毁了，我们的人民一蹶不振。难道我不也应该倒下吗？我现在非常镇定，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都会昂起头来。我会在另一个世界里与你相会。”医生认为怎么样？里宾特洛甫很想知道。罗斯卡对这一“分裂的人格”印象极深，他曾被告知要密切观察他，因为这一“分裂的人格”显示了意料不到的尊严气派。信写得很好，医生答道。
罗斯卡打断了正在写回忆录的凯特尔。他对这位陆军元帅把牢房收拾得如此整洁光泽颇为惊讶。凯特尔垂头丧气，但他告诉医生他感觉很好，接着便又回去写作了。明天是10月16日，五年前的同一天，他起草了“报复令”。“人的生命在紊乱的国家里往往分不值。”他曾在命令里写道。接着他便下令处决五十名人质以报复一名德国兵之死。就是这一命令和其他类似的命令使他进了这一监牢，在这里他的生命分不值。
格雷克牧师与奥康纳神父坐在监狱办公室里，脑里一直想着并议论当天晚上要举行的一连串世界级比赛。格雷克准备给他家乡的圣路易红雀队投下十美元的注，而奥康纳通常是道奇队球迷，却给波士顿红袜队下注。弗鲁克医生在旁听着，但什么也听不懂。一个看守来通知两位教徒和弗鲁克，上校想要在他的办公室见他们。
安德勒斯压低了声音。他刚接到四方调查委员会的通知，要在当晚11点45分叫醒死刑囚犯，让他们吃最后一顿饭，然后把他们带到体育馆，午夜过后将在那里开始行刑。能现在通知他们吗？弗鲁克问。不，安德勒斯说。在今晚叫醒他们之前，一切如常进行。甚至照常给服用安眠药的犯人发药。他警告，在此屋说的话，一个字都不得向他人转述。尽管弗鲁克是德国人，从法律上说还是个战俘，安德勒斯仍完全信任他。
那天下午，奥康纳神父探访了弗兰克、卡尔登勃鲁纳，还有塞斯一英夸特，问他们有什么想要供认，想不想举行圣餐仪式。他看出他们眼神恐慌，对他们的无法躲避的问题，他假装不了解。
弗鲁克医生要看守的一个下士登齐尔-伊迪陪他去戈林的牢房，他说要给戈林一种轻度镇定药。伊迪陪着医生来到五号牢房，看着弗鲁克医生给戈林测脉搏，然后给了他一片白色小药片。戈林督促医生提供最新消息。上校的警告还在耳边回响。但弗鲁克仍认为他应该帮点忙。他只敢说一句话：“今夜可能证明是很短的。”戈林说，他不想改变化的生活规律，做任何可能引起对他注意的事情，但他仍必须保持警惕。如果他像往常一样服用安眠药，怎么能办得到呢？弗鲁克答应给他想办法。弗鲁克一离开，戈林立刻叫来奥托，施特伦，让他拿点纸和笔。图书管理员回来后，戈林便坐在破桌旁，用大胆泼辣而有力的笔体写道：
致盟国管制委员会：
我不会反对你们枪毙我。但是，我不会那么容易让你们用绞刑来处决一位德国的“帝国大元帅”！而且，我认为我没有道义上的义务来服服贴贴地接受敌人对我的惩罚。为了这一原因，我选择了像伟大的汉尼拔将军那样的送命方式。最后，戈林流利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赫尔曼-戈林把自己看作一个荣耀的人。这一监狱的某些人都冒着一定的危险向他表示过友好，尤其是惠利斯和弗鲁克医生。他欠着他们的情分。于是他又拿来一张纸开始写道：“指挥官先生：我从入狱之时起就随身带着毒药。”他接着说明，他把三瓶毒药带进了蒙多尔夫监狱，在他的衣服里可以找到他有意留下的第一瓶。另一瓶藏在行李间他的梳妆用具箱内的润肤霜的盒里。第三瓶，他说，藏在“这间牢房里如此之隐密，以致经过反复而彻底的搜查，也是无法找到的”。他说，在法庭时他把它藏在靴里。他最后写道，“这不应归咎于任何负责搜查的人，因为实际上是不可能找到这个瓶的，就算找到了，也纯属巧合。”他签上名，然后决定另写一行。有一个人是他毋须加以保护的。他写道：“是吉尔伯特医生，把盟国管制委员会拒绝我要求将行刑办法改为枪决的请求这一消息告诉了我。”
下一封信是写给他妻的：
我唯一的爱人，经过严肃的考虑和对上帝虔诚的祈祷，我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以免被我的敌人用那么惨绝人寰的手段来处决我……当我最后一次向你道别的时候，我的生命已走到尽头。从那时起，我感到宁静而安心自得，我把自己的死看成是一种解脱。我把死当作上帝给我的暗示，即在数月铁窗生活后，给我留下了从凡俗的生存解脱出来的手段，并且这种手段从未被发现……我的一切思想都是与你、埃达和我最亲爱的人。心心相印，我最后的心跳是为了我们伟大而永恒的爱情。
他又用钢笔匆匆给格雷克牧师写了一张便条，要求他原谅，但又说：“为了政治上的原因，我不得不这样做。”
他把四封信装进一个信封，塞到他的毯下面。鉴于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原因，他注明四封信的日期为1946年10月11日――这显然是不对的，因为吉尔伯特直到10月13日才同他谈起盟国管制委员会的决定一事。
国际新闻局的记者金斯伯里-史密斯，认识到对历史的所有权已赋予了他。史密斯是通过抽签选出来的八名目睹行刑的记者之一。他得到指示，是要他晚上8点向探视室报到。在过去十一个月里，探视室是被告会见律师以及最近同被告家属告别的地方。史密斯到达时，发现塔斯社和《真理报》的记者正同安德勒斯上校聊天。代表法国和英国报刊的其他记者后来也很快到达了。上校宣布，要让记者团参观一下C牢区。在那之后，直到执行处决之前，记者们不得与外界联系。他们也不得在体育馆里拍照。第三军团将法兰克福的通讯部队他们自己的人派送下去，担任官方摄影师。他们毕竟有幸获准全面报导这一新闻。安德勒斯上校指出，劳伦斯法官和伯基特法官强烈反对任何报界人士光临这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场面”。但是，美国官员担心，若让所谓戈林或里宾特洛甫或卡尔登勃鲁纳仍健在的谣言传播开来，将生出更多的鲍曼之流。美国人要求报界向世人证实这些人的死讯。
弗鲁克医生去找狱牙医霍赫大夫，霍赫是另一个因表现好而享受优遇的战犯。弗鲁克有一个难题。看守们每天晚上都看着弗鲁克交给戈林两片安眠药，红胶囊里是阿米要，此药见效很快但不持久，蓝胶囊里是使人沉睡的速可眠，他绝不能让戈林今晚昏睡不醒。他让霍赫把蓝色胶囊里的药倒空，换上小苏打。
当夜，即将行刑的官方消息已传到费伯一卡斯托尔城堡的报界。记者们全挤上公共汽车，驶向司法大厦。在那里一位军方公关官员向记者们做了情况简介。他告诫说，在执行绞刑之前，他们不要指望获得更多的消息，绞刑定于16日的一个未泄漏的时刻进行。他们会从记者团那里得到他们亲眼所见的第一手报导。记者们开始挤在窗前，从那儿可以看见C牢区里亮着的灯光。这位军官警告他们不要试图打开窗户把身伸出窗口，看守奉命一见人就可以开枪。
在建筑群和炮弹壳附近，记者们纷纷抢占有利位置。带着一个三人小组的德国新闻局记者达纳，配有双目望远镜，占据无屋顶的顶楼，在那里可以看见仅两百码之遥的监狱场院和体育馆。
戈林不耐烦地打量着格雷克牧师那张肥厚而仁慈的脸。格雷克说，他专门给他写了一篇祈祷。戈林让他把祈祷放在桌上，他过会儿再读。处决什么时候执行？戈林问。格雷克没理睬这问题。戈林愿不愿同他一起祈祷？戈林回答道，不，他将从他的小屋望着牧师祈祷。“如果你拒不接受主的救世方式，你将永远不能在天堂见到你的女儿埃达。”格雷克一边警告，一边跪下。牧师祷告完毕，戈林又问起关于行刑的事。戈林说，他做基督徒分内应做的事，就是不让这些人蒙受残酷对待，却又不知缘由，瞧瞧可怜的绍克尔。他实际上是在讲些莫名其妙的话。格雷克感到戈林强烈的愿望在他身上起了作用。他坚持说他不知道，并且很快就离开了。
戈林听见牢区沉重的大门打开了，并辨认出安德勒斯上校那高过其他好几个人的声音。一看见上校的信号，八位记者都变得沉默了。他们往下瞧，看见长长的灰暗的走廊，只有十一盏探灯照在十一个牢门上，打破了黑暗。十一位牢房看守靠着外层架上，一动不动地窥视着，就像是一幅生动的画面。记者团一行开始跟着安德勒斯上校走，路过监狱办公室、行李间、牢房。他们瞧见牢里的犯人们在看书、踱步、抽烟。安德勒斯接着把记者团带到监狱阶梯式座位，他们要在那儿一直待到午夜，才被护送到体育馆。
戈林一听到安德勒斯一行人要离去，立刻就起床，从毛毯下取出他写的那几封信。他找到了写给盟国管制委员会的那封，又多写了一页，他写道：
我觉得这实在太倒胃口了，竟把我们的死当作一个壮观的场面展现给采用耸人听闻的手法的新闻界……这最后循一幕肯定与检方以及法庭的表现所显示的卑鄙无耻是一致的。整个事件只不过是一场宣传性的审讯，一出蹩脚的喜剧。就我本人而论，我要在没有这种危言耸听、没有观众的情况下死去。
9时30分，弗鲁克医生在值班军官阿瑟-麦克林登尉的陪同下，巡视牢房，分发安眠药。他们发现戈林穿着蓝色丝绸睡抱已经躺在床上了。弗鲁克给戈林红色和蓝色的胶囊各一粒，麦克林登看着戈林吞服下去。麦克林登注意到，两人道别时握手很热情，很有点永别的味道。
11
达纳新闻小组的成员在他们的顶楼休息处挤成一团，在风雨交加瑟瑟发抖。在他们的下面，纽伦堡人紧抓着大衣领，匆匆而过。一个警察在微弱的街灯下站着，跺着脚。新闻小组成员可以辨认出从法院门前的军用汽车下来的几个人。德国人猜想，是一些达官显贵。那个带着双目望远镜的人从镜里扫瞄了一下，看见他们慢慢地从一个拱洞穿过监狱的墙。灯亮了，他报告，他对了一下表，时间是晚上9时35分。
来客留在司法大厦的是巴伐利亚省长威廉-赫格纳博士，他是美国占领当局批选出来作为德国的行刑见证人的。在法院里，赫格纳被领到一个偏僻的拱形房间，四方调查委员会曾在此办公，也是证人聚会的地方。除了那八名记者和四方调查委员会的成员外，还有三十人将亲眼目睹审判的最后一幕，他们有医生、牧师，还有像赫格纳这样的德国职官员。语言处指派一名速记员记录犯人的遗言。安德勒斯上校要求大家注意，他开始讲述体育馆的座位安排情况。
上校曾强行切断了监狱与外界的联系。唯一的例外是他们同意在每局比赛后将棒球冠军联赛的得分用电话通报监狱办公室。红袜队在这场比赛里打成平手，格雷克牧师、奥康纳神父，还有几个看守着急地等待着下一次电话铃响。牢区则相反，仍是一片沉寂，犯人们都上床了，有的已进入梦乡。
突然，“下士广的喊声和沉重的脚步声在空空的走廊里回荡起来。格里高利-蒂姆契钦士冲进了监狱办公室，他叫道：“牧师，牧师，戈林出事儿了！”格雷克跟着上来到五号牢房，戈林正平躺在床上，右手垂在床边，脸呈病态的绿色，他一边大声而且不自然地呼吸，嘴角吐着白沫。一只眼闭上了，另一只还睁着。格雷克给他诊脉，他说：“上帝，这个人快要死了。”格雷克命令一个看守去请弗鲁克医生来。牧师问一等兵哈罗德-约翰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约翰逊说他看见戈林用胳膊遮面，双拳紧握，好像是保护眼睛。然后，戈林又让他的双手放回原处。那时正是晚上10时44分，这个美国兵说。三分钟后，戈林的鼻开始憋得喘不过气来，这正是他呼叫下土的时候。
弗鲁克医生到达时，戈林呼出了最后一口气。医生给他诊脉，说道，一切都已无济于事了。他对处理毒药没有经验。必须把军医罗斯卡尉请来。弗鲁克拉下毛毯，戈林腹部上的两个信封露了出来。弗曾克把头靠在戈林胸前听心跳，正在这时，监狱军官罗伯特-斯塔恩斯上尉来了。“是的，他死了。”弗鲁克说，一边把两封信交给斯塔恩斯。斯塔恩斯觉得其一个信封很沉，从取出一个二点五英寸长，有可移动盖的弹壳。在另一个信封里，他发现了戈林的信。
罗斯卡大夫到了，他穿过戈林牢房外的人群挤了过来。他立刻就闻到一股苦涩的杏仁味。他用手在戈林嘴里掏了一阵，取出一小片玻璃碎片。“氰化钾。”罗斯卡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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