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弗鲁克医生巡访被告,了解那天晚上谁可能需要安眠药。这位医生走进每个牢房时,总是后跟咋喀立正。在弗鲁克看来,面前的这些人仍是他的上级。他对戈林说,新的午餐安排十分可耻。弗鲁克又补充说:“不管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德国人必须在一起。”
那天晚上,泰克斯-惠利斯少尉在第二十七团一个叫“蛇洞”的俱乐部里喝了一些啤酒后回监狱值班。一听到新的午餐规定,惠利斯就来到戈林的牢房。惠利斯是个让人争议的人物。他交友轻率,而且把人简单分成崇拜者和诽谤者两种。他和戈林关系极好。惠利斯最近与戈林一起合影,戈林在照片上写了这些字:“赠给伟大的得克萨斯猎手。”一天晚上在纽伦堡大饭店的酒吧里,惠利斯给他的朋友们看一只漂亮精致的银表。他翻过表的背面,让大家看赫尔曼-戈林刻上去的签名。他吹嘘说,戈林把这只表当做礼物送给了他。
这个星期晚上,惠利斯告诉戈林说,他对新的午餐安排的不公正做法感到非常难过。但是,这位帝国大元帅应当知道,他泰克斯-惠利斯是他的朋友。
2月17日是星期天,吉尔伯特上尉探访了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席拉赫是一个可能悔过的人。吉尔伯特问席拉赫,什么东西使他成了一个反犹的人?席拉赫回答说:“是亨利-福特。我年轻的时候,在贵族圈里活动,从来没有怎么接触过犹太人。”十七岁时,他读了福特的《国际犹太人》一书,并且一夜之间成了反犹分,他认为他找到了指导终生的伟人真理。他说,这是一种反常的理想主义,而且是他堕落的原因。席拉赫相信,没有什么能比他亲手创立的希特勒青年团更理想主义的了。现在,他被人们看成是小纳粹怪物的培养者。
席拉赫告诉吉尔伯特说,他妻的理想主义甚至使他与希特勒失和。他的妻海因里埃特是骗摄影师和纳粹宫廷小丑海因里希-霍夫曼的极其雅讲究的女儿。作为一位纳粹显贵的夫人,海因里埃特享有海外自由旅游的特权。1943年在里斯本旅行时,她拿起一份《生活》杂志,惊诧万分地在上面读到有关纳粹暴行的报导。她又来到阿姆斯特丹,从旅馆窗户往外看到盖世太保围捕荷兰的犹太人。她看见盖世太保用棍打,用脚踢,并抢走犹太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她下定决心,必须将这一野蛮行径告诉元首。
那年6月,海因里埃特和席拉赫应希特勒之邀去贝希特斯加登元首别墅,机会来临了。在一个看似适当的时刻,海因里埃特对希特勒充满激情地描述了她在《生活》杂志上读到的以及在阿姆斯特丹亲眼所见的一切。希特勒盛气凌人地说道:“纯粹的多愁善感。”他不希望再听到这件事。此后,在那里逗留的其余时间里,巴尔杜尔-冯-席拉赫没有一件事能做好。当他讲述他的战后修复维也纳计划时,希特勒怪声尖叫着说,绝不允许维也纳与柏林相媲美。两天后这对夫妇离开贝希特斯加登,而且从此再也没被邀请来到这里。
德国投降以后,席拉赫脱去制服,改名理查德-法尔克,逃到奥地利隐匿起来。当从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听到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已死了时,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气。他在奥地利的沙瓦茨找到一间房,动手写作一本名为《默纳-洛伊之秘密》的神秘。但是当听到纳粹领导人被逮捕时,他向美国人自首了。他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在一个国际法庭面前对我的行为负责”。与此同时,席拉赫表示他愿意按照民主的方式重新教育德国青年。
吉尔伯特问席拉赫,他把万名犹太人交给党卫军是不是另一种理想主义的行为。席拉赫说,他当时的确相信这些人正在东方得到重新安置。吉尔伯特知道那是个谎言,在海德里希和后来的卡尔登勃鲁纳的每周灭绝报告的分配名单上都曾有席拉赫的名字。
这个星期天下午,吉尔伯特特别想知道席拉赫对新的隔离用餐规定的反应。他提醒席拉赫说,他是被告人当,特别是在卡廷案件起诉时表现不好的那些人之一。席拉赫没有为自己辩解,而是在笑眯眯的道歉屈服了。那正是让吉尔伯特所担心的事,那人似乎总是屈服于与他谈话的最后一个人的影响。席拉赫说,他对新的用餐安排感到高兴,至少这使戈林接触不了他。
吉尔伯特几乎在所有的牢房里都听到同一反应,他不曾意识到他们全都那么害怕戈林。斯佩尔最觉解脱,他把分开用餐看做是个人的胜利,因为他最早向吉尔伯特提出这一建议。至于戈林,吉尔伯特发现他手足无措,像一个被赶出校门的淘气学童。他恳求吉尔伯特说:“难道你就不明白?所有这些玩笑和游戏只是为了好玩地轻松一下,我们必须稍微发泄一下。如果我不鼓励他们,他们间的一些人简直就会垮掉的。”
戈林继续说道:“你难道不认为,在这个寂寞的牢房里,我在责备自己吗?难道你不认为,我希望走一条不同的生活道路,而不是像这样结束?”吉尔伯特听着,对戈林这种平常没有的谦卑深感吃惊。吉尔伯特要离开时,戈林恳请他改变那个安排,至少不要让他一个人单独吃饭。他开始斥责安德勒斯上校:“仅仅因为我是这群人里的头号纳粹分,并不会使我就成了最危险的人物。上校应当牢记,他是在与一个历史人物打交道。不管是非如何,我们是历史性的人物,而他却是个无名小卒。”
吉尔伯特结束牢房探访,觉得再没有比把戈林隔离起来更为正确的了。
52
罗曼-鲁登科不是傻瓜,但是当这位苏联检察官看起来类似傻瓜时,那通常是因为莫斯科强加于他的结果,例如提出卡廷屠杀问题。鲁登科痛苦地认识到,在纳粹铁蹄下他受如此巨大折磨的苏联人民,迄今不能赢得其他盟国应有的同情。尼基钦科向他透露说,美国候补法官帕克甚至嘲笑说“苏联夸大了暴行。”鲁登科发誓,在苏联起诉的剩余时间里一定要把那种观念扭转过来。
缺乏盟国理解和同情的部分原因是,俄国人毫不隐瞒地确信这场战争是他们单枪匹马赢得的。在记者们的酒会上,《真理报》记者鲍里斯-波列伏依常喜欢为“一手砸碎纳粹野兽脊梁骨的苏联人民”干杯。罗伯特-杰克逊认为,俄国人在纽伦堡未能赢得同情,是因为他们的英勇抵抗和灾难遭遇经常因**人华而不实的宣传而受到极大损害。当国际军事法庭的苏联伙伴宣称“纳粹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产儿”时,杰克逊感到有些不寒而栗。这意味着,不但纳粹分,而且整个资本主义,都要在纽伦堡接受审判。
2月18日星期一下午,鲁登科竭力宣传苏联所受苦难的真相。开场时首先播放一部题为《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纪录片证据》的电影。电影开始是摄影机静静扫过冰雪覆盖的俄国大地,接着转向一个杂乱的场面:一个小男孩倒在雪地上,张开的小手有一只鸽振翅欲飞。解说员解释说,那个孩因为拒绝把鸽交给一个党卫队员而被打死。影片从这一个人的死亡,又转向一个城市广场,广场上尸体堆积得像圣诞树一样高。特写镜头展现了死去的苏联将士身上血淋淋的绷带。解说员读起一份缴获件一个德国指挥官的话:“我再次通知你们,每个军官今后都有权枪毙战俘。”这一画面还说明了一个怵目惊心的统计数字:在被德国人抓获的五百七十万苏联战俘,有三百七十万人在监禁死去。
尸体堆积如山的远景插入了哭泣的母亲轻轻拍着死去孩脸颊的特写。缴获的德国影片还放映出光着身的妇女们被赶进一条沟里,这时德国士兵对着她们开枪射击,然后笑着朝向摄影机。古斯塔夫-吉尔伯特仔细察看被告席的每张脸,除了戈林假装读书外,其他所有的人都在看着影片,嘴巴张得大大的。
法官们以前已经听过有关奥斯维辛集营的证词,现在他们又在影片看到了奥斯维辛。几千双排列整齐的鞋、成百只在侧面标着姓名的破旧提箱、成堆被齐克隆B毒气染成灰色的人发在屏幕上静静移过。影片持续了四十五分钟。看完影片后,原先认为俄国人夸大所受灾难的帕克法官觉得十分难过,并请求苏联同事原谅。
鲁登科接着连续花了五天时间让证人和幸存者出庭作证。有一位证人讲述了克霍尔默范村庄人们的命运。一名德国陆军军官命令村民用农具在道路上挖地雷,所有的人全被炸死。另一位苏联检察官出示标题为“对化和科学珍品所犯罪行”的证据。在哈尔科夫,德国人闯进市立图书馆,搬走书籍用做德军装甲车加固泥泞路面的砖头。在列夫-托尔斯泰的领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一个德**官用这位大作家的藏书当柴火,当被告知周围有许多木材可用时,他回答说他更喜欢俄国学之光。德国人把柴可夫斯基的家用做摩托车车库,而且焚烧这位作曲家的手稿来取暖。俄国人引用德国人自己的报告证实,这些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蓄意消灭俄国化政策的产物。
接连天的法庭作证已显得重复啰嗦,已经证实过的东西一次又一次给予证实。不过,法庭里出现一种变化,好像法官都承认一些超越法律的东西正在这里起作用。俄国人需要这种倾吐以进行发泄,好像这是他们最后对世界诉说的机会。这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劳伦斯爵士没有要证人缩减证词,或像他经常做的那样要求了解证词的有关细节,而是毫不打断地让他们发泄痛苦。
对于美国人来说,由于他们的国家幸免于难,苏联的痛苦和好斗更加容易理解。正像一位美国检察官说的,德国人在苏联的所作所为相当于在底特律围捕并枪毙所有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领导人;或者相当于闯入在布朗克斯的一所学校并把所有的犹太人学生送往死亡营,这也相当于入侵的敌人有意发动的一场毁灭纽约和芝加哥之间美国化的一切痕迹,并把林肯纪念堂用做厕所的运动。
吉尔伯特上尉来到监狱搜集对这部影片的反应。通常侃侃而谈的汉斯-弗里奇脸色苍白,脸上肌肉抽搐,说道:“我正淹没在污物之,我被污物噎住了……我支持不下去。这已成为我每天遭受的一种死刑。”
吉尔伯特向戈林提起他在法庭上的冷漠表现。戈林回答说:“任何人都能制造出一部暴行影片。你只要把尸体从坟墓取出来,而且用一辆拖拉机把他们铲回去。”戈林又说道:“我不是一个对人类生命没有用处的冷漠无情的怪物,我并不是对那种残忍没有印象,但是我见过的真是太多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有成干上万残缺不全和烧焦的尸体,还有那种饥饿。我不必看电影来获得这种恐怖感。”戈林把话题转到新的用餐安排。他想知道,其他被告对他被单独安排吃饭有什么想法?吉尔伯特说,迄今为止除听到表示满意外,他还没有听到其他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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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逊法官对行车受阻感到十分恼火。这天早晨他去法庭已经迟到了。他讨厌保安工作的所有那些小题大作,不过,他的保镖莫里兹-富克斯还是告诉司机最好停下。正前方有个路障和一辆载满手持冲锋枪的美国士兵的吉普车,在路障边的那位年轻尉认识这些路过者,敬礼并挥手示意让他们通过。
司法大厦门口布满了机关枪,人口四周修筑着沙袋和射击掩体,M—4薛尔曼坦克在铁丝网前来回开动。纽伦堡军事区处在一级戒备之下。这一军事行动的起因是沃森将军的反情报机关雇用的一名前盖世太保提供的一份报告。这个名叫马克斯-曼林的德国人提供了暴动、越狱迫在眉捷、马丁-鲍曼出现等一系列可靠的情报,还有埃娃-布劳恩仍然活着的语言。这一次,曼林说服沃森将军相信D-13战俘营将有一次越狱行动,目的是接着来救走纽伦堡的那些被告。D-13是个战俘营,坐落在纽伦堡以北,关押着二万名党卫军的铁杆骨干分。
那天上午休庭时,鲍里斯-波列伏依走到安德勒斯上校身边,问法庭为什么看起来像是一座被围的城堡。安德勒斯解释说今天的措施纯属心理上的,为使人们放心,特别是让耳闻党卫军越狱谣言的法庭工作人员消除疑虑。他说:“从我的监狱逃跑的任何一种可能性都被排除了。”波列伏依想知道这位上校怎么如此有信心。安德勒斯告诉他如何管理监狱,从对牢房二十四小时实行严密看守,到对犯人进行直肠检查。波列伏依对此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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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里希-霍夫曼的监督理查德-赫勒,那个和这位摄影师去过巴伐利亚的年轻海军上尉已经回国,但这是在霍夫曼已相当牢固地站稳脚根之后。霍夫曼每天从卡尔诺基伯爵夫人的证人公寓坐车到法庭。他搜集了成千上万张照片需要分类,因此他的雇用得到无限期的保证。检方是需要一张雅尔马-沙赫特笑容可掬地站在希特勒身旁的照片?霍夫曼可以提供。检方需要一张卡尔登勃鲁纳在毛特豪森集营的照片吗?霍夫曼会找出一张。他在司法大厦二楼一五八号的房间曾有许多美国兵来访,他们想要希特勒与戈林、埃娃及爱犬“布隆迪”在一起的照片。霍夫曼还给来访者快速熟练地画肖像画。作为回报,他获得一堆威士忌、香烟、香皂、口香糖、巧克力和尼龙袜。他设法说服美国人相信他需要一位助手,而获准雇用了赫尔嘉。赫尔嘉十岁,是个活泼的小姐,长着一双蓝眼睛、一头淡黄头发,而且喜欢“霍夫曼教授先生”。霍夫曼的脸颊又转为红润,并开始养起大肚。
卡尔诺基伯爵夫人发现自己无可奈何地屈服于霍夫曼这个廉价商贩的魅力。这个人慷慨大方,回到公寓时口袋里总是装着送给她的珍贵香皂,和给她孩在陆军消费合作社买的糖果。然而,霍夫曼在公寓的出现也带来过紧张的时刻。检方偶尔在那里安顿集营的证人,当他们得知这位客人的身分时就惊恐万分。霍夫曼似乎并不因餐厅里他们指责的目光而改变他大摇大摆的作风。他自我介绍,并用小小的推理来说明他在那个政权的作用:“照相机没有政治。”他会编撰有关纳粹宫廷生活的趣闻,而且经常把戈林和里宾特洛甫当做笑柄。住客们忍不住发笑起来。
一天下午,霍夫曼邀请卡尔诺基到他的房间,他说,他有一些东西想给她看。他拿出一些水彩风景画,他问她知道是谁画的吗?伯爵夫人发现画上没有标明作者,就说她不知道画家是谁。霍夫曼说:“是我的朋友,阿道夫-希特勒。”他又说道:“这些画表现了他性格的另一面。”她问,什么另一面?霍夫曼回答说:“平静、温和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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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反证调查人员凯蒂-沃尔克很高兴地参加了鲁登科将军庆祝红军建军节的聚会。沃尔克的经历是在纽伦堡军事法庭工作的年轻英国妇女的典型:战前在德国工作或上学过,而且会讲德语,沃尔克最早在30年代期到过德国,她当时是在党卫军内的一位德国伯爵的城堡里工作的一名女工,那里管她吃住但不付报酬。就这样,她在一个星期天成了伯爵的客人希姆莱的槌球游戏伙伴。她对这个无赖之徒记忆最深的是他的作弊。希姆莱用脚把球偷偷踢进柱门,主人们假装没看见,并大大夸奖这位党卫军首领是个出色的槌球手。
在俄国人举办的聚会上,沃尔克被尼基钦科的译员塔尼亚-吉莉亚雷夫斯卡妞拉到一边。两个女人已相处得非常友好,这位漂亮的俄国人在造访反证办公室时很少不从沃尔克那里骗走几本《小姐》杂志的。她向沃尔克透露说,她感到很绝望。凯瑟琳问是什么原因。塔尼亚悄悄环顾屋内,轻声说道:她会见罗伯特-斯图尔特少校冒了极大的风险,她担心即将发生可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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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日,鲍里斯-波列伏依一到法庭,就遇见了为俄国的起诉回到这里的译员,年轻的奥列格-特罗雅诺夫斯基。脸色惊恐的特罗雅诺夫斯基拿着满满一手的报纸,波列伏依问:“怎么啦?”特罗雅诺夫斯基说:“看看这个。”顺手拿起一张标题为“丘吉尔-温斯顿爵士呼吁建立反苏统一战线”的英国报纸。特罗雅诺夫斯基接着又给波列伏依看美**方报纸《星条旗报》,该报标题是“丘吉尔发出警告,联合起来阻止俄国人”。那位英国前首相前一天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市一个小的学院里发表讲演,宣称:“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一个铁幕已在欧洲大陆落下。”丘吉尔宣布了战时同盟的死亡,并呼吁西方抵制**扩张。
那天,随着苏联完成了陈述,这个案的起诉宣告结束。这个时刻对被告们本该是死亡的弦声,然而命运多变,它却在希望的调结束。的确,盟国检察官已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起诉的四项罪行已被无可争议和反复多次地证实,而且大多数是通过德国人自己的件证据来证实的。经过三十三个检察官的证词,这些指控血肉般的真实已得到肯定。人们丝毫也不怀疑,是纳粹德国策划和发动了侵略战争。它公然不顾战争规则进行这场战争,并且在军事上并不需要的情况下以不可想象的规模进行集体屠杀。然而,那天上午当辩护律师们举起当日的报纸让他们的委托人看到丘吉尔讲话的标题时,一股激动的潜流流过被告席,会意的微笑传遍了每个被告。
上午休庭时,仿佛是一座水坝崩溃了。辩护律师们跑向被告委托人,紧接着是一阵阵欣喜不已的噪乱交谈。戈林几乎在被告席里跳起来,他说:“我对你是怎么说的?去年夏天我几乎不指望能活到秋天。而现在,我也许会活过冬天、春天,并且反复活过多个春夏秋冬。记住我的话,在对我们宣判之前,他们将相互打起来。”憔悴失落、烦恼不堪的里宾特洛甫突然又表现出以往的自负,他说:“我一直期待着这一消息。丘吉尔绝不是傻瓜,他知道我们德国人对他比对赤色分更加亲近。”赫斯丢掉他那种紧张症患者的凝视目光,把身靠向戈林,他对戈林预言说:“你还将是德国的元首。”
那天晚上,珍妮特-弗兰纳在记者俱乐部的酒吧间找到一桌俄国人。她表达了对丘吉尔讲话感到失望,不过她发现他们相当平静。鲍里斯-波列伏依耸耸肩说:“我们已经听过成千上万的资本主义噪音,丘吉尔再来一点并不能伤害我们。”
在C牢区,弗鲁克医生在他的最后探视愉快地发现,那天晚上被告们对安眠药的需求少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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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昂-多斯特尔特上校离开纽伦堡,留下现在正式晋升为海军校的阿尔弗雷德-斯蒂尔继任语言处处长。斯蒂尔很高兴见到那人回国。自从审判开始后,他就作为神经质的多斯特尔特的副手工作。在斯蒂尔的眼里,多斯特尔特是个好为人师的机会主义者,一个使役下级又迎合上级的招摇过市的家伙。每当他和上级见面回来,对斯蒂尔的一种吹嘘就是:“我刚把某某法官或某某将军迷住了。”
三十三岁的斯蒂尔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博士,既是精力充沛的实干家又是学者。他接下的是个艰巨的任务。虽然同步翻译复杂棘手,而且在纽伦堡刚刚使用,但人们很快就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伯基特法官喜欢把他的天才用在抨击译员身上。备登科检察官热情洋溢、男雄性的俄语发言被一个声音虚弱的译员译成英语,伯基特抱怨说听起来像“一个死而复活的老朽牧师,一个在教区花园舞会上致歉的迟到者,而不是重大战争罪行的检察官”。声音粗壮的德国将军们由声音低如小鸡的年轻女人翻译,因而降低了证人们证词的威力。有一次,贵族风度的欧-拉豪森将军的作证由一个受教育不多的德裔美国人做翻译后,伯基特问道:“那是什么语言?”斯蒂尔回答说:“是布鲁克林语。”
译员们有时也遇到语言陷阱。德国人习惯以“Ja”开始说话。假如逐字翻译,这个音可以理解为一种认罪。检查官问:“你知道你做的事有罪吗?”证人会回答“Ja”。其含义不是“是”而是个间隔四头语,更为准确的翻译是“嗯……”
斯蒂尔认为,批评指责者应该知道他拒绝了多少参选人。五角大楼给他送来成批的新译员,其大多数人准备仓促。当听到例如judgify或tribunalize之类生硬、编造的同源词时,斯蒂尔知道,即使有一位语言专家也不管用。落选译员被派到一个叫做“西伯利亚”的地区执行低级任务,直到他们受命返回美国。而当所有一切进展顺利时,有人总是失脚绊着弯弯曲曲穿过法庭的电线,整个翻译系统顿时沉默无声。
辩护预计在3月8日开始举行。两天前,一名为纳粹组织辩护的律师汉斯-拉腾塞尔撞入斯蒂尔的办公室。拉腾塞尔抱怨地说:“你难道不明白?我们必须尽快准备好,而你还有许多件没给我们翻译出来。”斯蒂尔对拉腾塞尔解释说,他任务繁重,但人员缺乏,资金不足。拉腾塞尔指出,但是,就在安德勒斯的监狱里,他们关着全欧洲最好的翻译。斯蒂尔问,那人是谁?拉腾塞尔回答说是保罗-奥托-施密特,现在作为重要证人关押在狱。
施密特曾是希特勒的私人翻译,出席了希特勒与外国领导人之间的每次关键会议。1939年9月,当英国大使把“撤出波兰或面对战争”的最后通煤送交德国时,正是保罗-施密特把这一消息翻译给希特勒的。烦恼不堪的斯蒂尔去找安德勒斯上校,告诉他拥有施密特这个宝贝。安德勒斯同意斯蒂尔可以使用施密特,但是这个犯人必须安置在一个武装看守下的安全之处。
译员们站在房内四周,像一群来听海费茨演奏的小提琴手。大家集注意的是一个满脸胡拉碴、内衫外穿着一件破旧夹克外套的人。这位身材高大、脸色苍白的人就是施密特。斯蒂尔已经把一组速记员集在一起轮班工作,因为这是跟上保罗-施密特翻译的唯一方法。施密特从一堆件里拿起一份英语件,就在来回踱步时,一边浏览一边译成德语,然后又译成法语。翻译工作者大多数是一个方向上的翻译做得很好。但是对施密特来说,这没有什么区别。像从德语译成英语时一样,他轻易地从英语译到德语,而且其他语言的来回翻译世一样。他工作相当长时间才停下去洗手间,或者用可口可乐和三明治充饥止渴。
在几乎不分昼夜的几天工作后,施密特筋疲力尽地回到牢房,手里缀着斯蒂尔犒劳他的几盒香烟。他倒在他的小行军床上。施密特曾尽力想让安德勒斯上校理解,他直到1942年才成为一名纳粹党员,而那是因为他的非党员身分在希特勒身边的圈里显得越来越引人注意。他希望这次为法庭翻译的表现将使他获释出狱,可是他仍然作为一名普通罪犯被关押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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