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佩尔进了电梯，弗朗西斯-比德尔一看见他就不禁愁上心头。在那个不眠之夜，斯佩尔的命运同样掌握在他手里。对斯佩尔的死刑表决僵持在二比二的局面，比德尔和尼基钦科赞成死刑。比德尔最后得出结论，阿尔贝特-斯佩尔耳软心活，脱离实际，而且容易倾向于英雄崇拜。于是第二天早上，他变动了他那一票。劳伦斯爵士宣布：“法庭判你二十年徒刑。”
电梯下降的时候，斯佩尔觉得仿佛是从地狱的边缘给救了回来。但是当冰冷的手铐铐住他的手腕并被押回牢房的时候，他的情绪开始变了。是的，事实真相和悔悟成功地击败了侩手。但二十年呢？他还没得到自由就成为一个老头了。沙赫特和巴本被赦免了。谎言、遮身牌与隐瞒可能更有作用。
在宣判室，去向不明的马丁-鲍曼被判处死刑。至此，过了三百一十五天，法庭的任务完成了。对战争罪行的审理结束了。
新闻席上顿时大吵大闹起来，记者们你推我挤，争相抢占电话和电报局。法院里是一派悲喜交集的气象：一个角落是人们彼此握手，相互拍背以示亲密，笑脸盈盈，另一角落却是人们带着阴惨惨的表情，无精打采，畏畏缩缩的情景。杰克逊还未等到祝贺的人群向他拥上来就已瘫倒在座位上，脑里思考着他们得到了什么成果。他们仅仅是一举击溃了一伙恶棍吗？还是他们为人类的明作了贡献？他们有没有让未来的侵略者注意？还是说好斗的人类仍未吸取任何教训？评审团还未摸到头绪。
6
在十一名被判处死刑的囚犯交织着犹豫和忧虑的心情。现今统治德国的“盟国管制委员会”（ACC）已决定在判决后十五天执行死刑。但“盟国管制委员会”的意思到底是正好十五天之后呢，还是过了十五天的某一时间呢？辩护律师们因此无法告诉他们的当事人究竟预期他们哪天才命赴黄泉。
约德尔在他的最后一封信里曾警告妻不要做任何努力。“使我那颗愚蠢衰老的心里再充满希望。就让他一晃而逝吧。”可是，露易丝一得知丈夫的命运，立刻就给现已下台的温斯顿-丘吉尔拍了一封电报，上面写道：“你一向以身为军人为荣，是你使英国的旗帜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刻仍高高飘扬在桅杆上。我作为一位英国母亲的女儿，可否呼吁作为军人的您，为我丈夫约德尔上将的性命说出表示支持的话？他和您一样，只是为他的祖国战斗到最后。”她向艾森豪威尔将军和马歇尔将军发出了类似的请求，问道，一个在莱姆斯城体面地签署德国投降令的军官怎么可能受到像个普通罪犯那样的待遇呢？
玛格丽特-希金斯从法院电报室给纽约《前锋论坛报》发送了一则消息，她报道说，安德勒斯上校已经改换了所有牢房的分配方案，使犯人们无法接近他们昔日的藏身之处。她的报道并不完全准确。上校已将判有期徒刑的犯人打发到楼上囚室，但是死刑犯人还留在看守们称之为“死路”的牢房里。
希金斯回到新闻室，看见那里正进行着一轮新的辩论。谁因什么罪而将送掉性命？凯特尔是因为参谋本部吗？约德尔是因为德国陆军吗？卡尔登勃鲁纳是因为希姆莱吗？至于对疯赫斯和海军元帅雷德尔的判决，难道不是对俄国人的一种安抚吗？绍克尔将因为谁而死？一个美国左翼报刊的饿的记者问道：“是为了世上仍不死心的顽固派吗？”怎么会有人把绍克尔的案例与斯佩尔的案例等同机之，而判一人死刑而到另一人二十年徒刑呢？难道不是斯佩尔为希特勒之死而嚎啕大哭吗？难道在毛传家森作恶的不是斯佩尔吗？池不是可能听到了希姆莱描述屠杀犹太人的恶狠狠的演讲吗？还有那个可怜的爱搞同性恋的家伙施特赖歇尔，他将因为什么而死呢？一位英国记者问。因为煽动谋杀，一个同伙答道。但是弗里奇也遭到同样的控诉，他却被释放了。
一位合众社记者在苏格兰埃尔郡城堡终于找到了艾森豪威尔将军。艾克说，总的来讲，他对判决感到满意，尽管“我对他们如此轻易就给军人判罪有点吃惊”。
记者问：“如果战局是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将军，你认为他们会绞死你吗？”
艾克答道：“亏你想得出来，小伙。”
司法大厦的走廊沉寂得神秘可怕，就像船员从一艘沉船上逃脱一样。判决后的那一天午时分，英国代表团成员都手提行李，聚集在－28停机坪，等着飞回英国。劳伦斯爵士避而不答记者们有关判决的问题，而把话题转向他对回到威尔特郡山庄农场的喜悦心情。他对自己过去几个月从默默无闻到近乎人所共仰的人物的转变并不感兴趣。他从来不曾想到能出现恰恰相反的情况。
诺曼-伯基特认为，这次公务肯定会给他们带来某种荣誉，甚至贵族地位。但是是什么荣誉以及荣誉将颁给谁呢？他的这一幕后贡献是否可能通过杰弗里-劳伦斯爵士这一官方角色而显露出来？
罗伯特-杰克逊的飞机到达大西洋部之时，他正感受着深深的满足感。他看看周围其他几个曾帮助他度过这场难关的人―一比尔、艾尔丝，以及他的同事们――并评价过去这一年。不管怎么失利，不管敌人怎么样，不管多么激动，不省遭受多大失败，结局是清楚的。他被告知，他的开幕词将永远记载于法庭长篇大论的年报上，他愿意相信这一点。正如他后来在给惠特尼-哈里斯的信所说：“我在纽伦堡的艰苦岁月是在我一生最重要、最持久的工作充实地度过的。”
弗朗西斯-比德尔在解散他的办公室时向詹姆斯-罗坦诚地说，他感觉自己一生一次极大的冒险已经过去了，剩下的只是评论了。
法国人和俄国人也很快就离开了。俄国政府持如下立场，认为西方盟国对逃脱死罪的纳粹歹徒太宽大为怀了。但是在法庭每日进行交锋的那几个俄国人却是带着满意的心情离去的，因为他们已经向世人表明他们的人民在战争年代所蒙受的深重灾难。尼基钦科、鲁登科以及其他少数人还赢得了西方同事的尊敬，甚至爱戴。但俄国人离去的心情带有以牙还牙的性质，以报复德国人在苏联的行径。当美国部队前往收回苏联人住过的房屋时，发现俄国人拿走了一切可以搬动的物品――家具、轻型装备、浴缸、抽水马桶，以及全部的勺、盘、杯、碟。这些物品全都被装上了卡车，运往苏联占领区。
7
10月1日，“泰克斯”-惠利斯尉被任命为物业官员，负责看管被告的行李室。四天后，赫尔曼-戈林要求与其辩护律师奥托-斯塔马尔会晤，戈林防身携带着一个蓝色公包进入五十七号房间。他告诉看守说，这是送给律师的礼物，看守立刻召来泰克少校，泰克当即认出这是从行李室拿出来的。他检查了一下，发现里面什么也没有，便让斯塔马尔保存起来，但泰克并不记得有谁接到过允许戈林进入行李室去取斯塔马尔的礼物所要求的书面批准。一定是别人管戈林拿回来的。
过后不久，斯塔马尔给住在萨克迪林一所小屋的埃米-戈林捎去了一个音讯，说他能够安排同赫尔曼的最后一次见面。下午2时45分，她被带进探视室，几分钟后，戈林带着手铐出现了。他首先问及埃达的情况。她听说过关于判决的事吗？她知道判决意味着什么吗？埃米回答说，是的，她知道她的父亲即将送掉性命。戈林告诉她，还有比死亡更糟糕的事，那就是这些外国佬强加给他的死的方式。他告诉妻说；“他们可以杀死我，但他们没有权利审判我，我不承认他们的审判。”探视结束时，埃米说，他们肯定不会绞死他，他们不能绞死赫尔曼，戈林。她认为，他们会把他带走，像对拿破仑那样将他拘留在一个岛上。戈林却说，他对此表示怀疑。但有一点埃米可以放心，“他们不会绞死我”。
古斯塔夫-吉尔伯特想要辞职。判决后的10月1日，他等在C牢区以便得到犯人的反应。一轮工作已经完成，这就是他的工作理所当然的结局。他由于把一部分手稿送交纽约，设法勾销了道格拉斯-凯利给西蒙和舒斯特提出的要求。但凯利无疑会找到另一个出版商，吉尔伯特下定决心说服他付梓。他向安德勒斯上校递交了一份要求辞职的请求书。上校在杰克逊离开之前已将请求书转交给杰克逊。杰克逊拒绝了吉尔伯特的请求，地告诉这位惶惑不解的心理学家，他要他继续当他的几位“代表”之一。从这一点着，吉尔伯特发现自己再也不可能带上冷淡的职业特征的假面具了。他告诉一位合众社记者说：“所谓赫尔曼-戈林貌似勇敢，全然是胡扯。他们都是懦夫，他们的每一个人，包括戈林，都是懦夫。他们现在都在牢房里发抖。他们在法庭上做出来的样都是虚张声势。他们认为接受死亡可不像挨打骂那么容易接受。”
吉尔伯特知道，囚犯们现在最沉重的感情负担，是不知道他们何时命赴黄泉。与此同时，十名被告向“盟国管制委员会”提出上诉，这是他们得到宽大处理的最后希望。伦敦宪章也授予“盟国管制委员会”减轻处罚甚至减刑的权力。绍克尔的律师罗伯特-塞瓦琼斯吁请“盟国管制委员会”考虑对他的当事人的死刑的不合理性。他请求道：“绍克尔与使用集营劳工之事毫无关系，那是斯佩尔和希姆莱之间的事……绍克尔一直是纳粹上层圈的局外人，斯佩尔却是希特勒的密友。”凯特尔请求“盟国管制委员会”对他实行枪决。戈林、弗兰克与施特赖歇尔都不想要申诉，但他们的律师不管怎样还是提出了。10月9日，“盟国管制委员会”开了三个半小时的秘密会议。四位成员由每一个占领国派出一人而组成，他们从两方面权衡了一下这一申诉：减刑对盟国有没有政治上的好处？被告对起诉有没有提供有益的帮助？他们作出决议，但决定不立即通知犯人。
10月10日，安德勒斯上校从比利时的短期旅行返回。他称之为“观光者”的等着参观他的“动物园”的人潮并未减少。随着刑期的逼近，名人和好奇者都急于赶到C牢区一睹为快。新闻界也总是纠缠着他。罗森堡真的曾费尽心机想自杀吗？赫斯真的起草了一份“第四帝国”的计划？负责安排行刑的四方调查委员会问他关于绞刑执行者的安排事宜。他解释说，约翰-C-伍兹主官长就要从兰茨贝格赶来，此人在十五年的军旅生涯曾吊死过三百四十七个人，是绝对的内行，最近的是吉尔伯特上尉在圣诞节期间采访过的达豪党卫军凶犯。
上校从他现任的监狱精神病医生威廉-邓思校那里得到关于犯人心理健康的最新简报，又从弗鲁克医生和军医查尔斯-J-罗斯卡尉处取得犯人身体健康状况的最新报告。报告说，有好几名死刑犯人都在早晨洗冷水浴，大部分犯人参加了许可在牢区走廊里进行的体育活动……只有戈林例外，他从不离开牢房。上校说，你总不能强迫一个即将死的人也保持健康和卫生。
汉斯-弗兰克仍然是西克斯图斯-奥康纳神父最得力的皈依者。弗兰克对自己摒弃纳粹政权可能略有几分违心，但他重返教会却是忠实的。他妻布丽吉在最后一封信里告诉他，她和孩们住在一所只供应冷水的寓所里，所有的财产均被没收。他如今的状况正是对他一生追逐体面和威望的莫大的讽刺，以致他对自己的死刑判决已无可争论了。他对神父说，终止思考和感情是一件礼物。在最后的日里，弗兰克拼命地工作，以完成他的回忆录。他已经用铅笔写完一千零十页。奥康纳神父答应说，如果非得由他来完成这个任务的话，他将把手稿偷偷带出去，交给弗兰克的妻。
军方监守官仔细地察看了鲁道夫-赫斯自从判决后给妻写的第一封信c信写道：“我感到非常惊讶，因为我曾考虑到死刑。”他重述了他没有见她的理由：“在两旁哨兵的监视下，透过一层铁丝网……这有损于我们的尊严。不过，”他告诉她，“我发现自己处于极其完美的恬静的状态之，只是担心不能将此境界传达给不能有此同感的同志。”他最后说道：“为了跟我原则上拒不承认法庭的态度相一致，当宣布对我的案的判决时――我故意不予理睬……实际上，经过了很长时间我才偶然地明白过来是什么样的判决。”这是监守它处理的赫斯写的十几封信的一封。就如其他所有信件一样，他立刻感到这封信是有理性的典范。
凯特尔请求弗鲁克医生运用他的影响阻止播放那凄惨的音乐。每天晚上，党卫军风琴演奏者都要弹奏起那首歌吧，《我的小宝贝，睡吧》的曲。凯特尔经过最初的抵制后，也开始写自传，并且沉湎于忧郁的回忆之。这首歌使他想起他已经失去的孩，他们在其精神之父发动的这场侵苏战争有的死了，有的失踪了。凯特尔在他的回忆录指出，在那酷热难当的7月20日，如果用来炸死希特勒的那枚炸弹在拉斯腾堡“狼穴”爆炸开，就使得他能成为英勇牺牲的英雄，要是这样，运气该多好啊。后来，在战争结束后，俘虏他的人接连数小时让他处于无防卫的状况。他写道，要自杀当时会是很容易的事，要比这个“走向纽伦堡的悲惨之路”更可取。
埃尔温-隆美尔则幸运多了。1944年10月，希特勒了解到德国最优秀的军人据说曾支持“七-二O”事件的阴谋者。希特勒告诉凯特尔说，他们只有两个选择。第一是逮捕隆美尔并对他进行军法审判。凯特尔说，这对崇敬隆美尔的德国人民将是可怕的打击。希特勒说，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告诉隆美尔，如果他不能办理“该办的事”的话，等待他的将是什么。
凯特尔派了两位将军，威廉-柏格道夫和恩斯特-梅赛到乌尔姆附近隆美尔的家里去。这位陆军元帅在他的座车遭扫射时头颅骨折了，现在正在康复。他们带给他一小瓶毒药，向他说明他的选择，并许诺如果他按照所期望的去做，将为他的家人提供保护，并为他举行国葬。
1944年10月15日，凯特尔给妻写信说：“隆美尔在一次车祸头骨多处受伤而终究去世了。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失掉了一位受到众神宠爱的指挥官。”在对德国人民的一份官方宣告，凯特尔撒了同样的谎。
弗鲁克答应凯特尔，他将向安德勒斯上校谈谈风琴手的事。凯特尔独自待在牢房里，终于充分体会到那句古老的谚语：“地狱是意识得太晚的真理”的涵义。他以本可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军人的同样的赤胆忠义，却为邪恶效了劳。他的罪过在于他不分青红皂白。
8
10月13日星期天到教堂参加早礼拜之后，安德勒斯上校给囚犯们捎来了消息，“盟国管制委员会”拒绝了所有要求宽大处理的申诉。杰克逊法官在离开纽伦堡之前，已通知“盟国管制委员会”说，没有一个被告为起诉提供过理应减刑的证据。“盟国管制委员会”自己也认为，宽大处理未提供任何政治上的好处。
看过犯人之后，安德勒斯在女儿基蒂的陪同下前往机场。这根本不是离开纽伦堡的理想时间。死刑执行的日已近在眼前了。但是，卢森堡大公邀请上校接受“橡树花冠荣誉令”，以表彰他早先主管蒙多尔夫监狱的贡献。基带将出席大公夫人为她父亲举行的招待会。他妻曾说，他对这项工作的奖赏了解不多，因此不能错过此行。但无论如何，安德勒斯务必在第二天返回纽伦堡。
前一天，他检查了他的牢房的最近的精神病报告。邓恩校警告要提防绍克尔和里其特洛甫的潜在的问题；他把里其特洛甫说成“一所最初不是用很好的材料建造而如今正处于崩溃之的房”。至于戈林，邓思报告说：“他将在自我心、虚张声势以及炫耀招徕生意的手段的支撑下面对自己的判刑。戈林必将抓住一切机会挺身而战。”
阿尔弗雷德-约德尔以惯有的坚韧自制的精神接受了“盟国管制委员会”决定的言词表达，至少外表是如此。他了解到露易丝所做出的种种努力，那不过是又一个行将破灭的美梦。温斯顿-丘吉尔答复说，她的电报已收到，“并把它交给了艾德礼首相”。蒙哥马利做出了类似的反应。她发给艾森豪威尔的电报被退回，上面附有一张便条：“收报人已离开本城，未留下信件转交的地址。”
约德尔欢迎监狱理发师的到来。这个表现好而享有优遇的战俘一边给他刮胡须，一边问他桌上那张已褪色的照片上那位怀抱婴儿的少妇是谁。约德尔答道，那是他和他母亲。“我要是那时就死掉该多好啊，免得蒙受用那么多悲伤痛苦。坦白说，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还活着。”
星期天晚上，吉尔伯特最后一次采访了监狱，询问死刑囚犯们对自己的申诉被驳回有何感想。绍克尔的怕死情绪表现得最明显。他告诉心理学家，他一直竭尽全力去做好要他奉命做的事情，如今他怎么会成为死刑犯呢？不过，当吉尔伯特研讨他的申诉为什么不能成立时，一线现实之光看来渗透了那朴实的智慧。绍克尔说道：“我们有句老话，医生，狗总是抓住跑得最慢的猎物。”
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再次谈到他对犹太人越来越深的敬仰之心。他说，吉尔伯特一定知道犹太人庆祝普解节的情景。想想这一事情的讽刺意义：薛西斯残忍的统治者哈曼和他的十个儿给押着走向波斯人曾用来绞死犹太人的同样的绞架。施特赖歇尔对《圣经》的渊博议论使吉尔伯特惊讶不已。
戈林平躺在小床上，对某些问题表示冷漠，然而保持着好奇的机警。他追根究底地问了吉尔伯特一个问题。让他面对行刑队，难道绝对不可能吗？一点可能都没有，吉尔伯特回答他。戈林说，干脆也就这样吧，他听说美国人的枪法很不好。古斯塔夫-吉尔伯特的视察结束了，他离开了C牢区，这是最后一次。
10月14日，星期一。牢区的早晨仍是惯常的例行公事，一片喧闹忙乱的景象，只有戈林例外，他仍然让因表现好而享有化通的战俘为他打扫牢房的地板。他待在走廊尽头，与泰克斯-惠利斯交谈起来．而其他人则用拖把拖地。看守们都很喜欢让惠利斯值班。他的监督显得和蔼可亲，随随便便。戈林又聚精会神地与弗鲁克医生小声说着话。直到看守们又把他关进牢房。
在牢房里，戈林可以把手伸进通向抽水马桶的抽水管的凹处，在那里他将找到那个又冷又硬，有双保险的弹壳，弹壳里是一小瓶氰化钾。此物是怎么从行李间弄到现在这个藏身之处的，只有他和一位或许不知情的同谋才知道。最大的可能性，是泰克斯-惠利斯干的，他曾为戈林从行李间取回戈林给他的礼物，可能还有其他一些物品，其包括戈林送给斯塔马尔的那个蓝色公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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