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抗辩(1)（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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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终于离我们而去。天气暖和起来，白天也变长了，颓垣断壁的野草籽开始冒出嫩芽。新来的美国兵远足齐柏林田径场，相当于现今的朝觐活动。他们登上希特勒曾经发表演说煽动人民的讲台，做出模仿纳粹分致敬礼的姿态，用廉价的照相机拍下这些镜头。

3月7日傍晚，几名被告的辩护律师在星球旅馆碰头，一边喝啤酒一边讨论第二天有关他们经手的案的开庭陈词。他们说话的样，像是在陌生的新场地受训的运动员，就要第一次在这个场地参加比赛似的。盎格鲁一撒克逊法律制度对他们就像是一身裁剪失当的西服，他们甚至对审判的核心还感到茫然不解。真是要作出诚挚的努力来惩治罪魁昭雪无辜？抑或仅仅是胜王败寇？应该说，劳伦斯爵士的公正无私是毫无疑问的，凡是德国人的对手能获得的件，他们都能获得。对他们与当事人的商议几乎没有时间限制。盟国当局付予他们的酬劳相当不错。可这是为什么呢？胜利者为什么要搞这个耗时耗财的举动呢？这在德国人的历史上可没有先例。

审判室里的气氛可不是这样，大家立刻就感觉到了。证人席一直设在法官席和被告席的正间，却在前一天夜里给挪动了。俄国法官得知被告将和原告在同一证人席上做证，感到很愤慨。劳伦斯爵士在最后一刻找到妥协办法。为了使俄国人不因离被告近而感到大受冒犯，他提出把证人席干脆挪到离法官远而靠近被告席的位置，而不是另行替换。

旁听楼座里被挤得水泄不通。纳粹主义的黑色之星戈林预计将作为第一个被告证人出庭作证。但是，奥托-斯塔马尔传唤出庭的第一个证人却是纳粹德国空军将领卡尔-B-博登沙茨。博登沙茨曾是戈林在里希特霍芬空军队服役时的老战友，后来担任帝国元帅与希特勒之间的联络官。他的证词旨在证实：1943年以后戈林在希特勒面前名誉扫地，并不再行使任何重大权力。第二个出庭的是陆军元帅埃哈德-米尔希，前飞机制造总监。这时，从检察官席传来一阵抑制不住的笑声，因为其一个律师低声提醒他人注意戈林眼的米尔希的地位，称他是“我屁眼里放出的屁”。

法庭休庭。星期一上午复庭。斯塔马尔继续传唤证人。在星期三即3月13日下午之前，戈林不会出庭作证。

弗鲁克大夫在前一天晚上去看过戈林，发现他的病人焦虑不安，坐在桌旁边，手里捏着一张绔巴巴的纸，说话嗓门大。汉斯-弗里奇是一个职业广播家，在分析前几位德国证人失败后，写了一份名之为“给发言人的建议”的忠告书。他注意到，德国人的话往往给译错了，因为他们使用长句而把动词放在句末，而且说得太快。他们应该慢慢讲，用短句，尽量把主语和动词放到一起。在思考之间稍作停顿，使翻译有时间跟得上。戈林现在努力记住弗里奇的这些忠告。

戈林很有风度地跟来访的客人寒暄。弗鲁克大夫的关心对他总是一种激励。大夫询问那天夜里他是否要服用药性更强的镇静剂，他对自己哪怕是浅睡片刻也没有把握。弗鲁克提醒他，自然睡眠和服药入睡是不同的。还告诫他在第二天必须保持警觉。戈林决定吞服平时用的药片。

如果说保罗-施密特是纽伦堡的译员所亲眼见过的最佳译员的话，那么，沃尔夫-弗兰克则紧随其后屈居第二。当初，这位身着英国陆军上尉的佩有饰带的制服、惹人瞩目的人来参加考试时，彼得-尤伯拉尔可没想到碰上了一个语言家。跟施密特一样，弗兰克操一口上流社会的英语，在英语和德语之间随意转换，毫无瑕疵。他是犹太人开办的巴伐利亚发动机公司（B）的工厂厂长的儿，明年代末逃到英国。他放弃了为他提供的安稳的语言工作的职位，自愿加入突击队。在纽伦堡，他为自己定下一个目标：成为英德之间独一无二的译员，当戈林步入证人席时，他并不感到轻松。斯蒂尔处长找不到拒绝接受他的理由。

下午2点30分，身着淡紫色罩袍的斯塔马尔从辩护律师席上站起来，传唤证人。戈林移步向那扇小门走去，这扇门从被告席通往审判室发言席。他那身蓝灰色的制服刚刚烫过，穿在身上却像没有挂好。锒铛入狱后，他掉了七十磅肉。小门打开，露出戈林那双擦得发亮的黄色皮靴，裤松松地垂在靴上。他的脖上围着一条深红色的围巾，让人想起他那王牌飞行员的日。他拿着一个紫色的厚件夹，迈着坚定的步走向证人席。当劳伦斯法官要他宣誓时，他涨红了脸：“请跟我重复誓词：我向全能和无所不知的上帝起誓，我将毫无保留地陈述真实情况！”戈林举起右手，手抖得厉害，用颤巍巍的声音复述誓词。

戈林是否相信纳粹党是合法上台的？斯塔马尔问道。他打开笔记本，笔记本纸页在手里颤抖。他的声音一开始模糊不清，然后逐渐恢复自信，变得洪亮起来，发音准确，发RS音时尤显力量。戈林几乎不看笔记，井井有条地讲述了纳粹主义兴起的历史。“我们一旦上台，”他说，“就决定不顾一切执掌政权……我们不想把政权留给机遇、选举和国会多数……”这些话如同猛然浇到审判室里的冰水，戈林陈述没有道歉，毫不躲避，绝无软化迹象。他解释说，一旦跨上马鞍，纳粹党就想取消国会、解散地方议会、结束个人权利。杰克逊恼火地注意到，戈林的回答花了二十分钟，劳伦斯却未加干预。

斯塔马尔暗示戈林解释一下，将礼仪性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集于希特勒一身的主意是怎么来的。这很简单，戈林说，他们从美国总统类似的双重角色找到榜样。那集营呢？斯塔马尔问。戈林详细叙述了为什么以及怎样开始搞集营。纳粹党在建立秩序之前怎能进行统治？如果任其死敌尤其是**人肆意妄为，又怎能维持秩序？“问题是如何消除危险，”戈林说，“只有一个办法行得通，这就是保护性监禁。”至于说集营名称的由来，可不是起源于纳粹分，而是来自外国报章，纳粹党人只不过接受了这个名称。他讲了两个多小时，由怯场紧张而恢复自信，而后显然陶醉在自己的表演之。

珍妮特-弗兰纳离开审判室时感到不胜惊讶。她坐在记者专车里，一言不发，细细咀嚼戈林初展辩锋的意义。刚回到施坦因城堡，她就挥毫为《纽约客》撰写专栏章。她写道：“在这个人才平庸的历史时期”，她亲眼目睹了“这一时期最睿智明达的头脑之一”。可是她认为，戈林“聪明睿智却无良知”。

霍华德-史密斯从审判室下楼到新闻室时，心琢磨着这个下午的重要性。证人席上的赫尔曼-戈林远胜于史密斯心目早年的狂放不羁的“帝国元帅”。“明达之人面对死神而别无所失时，”史密斯告诉他的电台听众，“他能奇迹般地全神贯注地进行思维。”

古斯塔夫-吉尔伯特陪着被告们步行回牢房。戈林不得不压抑着，以免他激动的话语盖过周围的人群。看守还得阻止人们前来跟戈林握手，把他当做刚刚挽回一场比赛的体育明星来对待。邓尼茨转身对斯佩尔说：“你看，甚至法官们也被打动了。”斯佩尔不得不同意。随后吉尔伯特驻足戈林牢房前，发现他端坐床上，晚餐还未动。他告诉吉尔伯特，自己太激动，吃不下东西。“我压力太大，”戈林接着说，“特别是头十分钟，我简直不能让我的手停止颤抖！’然而，他期盼着明天。

诺曼-伯基特爵士坐在他别墅的书房里，回顾着这一天。杰弗里-劳伦斯爵士的做法让他感到震惊。赫尔曼-戈林的所谓作证是一场闹剧。只要他决定讲话就干脆让这样的人任其所欲地主宰法庭！伯基特想在翌日复庭以前，敦促劳伦斯对戈林的谈话作适当限制。

第二天上午10点钟，戈林回到证人席。在斯塔马尔的轻微推动下，他指出，纳粹政权由于其强加给追随者的愚忠而备受辱骂。在检察官的论据，这种自上而下不假思索的盲目服从的金字塔，止于奥斯维辛和毛特豪森这样的地方。然而――领袖原则（Fubrerprinzip）――无非是一种健全的管理。戈林断言：“权威是自上而下，责任则是自下而上。”难道这一概念仅为迷恋权力的纳粹分所采纳？戈林尖锐地反问道。“我很乐意在这里提供几个类似的情况。天主教会和苏联政府都建立在与领袖原则一样的原则之上。”说着，他朝苏联检察官方向点头示意。

话到此处，戈林尚未含糊其词。可是当斯塔马尔向他提出下一个问题时，听众都认为这一次要躲闪规避了。“你在多大程度上参与签发1935年纽伦堡法？”斯塔马尔问。戈林几乎未加思索就回答：“我以帝国国会议长的身分，就在这里，在纽伦堡颁布了这些法律。当时国会正在这里开会。”

午餐休息的时候，沮丧的吉尔伯特从“青年屋”走到“老年屋”，然后再走访其他房间，感到大家士气高涨。唯一的鲜明的片段是汉斯-弗兰克的激烈爆发。当他们鱼贯而行下楼到审判室时，弗兰克冲戈林大声说道：“干得不错啊，帝国元帅先生！真糟糕，几年前没把你投入大牢！”

戈林一直等到直接讯问的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才反驳检察官对纳粹德国空军的指控。荷兰败降以后，外界对德国轰炸鹿特丹感到非常惊讶。戈林说，不错，他派遣了一个空军队轰炸鹿特丹。然而，当德国人获悉投降谈判业已进行之时，便向天空发射红色信号弹，以挡回他们的轰炸机。第一批机群没有明白信号之意，不幸击目标。随后的两批机群明白信号后掉转机头飞回。戈林争辩说，鹿特丹事件不是暴行，是一个悲剧性的失误。

接下来戈林单刀直入地回答他何以攫取那些艺术珍品。“我决定在战后或我认为某个适当的时候，创办一座艺术品陈列馆。或通过购置，或通过接受馈赠，或通过继承，向德国人民展示这些艺术珍品。”自从他出庭作证以来，第一次从听众席里传来窃窃笑声。

3月15日，星期五傍晚。戈林已经作证五个小时。第一天作证结束后，他就懒得随手带上那紫色的件夹了。斯塔马尔在他的最后一个问题提出，在遵守明社会冲突规则方面，德国与其盟国可有不同之处？戈林答道：“诸如《日内瓦公约》和C海牙公约》之类的件已让现代战争彻底撕毁。关于这一点，我要援引我们最伟大、最重要和最强大的对手之一、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所说的那句话：在生死搏斗终无法理可言。”劳伦斯爵士宣布休庭。赫尔曼-戈林在几乎没有断、大多不用草稿的情况下，讲了两天半。过了周末将开始对他进行法庭盘诘。

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认为，戈林要不是当面抛出丘吉尔那句话，他的证词真够灿烂夺目的。法庭向伦敦白厅发电查询，丘吉尔爵士在何时何地可能说过这句话。英国外交部答复说，1940年丘吉尔还在担任海军大臣时发表的一次演讲与之最接近。“在一场殊死搏斗，如果侵略者将人道之情践踏无遗，而抵抗侵略的人却仍然拘泥于业已遭到破坏的支离破碎的法律条，那就毫无公道可言。”戈林的援引在字上有误，但令人不快的是，二者在情绪上颇为相近。

2

德雷克塞尔-斯普雷彻认为战争罪当然会产生奇怪的伴生物，就像他玩另一种十到二十一的游戏一样。他和保罗-施密特在一个富有的德国实业家的狩猎用房里打乒乓球，施密特曾任希特勒的私人翻译，而在赫尔曼-戈林手下曾一度出任盖世太保头的鲁道夫-代尔斯则在一旁等着上阵。与此同时，他的东道主罗兰-费伯一卡斯托尔坐在一张宽大的皮椅里，与丰克和席拉赫的律师弗里兹-索特闲聊。斯普雷彻几乎每个周末都去他表妹尼娜的乡间别墅。他从不知道谁会来费伯一卡斯托尔的家作客，因为来客包括了德国整个上流社会。保罗-施密特个人对斯普雷彻很感激，后者把他从纽伦堡的大牢给弄了出来，部分是因为施密特为国际军事法庭做翻译工作。

斯普雷彻对代尔斯出现在这里颇感意外，好奇地想跟他攀谈攀谈。戈林的表演乃尽人皆知，纳粹党人主政不久，代尔斯就认识戈林。但是费伯一卡斯托尔家有一个惯例，即不谈审判战犯之事，或者用东道主的话来说，不在已判罪的犯人家里谈论绞刑架。代尔斯那桩案曾一度看来是个倒霉事，结果成为他的一条生路。当戈林意识到盖世太保已成为国际大丑闻时，便让贪婪无比的希姆莱主其事。代尔斯主要是个政治警察而非政治刺客，很快就让希姆莱的麾下给挤到一边。随后，代尔斯进入一般警察部门工作，当上了科隆警察局的头头。在纽伦堡，他等着以证人身分被传入庭。

德雷克塞尔-斯普雷彻在别墅里可是上座嘉宾，能攀上一位颇有地位的美国朋友差不多是每个德国人的愿望。而且，斯普雷彻和蔼可亲，谈话十分娓娓动听，是个很好的同伴。作为客人，他把自己的检察官的帽留在法庭。他和前纳粹分和辩护律师出现在这里可能会让法庭上的同僚大为震惊，于是他决定对自己周末解脱一事的性质缄默不言。返回纽伦堡后，他戴上检察官帽，以他寻欢作乐的同一劲头对纳粹分定罪。他心里明白，眼下的审判结束后，他不会回家的。甲级被告受审之后，将会成立一个新法庭来审判数以百计的小人物，如第四特别行动队队长奥托-奥伦道夫。杰克逊法官业已挑选特尔福德-泰勒为这些“随后的诉讼”的首席检察官，德雷克塞尔-斯普雷彻将是他的主要副手。

斯普雷彻的表妹尼娜进屋时两颊绯红，她绕着住处转了一圈。她提醒罗兰说，外面真是美极啦，或许他和斯普雷彻也想出去溜达溜达。这个姿态看来几乎是事先编排的。当两人并肩步入林里时，斯普雷彻意识到家规就要打破了。费伯一卡斯托尔在说了一棵被炸坏的树木如何给挖掉以后，突然问斯普雷彻：在随后的诉讼，纳粹实业家将会入庭受审吗？是这样，斯普雷彻答道。“这是不对的，”德国人说，“他们跟我一样，只不过是商人。”“是啊，可他们太喜欢在自己的企业里使用苦役，”斯普雷彻反驳道，“还没收外国人的财产。我的朋友，他们帮助希特勒夺取政权。”这是个费伯一卡斯托尔从未听说过的斯普雷彻式人物。“我不敢肯定，在当时的形势下，换了别人是否会有不同的为人处世。”德国人评论说，“你会起诉这些案吗？”斯普雷彻回答说，大概会的。

当晚用过晚餐之后，斯普雷彻与弗里兹-索特和鲁道夫-代尔斯一起，津津有味地抽着雪茄。他敬重索特。这个律师承认当过五年的纳粹党员，可是当**人和反纳粹斗士要他出庭为他们辩护时，他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他接下这些案，结果给驱逐出纳粹党。他很高兴在国际军事法庭前被解除了里宾特洛甫的令人恼火的辩护律师职务，他说，因为另外两个当事人已经让他疲于奔命了。

代尔斯终于提出了大家心里想说而没说出口的话题，即戈林的证词。代尔斯说，海因里希-霍夫曼就好像自己待在“证人之家”似的，不再把戈林当作他的笑柄。代尔斯接着指出，盟国的错误在于把戈林的享乐主义等同于智慧的柔情。他得出结论，杰克逊法官真的睿智过人才能抓住那只胖狐狸。

3

诺曼-伯基特爵士在给家乡的同事的信写道：当美国检察官杰克逊在法庭上盘洁戈林时，本次审判第一次真正极具戏剧性的时刻就将来临。这将是明社会的一切有价值的代表与邪恶势力尚存的最后一位领导人之间的殊死决斗，从某种意义上说，本次审判的整个结局取决于这场大决斗。”

3月17日，星期天傍晚，罗伯特-杰克逊在菩提树大街的私哪里为这场决斗做最后的准备。花房里再次堆着一摆一擦的他指望要利用的件。他召集他的儿比尔、艾尔丝和挖掘出奥托-奥伦道夫的检察官惠特尼-哈里斯，一起研究盘问戈林的战略。杰克逊说，他知道，铁证如山，戈林断推辞其咎。“但是戈林乃哗众取宠之辈，会上演一场滑稽闹剧，或越过军事法庭法官诉诸德国民众。”杰克逊说，他打算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不过，最佳的办法是什么呢？他的助手们研究出两种盘问戈林的路。第一种是一连串放步枪弹，打算以具体指控击戈林。例如，他迫使犹太人为“水晶之夜”付出代价，签署反犹太人法律，参与处死被击落的飞行员。另一种是用重炮轰击戈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诘问，迫使他承认在摧毁德国民主、武装德国作战及策划纳粹侵略扮演了主要角色。到深夜与助手们分手时，罗伯特-杰克逊还没有拿定主意，哪一种武器最能搞垮戈林。

审判室拥挤不堪，人涌如潮，为开庭以来所仅见。上午的大多数时间让被告辩护律师占去了，完成对戈林的直接讯问，问他一些旨在开脱其当事人的问题。戈林果敢地准备为几乎所有这一切承担责任。与此同时，旁听者啧有烦言，就像拳击迷在主场较量之前不得不耐着性看轻量级的比赛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