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抗辩(2)（2 / 2）

如今，铁窗之下，一位心理学家在测试他能记住多少数字。他前走四步后退三步便放弃了。吉尔伯特问他，是否拿定主意证明自己的辩护能力。他说，不，他不作证。他不想因记忆力差而感到难堪，而且也不想让他不喜欢的人向他发问。

阿尔弗雷德-塞德尔为他的当事人的决定松了一口气。但是本周一上午塞德尔怎样为赫斯辩护呢？他认为，声东击西式的佯攻是最佳策略。他入庭辩护时带了三份“件集”，分送法官和检察官各一份。“件集”系由批评《凡尔赛和约》的各色章和报纸报导拼凑而成。塞德尔和检察官就这种材料是否可以引入法庭而争执不下，最后劳伦斯不得不出面干预。无论被告方可能发现“条约”何其不公正，劳伦斯爵士问，塞德尔是说这可以证明纳粹党发动的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恐怖是正确的吗？

随后，塞德尔企图引入最近发现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秘密本。根据该本，两国瓜分波兰，并允许苏联攫取波罗的海诸国。塞德尔意在表明，苏联人参加对鲁道夫-赫斯或其他德国人的审判是不合适的。塞德尔最终没法使法庭接受该条约，但受到冷落，既无人支持，亦无人反驳。两位证人被传入房，以证明赫斯一度领导下的两个海外机构并未从事情报活动。赫斯的辩护律师表现平平，就此结束辩护。由于被告本人不曾出庭，无法对他进行盘问。

敏锐的律师们意识到，赫斯不出庭乃是一种公然的消极抵抗，有如狐狸般的疯狂。或许，这个身穿给巴巴的花呢衣服的出现在被告席的怪人在战争袖手旁观未举屠刀，然而却构成了纳粹史上的一章，他种下了争夺生存空间的侵略种。由于赫斯在颁布纽伦堡种族法的角色，他是点燃日后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导火线的人之一。然而，他的沉默却使他免于遭受戈林在犹太人问题或任何其他罪行上所受的盘法之苦。

7

自从凯利少校走后，吉尔伯特上尉便总有点惶惶不安之感，尤其是凯利没有留下能同地联系的地址。到3月旬，他接到凯利的一封来信，吉尔伯特心的忧悒也未见缓解。凯利说，很显然，审判还得拖延时日，比他们当初预料的时间要长得多。因此，他可能要自己动手写一部关于纽伦堡的著作――另外，当然啦，还有他们的合作项目，这是吉尔伯特所感兴趣的。对了，在进行过程，请吉尔伯特把审判记录副本转给他一份好吗？吉尔伯特陡然觉得心里一沉，他自己还在外面追赶歹徒，而他的伙伴却急于要邀功请赏！

凯利的来信还加强了吉尔伯特心的愧疚感。眼下看来，审判的结束还遥遥无期。他的爱妻马蒂尔达眼巴巴地看着朋友们的夫君从战场上归来，过正常生活，而她依旧形孤影单，靠吉尔伯特那点微薄的上尉薪水养家糊口。近来，这座了无生气、破败凋敝的城市对他压力甚大，吉尔伯特越来越想离开这里，偕娇妻爱儿回到加利福尼亚明媚的阳光去。但是反对势力依然十分强大。正如他在给凯利的信所直言不讳地说的，“我想亲眼看着把他们送上绞架”；一种平素人们从未听说过的看法，在纽伦堡，却由一个看上去颇为含蓄不露的专业人士大声说了出来。

吉尔伯特告诉凯利说，他也可能要动手写一本书：纽伦堡日记。他很抱歉，但当局对审判记录严加管理，只允许他有一个副本，因此不能满足凯利的要求。他在信的结尾说，他很高兴凯利还在研究他们手的材料。

眼下他还不能离开纽伦堡。有这样好的机会向他招手，他是不能走的，就说眼下这个例吧。他要出一趟远门，去看望戈林的妻。凯利身在美国，他能与之交谈的人，无法与这样的原始材料相提并论。

埃米-索恩曼-戈林是帝国大元帅的第二个妻。她胸脯高挺，热心肠，为人慷慨大方，从未设法摆脱戈林第一个妻的阴影。戈林的第一桩婚姻简直就是一个为丑闻和悲剧所玷污的神仙故事。一次大战结束后戈林求职维艰，曾一度在瑞典当出租飞机的驾驶员。有一次，他的飞机降落在一个瑞典贵族的公馆门前，在那儿结识了一个殷实富有而又颇有几分姿色的伯爵夫人卡琳-冯-坎措。卡琳已是有夫之妇，膝下养着一个八岁的儿，但爱情的力量战胜了淑女之德。她跟戈林私奔到慕尼黑，给瑞典上流社会丢尽了脸。在那里，时年三十岁的戈林试图恢复其学者生活，未获成功。好在卡琳的夫君认为他的妻不过是一时情迷心窍，供养妻和她的情人，两人才免受离别之苦。可是持身严谨的希特勒不同意这种非婚同居，要他的门徒娶妻成婚。1923年，卡琳刚办完离婚手续，戈林就遵旨结婚。

那年11月9日，阴冷袭人，狂风大作。希特勒指挥二千纳粹分，旗旗招展，进军慕尼黑，意在推翻巴伐利亚政府。在前排，希特勒身边，赫尔曼-戈林昂首挺胸阔步前进，在冲锋队员之歌的进行曲，他声如洪钟。队伍挺进到市心时，遭到警察开枪射击。一颗从人行道跳飞而来的弹击戈林的腹股沟，戈林当即倒在地上。这时，冲锋队员把戈林送到犹太人家里，两姊妹给他止住了血，救了戈林一命。

戈林稍能活动，卡琳便鼓励他夫奥地利，那儿德国当局鞭长莫及。在一家医院里，戈林的伤口化脓，疼痛难耐，满口胡话，一天注射两次吗啡，不久便上了痛。他和卡琳漫游整个意大利，然后回到瑞典，靠她的钱袋过日。他变得脾气暴躁，好不容易被人死死拦住才免于跳楼自尽。他在戒毒所戒毒失败后，卡琳被迫把他送进一家精神病医院。在那里，戈林给关进单人房后，狂思不已，尖声叫道：“我没病！全是犹太人的阴谋！“赫尔曼-戈林跌到了最低点。

戈林终于戒掉了毒瘤，1926年偕卡琳回到德国开始新生活。他恳求希特勒把他列入下届国会选举候选人名单。希特勒觉得这个走投无路的赅军之将尚可救药，乃欣然同意。1928年6月，戈林赢得了纳粹党在国会的二十个席位之一。诡计多端的戈林抓住机会，向纳粹党伸手要交通部长之职。不久，他因控制政府合同使之引向得宠的飞机制造商而大受其赔。他还以“顾问”的身分上了韩克尔和巴伐利亚发动机公司的薪水班。德航给他配备了办公室和秘书。一个钢铁巨头为他在柏林惹人注目的巴登大街上的新居进行家华装修。美丽迷人而颇得贵族风范的卡琳成了柏林上流社会的一朵交际花。

1931年10月，戈林的小天地再次崩塌了。卡琳一直患有心脏病，辞世而去，戈林泪流满面地向她侄女倾诉说，所有他一切的自夸自耀、拼搏奋斗、众所周知的权迷心窍，都只为一桩――他决心让卡琳过上她为他所抛弃的一样的幸福生活。

在长达个月的时间里，埃米-索恩曼抚慰着脆弱不堪的戈林。埃米长得俊丽，性情温和，一个与她的演员丈夫分手的三十七岁的金发碧眼的女演员。她天真单纯，乐天知足，不闻政界之事，显然不是那种醋劲十足的女人。戈林赠送给她的第一件礼物便是他亡妻的玉照。就这么鬼混近四年之后，1935年戈林与埃米正式结为伉俪。与此同时，戈林成为仅屈居希特勒之下的德国第二号人物。他的日过得跟一个亚利安皇族似的。他在柏林城东北俯瞰城区的一个悬崖上修筑了一座辉煌如宫殿的邸宅――他的第五座私邸，包括两座城堡。他动用政府公款修筑这座邸宅，名之日“卡琳居”。他还以亡妻之名命名他的两艘游艇。埃米没有表示反对。

埃米在演艺界有许多犹太人朋友。30年代反犹法令开始毁掉他们的生活时，她要求丈夫出面干预。这种特殊请求使戈林与其政权关系很难堪。不过，他也偶尔帮忙的，收受贿赂充实私囊，如把某个犹太人从集营弄出来，或者搞一份护照。他确实办了一桩体面大方的事：把啤酒馆暴动失败后救他一命的两个犹太姊妹连同她们的钱送出德国。当卡尔-博登沙茨将军在国际军事法庭上为戈林辩护作证时，斯塔马尔明确要求把博登沙获提供的这一事实记录在案。

1937年，戈林遭受了一次剧烈牙疼之苦。希特勒让他去找自己的私人牙医诊治，服用一种吗啡衍生物的新药。戈林每天吞服小片才能止痛。牙疼倒是止住了，可戈林离不开这种药了。没几个月，剂量增加到每天三十小片。

1938年，埃米为戈林生下了他的第一个孩，女儿取名埃达。这事儿涉及他的浮华虚荣。由于生活安逸闲适，戈林发福得厉害，惹得有人总在背后嘲笑他床上功夫不行。纳粹党内的同僚笑话说戈林的一个副官是孩的父亲，埃达意味着“一切归功于副官”（Es danktder Adutant）。施特赖歇尔为这些传闻添油加醋，诉诸公众，在《冲锋队员社发表声明，称戈林的女儿不是他的种。戈林最好的辩护就是他的女儿。埃达这小丫头片有可资辩护的本钱：她长得活脱脱的一个赫尔曼-戈林嘛！

战争结束以来，埃米-戈林的命运就像是上了滑行铁道。她丈夫刚蹲进纽伦堡监狱那阵，比尔-杰克逊跟踪她到她的宅邸之一，在巴伐利亚罗森海姆附近的一所山林小屋。那时，比尔-杰克逊正在搜寻献证据。一位身材高大的日耳曼年妇女应门，神态亲切而谨慎。比尔通知埃米，他奉命搜查这所房。她没有表示反对。比尔没有发现有用的件，却在地窖里发现了一些香槟酒瓶和几箱法国白兰地及苏格兰威士忌。在阁楼里，他还发现装满了哈瓦那雪茄的可保持恒定湿度的雪茄烟盒，还有在开战以前美国人就已见不到的绿皮包装的“幸运”牌香烟。他打开一只皮箱，感到就像海盗找到已埋藏多年的金银财宝。皮箱里塞满了丝绸、皮货、珠宝和几盒金币。比尔没有动这些东西，向戈林太太道别后就走了。

几个星期后，埃米-戈林被捕，关进施特劳宾监狱。可怜的小埃达被送进孤儿院。埃米坐了五个月的牢，直到1946年2月才出狱。那时，盟国占领当局担心她的悲惨遭际会引起人们对戈林的同情，这才释放了她。不过，埃米已不能回到她的任何一处豪华住宅去，便带着埃达和一个侄女住在诺伊豪斯附近萨克迪林森林里的一所小木屋里。这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暖气。古斯塔夫-吉尔伯特正是旅行到这里来见她的。

3月23日，他以一种同情弱女孤儿的姿态莅临，给做妈妈的准备了香烟，给孩带来了糖果。他们坐在原始的灶房里，而埃米却尽力表现出盛情谦和的女主人风范，让侄女为客人献茶。当埃达兴高采烈地拿着她的糖果蹦蹦跳跳自个儿去玩时，埃米道：“你能想象得出那个疯下令开枪打死这孩吗？”她这是指希特勒。吉尔伯特正需要这样开始他们的谈话。到他离开萨克迪林时，他希望拥有能突破戈林的感情防线并使戈林认罪且抛弃希特勒的武器。埃米痛苦地谈到戈林离开柏林的元首地下堡垒后的日，他和家人惴惴不安地等着被处死，因为赫尔曼对元首“不忠”。她说，戈林勃然大怒，恶狠狠地诅咒希特勒，以致她担心卫兵会当场开枪击毙他。

吉尔伯特说，如今世界上无人不知希特勒是怪物一个，可是她丈夫依旧执著于过去的往事。对此，他感到惊愕。“我能想象出的唯一理由，”吉尔伯特说，“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要气一气审判他的外国法庭。”

人们必须理解赫尔曼的荣誉感，埃米说。如今，德国到处都是伪君，说他们从未支持过希特勒，加入纳粹党乃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真令人恶心！”埃米说，“赫尔曼想向世人表明，至少，他不是缩头乌龟、懦夫鼠辈。”可是，她丈夫如此愚忠，不是把自己置于可怕的境地吗？他这样做难道不是让人觉得他竟有了希特勒的屠杀政策吗？她掏出一块边角已磨损的手帕，拭去脸上的泪水。““他在忠诚问题上是十分狂热的，”她说，“在这一点上我们两人各持己见。难道要忠于一个要谋杀我孩的人？”

“希特勒肯定是疯了。”埃米接着说。赫尔曼也如是向她承认过的。他说，要是希特勒在1938年的车祸丧生，情况就要好多了。那样的话，希特勒会死得伟大的。

星期天晚上吉尔伯特回到纽伦堡时，怀里揣着埃米的信和埃达的明信片，径直来到戈林的牢房。戈林伸手把信和明信片抢了过去。他嘲笑了一会儿上周赫斯虚幻的辩护。这时，吉尔伯特提到他最近的探访。他说，埃米很难过，因为戈林顽固地效忠一个“最终下令逮捕和枪毙你、连小埃达也不放过”的人。戈林耸耸肩。他不相信希特勒曾下令处死他，说这是那个卑鄙小人鲍曼搞的鬼。吉尔伯特继续攻心，说他妻渴望与他见面，哪怕只有几分钟。她想说服他放弃他误入歧途的忠诚观。“我妻在许多事情上对我影响很大，”戈林说，“但是在我的基本准则上，我自岿然不动。”他宣称，这是男人的事情，“她一个妇道人家懂得什么！”

疲倦不堪的吉尔伯特起身告辞。一个漫长的周末啊！他向戈林道一声晚安，前往监狱办公室，写道：“戈林的世纪般的自傲自负的价值观落魄为对女人的骑士’态度，从而在某种屈尊就驾的保护性溺爱的外表下掩盖其自我陶醉的目的，并绝不允许任何女性似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来干预这种目的。”

尽管如此，吉尔伯特的造访还是使戈林感到不安。心理学家那一席话迫使他考虑自己曾采取的那种姿态。但是，替代挑衅的办法是斯佩尔或弗兰克之流在他人肚皮底下爬过式的悔恨，但对戈林则绝不是这样。他心烦意乱地坐在床沿上，愤怒地瞪着那个始终出现那张面孔的窗洞。安德勒斯上校最近增加了一项安全措施：夜间把所有的椅搬出单人牢房。一等兵森特-特雷纳侧身靠在悬在窗洞外边的那扇小板门上。戈林走到门前，命令道：“把椅给我搬来！”看守从沉思惊醒过来，从墙上操起警棒敲戈林的手，要戈林坐下。戈林开始咒骂，并高声叫道：“我有权利！”看守猛然推开门冲了进来，再次命令戈林坐下。戈林继续破口大骂。特雷纳用警棍敲打戈林的肩膀，随后又敲打他举起来的双手。在通道另一边的弗里奇大声呼救。值班军官跑了过来，把特雷纳带出牢房。发生了什么事儿？值班军官想要知道。戈林声称，他要椅时，特雷纳非但不给他，而且自己坐在椅上奚落他。弗里奇从走道的另一边大声说，戈林所说的都是真话。

那个军官茫然不解地望着戈林。“你了解我的，尉。”戈林用一种温柔而真诚的口吻对他说。“你肯定了解他！”特雷纳插了一句，“他是个纳粹刽手，我不过是个美国大兵。”这场闹剧即时报告了安德勒斯上校。安德勒斯在进行调查后裁决，他的看守“做得十分得当”。

惹恼看守他的人并不是赫尔曼-戈林敢于玩的一招。他不需要敌人，而是泰克斯-惠利斯那样的朋友。他已送给惠利斯一个漂亮的金表。没过几天，他设法从行李房他的行李里弄到一只金制香烟盒送给少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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