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让我们不停地苦干，
他不停地叫喊，
我们不停地跟着他转，……
跟着他转！
诺曼-伯基特爵士违背纽伦堡社交生活的基本礼节，在晚会上把比德尔的助手赫伯特-韦克斯勒强行拉到一边，长谈工作上的问题。伯基特爵士告诉韦克斯勒，国际军事法庭的标准无法同英国最高法院相比。他又说，要是他担任庭长，纽伦堡的法官们将会得到更大的提高。韦克斯勒觉得很不自在。他想扭转伯基特的话题，反而被伯基特爵士秘密地询问，是否知道劳伦斯驾车带着年轻女士长途兜风？是否知道英国检察官把法庭上的美国法官叫做鬼混的人和乱叫的狗？韦克斯勒了解伯基特在英国法律界的声望。不过，他的行为表明他的品行并不稳定，缺乏良好家庭出身的人们应有的那种平静自信。过了一会儿，这位瘦高蓬头的伯茨特律师说声“请原谅”就走开了，并且高声朗诵了莎士比亚的一首诗，迷倒了一小群客人。韦克斯勒更喜欢的是这样的伯基特。
41
吉尔伯特上尉曾考虑逃避出去度周末。这位心理学家几个月来成天站在法庭上，夜间和周末还要巡视牢房，他的情绪都快崩溃了。可是，他很担心赫斯与里宾特洛甫的情绪是否稳定。他决定，不管是不是周末，应当去看看他们。
那个星期下午，吉尔伯特走进赫斯的牢房时，他没有按要求站立起来。赫斯从不对任何人起立，包括安德勒斯上校。在上次的探访，吉尔伯特已感觉到赫斯的精神状况在恶化。自从11月30日赫斯令人震惊地宣布他的记忆力已经恢复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曾停止了在法庭上读；他在记忆数字测试的表现有很大进步。但是现在他又开始在法庭上读书。最初看守们把书从他手夺走，但是不久以后，劳伦斯法官告诉他们不要打扰赫斯。这位法官担心，假如除读书外没有其他办法分散赫斯的注意力，他也许会用更糟的滑稽行为打乱法庭审判。
这一天，吉尔伯特再次进行数字回忆测试。赫斯从上一次的前八个数字和后七个数字下降至今天的前五个数字和后四个数字。吉尔伯特离开牢房，去监狱办公室写评语，他写道：“此人表现冷漠并开始真正明显地丧失记忆，这是他对意识形态被最终粉碎的抗拒反应的一部分表现。这种意识曾支持着他的自我，而现在又使他面临承认他所犯的那一部分纳粹罪行，或者抛弃他的元首的那种不可容忍的选择。他也许会以再次拒绝承认现实的方式结束自己的一生。”
凯利少校出现在门口。他说他们需要谈谈，便领着吉尔伯特走到操场。凯利继续说，作为朋友和同事，他想提醒吉尔伯特，他对军事专家的轻视正在引起上校的注意。吉尔伯特答复说，他很难让自己的工作不断被外行在事后指指点点，但是他将尽量对别人更尊重些。凯利没对吉尔伯特说的是，安德勒斯曾提出把他调走。凯利已说服安德勒斯把吉尔伯特留下。这位精神病医生希望不久离开纽伦堡，而吉尔伯特将是他取得资料的唯一渠道，这些资料对他们计划撰写的那本书至关重要。
吉尔伯特走后不久，赫斯又接待了一位来访者。此人是法庭联络员、英国人艾雷-尼夫少校。尼夫到来时，赫斯那里一阵喧吵。赫斯刚把装满食物的餐具扔向一个胆敢窥视他的牢房的下级军官。他问尼夫，为什么让他一个星期都没有律师？这位少校像过去那样解释说，赫斯的辩护律师冈瑟-冯-罗尔施伊德在冰上摔断了腿。赫斯说，既然这样，他将为自己辩护。把尼夫派来正是为了防止赫斯这样做。法官们担心，赫斯作自我辩护将会使审判变成一场杂技表演。尼夫说，他和赫斯明天将再次讨论这事，企图以拖延的手法争取时间。
尼夫少校刚走，赫斯就从看守那里要来纸笔。他说，他要给法庭成员写信。他对罗尔施伊德不信任，想把他解雇掉。
被告们给法庭的所有信件都必须经过安德勒斯上校。这位上校星期上午也来到办公室，刚在读吉尔伯特最近对赫斯的评价：赫斯是个“易受外界影响、消极被动的家伙……一个容易受骗上当的傻瓜。像典型的歇斯底里症状那样，他不能面对现实，而且通过形成一种功能错乱，就他而言，即歇斯底里健忘症，来逃避挫折”。收到这个“易受外界影响、消极被动的家伙”写给国际军事法庭的信后，安德勒斯上校马上打开读起来。赫斯在信写道：“我谨请法庭注意一个事实：我现在已整整一个星期没有辩护律师了，而我又被剥夺了法律赋予我的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其结果是，对这个阶段的证人，我甚至不能向他们的一人提问，尽管法律赋予我权利可以这样做。”安德勒斯想，这几乎看不出来像是一个“容易受骗上当的傻瓜”写的信。他把这封信转交给杰弗里-劳伦斯爵士的办公室。
42
l月27日星期天，吉尔伯特在探访赫斯的第二天，去看另一位有问题的犯人，里宾特洛甫。绍克尔和卡尔登勃鲁纳在集邮，凯特尔在玩单人纸牌，戈林睡着了，里宾特洛甫则烦躁不安。吉尔伯特发现那人是架能量分散的风车。他在牢房来回踱步，在纸上乱涂乱画，纠缠着守、医生和他的律师，然后又忘了向他们要求的事情。他把他现在的律师弗里兹-索特弄得发疯。他们刚决定采取一种辩护策略，而第二天里宾特洛甫就否认他曾同意这种策略。里宾特洛甫要求找来某个证人，而一旦索特安排好那个证人出场后，他又拒绝那个人。索特认为，“不可能管里宾特洛甫这个人辩护”。在吉尔伯特看来，反复无常的行为反映出一个已崩溃了的自我、一个失去了主心骨的人。
吉尔伯特尽量把现在的里宾特洛甫和一个证人所描写的个人联系起来。这位证人是这位前外交部长的一个部属，他在书面证词写道：“他像朵云降落一般走进房间，然后突然大吃一惊地注意到其他的人――仅仅是人而已――也在屋里。他会要他的全体工作人员列队在机场上等上五个小时，甚至冒着风雨，直到他的飞机抵达。他从飞机上出现，带着勉强的微笑招呼我们，举手致希特勒万岁的敬礼，然后驱车离开。此人完全像在演戏，我们都叫他电影演员。他对待我们像对待狗一样。”这就是现在躺在床上，向吉尔伯特抱怨说晚上又没睡好的这个遍遍苍白的人。
里宾特洛甫说他头疼，吉尔伯特想知道有多久了。里宾特洛甫说，一阵一阵的，有五年了。他能说出头痛开始的确切日期：1941年7月28日（德军入侵苏联是1941年6月22日――编者），即德国进攻俄国后的第天。池的外交杰作是德国和苏联间签署的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的战争行动把这个条约彻底撕毁了。一次，里宾特洛甫决定说出他的心里话。他告诉元首，他一直反对与苏联作战；这次进攻的后果现在已不能控制。希特勒勃然大怒，尖声喊叫起来，痛骂里宾特洛甫，直骂得这位外交部长不停地颤抖。希特勒尖叫道，里宾特港市给他意外打击，绝不允许在任何问题上反对他。那次挨骂后，里宾特洛甫在病床上躺了许多天，他的右胳膊和右腿出现了暂时性的瘫痪。他再也不敢反对希特勒了，就是从那时开始头痛的。
里宾特洛甫的到宫古斯塔夫-斯登格拉齐特＊冯-莫伊兰德男爵亲眼目睹了这一爆炸性的事件。在纽伦堡接受审问时，他解释说里宾特洛甫这次罕见的反对也使希特勒病倒了。这次事件使莫伊兰德瞥见到元首个性的阴暗一面。这位男爵告诉审讯者说：“他性格的基本特征，可能是缺乏信心。专家们和正派人士试图影响着特勒，可是却徒劳无益。而煽动采取极端措施的不负责任之辈，却发现他极易受影响。希特勒认为这些人强硬有力，无比较正常人的行为则被谴责是懦弱和失败主义。”在里宾特洛甫讲述五年前的事件时，吉尔伯特头脑回响着莫伊兰德的这些话。由于理智地反对进攻俄国，里宾特洛甫离开了阿谀奉承者的合唱团而进入有理智的顾问角色。这一转变显然触动了希特勒自我怀疑的神经，而且使他大发雷霆。
吉尔伯特还需要探访一个人。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应当受到鼓励，以使他继续待在悔过者的阵营里。吉尔伯特进入席拉赫牢房时，提起他刚去看了里其特洛南。席拉赫冷冷一笑，又讲了里宾特洛甫无耻地获得贵族称号“冯”的故事。席拉赫问：“你知道戈培尔怎么说里宾特洛甫吗？“他说，“他是个无核的躯壳，他的名声是买来的，他结婚是为了钱，他靠连荣带骗走入宦途”。吉尔伯特看了看这个纨绔弟，很想知道谁更应受谴责，是拚个钻营的野心家，还是堕落击事受纳粹果实的贵族。
43
1月28日，星期一上午，当劳伦斯爵士似乎快要昏迷时，法庭审判止了一个多小时。后来法国检察官查理-杜博走上起诉席，用低沉单调的声音开始起诉。在战争，社博白天是法官，晚上则是地下反抗运动的领导人，善于炸毁列车和桥梁。现在，这人显出许多法国代表团成员身上都有的那到疲惫神态。法国首席法官是亨利-多纳迪厄-德瓦布雷斯。此人十分健壮，身着世纪服装，双肩宽大隆起，灰白长发，胡须下垂。但是他从不发言，也从不发问。多纳迪厄-德瓦布雷斯上街时乘坐一辆老式黑色雪铁龙。当司机在修理汽车故障时，人们常看到他闷闷不乐地站在车旁。敬重法国人的艾雷-尼夫认为，他们的这种情绪也许反映出他们国家筋疲力尽的状况。法庭里的法国工作人员已经将近三个月没发薪水了。
下一个证人在陈述纳粹占领法国的五年从该国劫走的几乎是全部的财产清单时，整个法官席似乎都快进入了梦乡。戈林用肘拐轻碰赫斯，说道：“我为我们从法国人那里拿走的每瓶白兰地和每支雪茄都感到高兴。”赫斯回答说：“如果你不曾拿走所有那些东西，你现在也许就不会坐在这里了。”戈林又说道：“听着，鲁道夫，你不抽烟，也不喝酒，可是你还是在这里，一样和我关在一起。”
杜博传一群居弱疲惫的集营受害者出庭作证。劳伦斯爵士提了提神，问道：“社博先生，你打算传更多的集营证人吗？”这位检察官局促不安地做了肯定的回答。
突然，法庭内的沉寂状态被打破了。一位身穿时髦深蓝套装的女人走上了证人席。有关她的一些事件吸住了大家的注意力。她叫玛丽-克劳德-韦兰一库图里埃，三十三岁，笔直站着，一头秀发往后梳得紧紧的，脸上没有化妆，不过却显出尊严。她是法国立宪议会议员，特地请假前来做证。社博请这位证人讲述她的经历。韦兰一库图里埃作证说，法国陷落时，她是个反法西斯的记者。1942年，她被逮捕并受到审讯，而且被命令在一份假坦白书上签字。她告诉法庭说：“我拒绝签字。德**官就威胁我。我告诉他说我不怕被枪决。他说：我们有远比枪决更坏的方法来处置你。”此后不久，韦兰一库图里埃和其他二百三十名法国妇女一起被塞进一辆列车送往奥斯维辛。在整个旅途，都没有给她们吃喝。
韦兰一库图里埃被分派到集营的一个缝纫组。她说：“我们就住在火车停放的地方，这些火车实际上是开往毒气室的。因此，我们看见车厢打开，士兵们把男人、妇女和孩赶了出来。我们看见老夫妻们被拆散，母亲们被迫抛弃幼小的孩，所有这些人都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命运是什么。为使他们的到来显得更热闹，身穿白色长裙和海军蓝短裙的漂亮姑娘们组成的一个乐队在人们分组时表演着《快乐寡妇》和《霍夫曼传奇》的欢快曲调。那些送往毒气室的人，老人、母亲和小孩，立即被护送进一座红砖建筑。”
这位证人继续说：“我终生都会记得安妮特-爱波。我看见她在一辆载着人到毒气室去的卡车上。她用手抱住另一位法国妇女。卡车开动时，她对我喊：如果你以后回法国的话，记住我的小男孩。他们接着开始唱《马赛进行曲》，法庭内一片沉寂，只有同步译员们在他们的玻璃室内重复着韦兰一库图里埃的话。
杜博彬彬有礼地催促她继续往下说时，这位妇女低下了头。她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她说：“一天晚上，我们被骇人的哭声惊醒。第二天我们听说纳粹分的毒气用完了，孩们活着就被扔进了焚尸炉。”杜博问她，列车上的二百三十名同行的法国妇女，在奥斯维辛最后有多少人幸存下来。韦兰一库图里埃回答说只有四十人。
这位妇女讲完后，她走近被告席并在戈林几步之前停了下来。她知道，这是她今后绝不会再遇到的机会。正如她后来写的：“我想靠近看看他们，我想看看他们脸上的表情。我依次看了他们的每一个人，他们看起来都像有着正常、人性一面的普通人，这倒不使我吃惊。在奥斯维辛，一个党卫队员在毒死一个五岁的吉普赛男孩的母亲和姊姊后，又经常给这个男孩糖吃。”
在午休息时间，奥托-克兰获比勒律师出人意外地出现在阁楼餐室的过道里，苍白的脸色和他的海军蓝制服反差强烈。他看着他的委托人邓尼茨元帅，问道：“难道没人知道这些事情吗？邓尼茨耸耸肩，继续吃饭。戈林抬起头向上看，说道：“你知道是怎么回事。甚至在一个营里，营长也不了解前线的情况。你的职位越高，你知道下面发生的事就越少。”克兰获比勒摇摇头，然后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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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休庭后，监狱图书管理员奥托-施特伦应斯佩尔的要求给他送来了一本《本维纽托-塞利尼自传》。但是斯佩尔很难专心读书。韦兰一库图里埃所作的证词再次震动了法庭。斯佩尔清楚地认识到一件事：在所有各方面的证据，与集营有关的证据是最讨厌的。他在罪行的擂场上择路前行，迄今为止他认为是成功的。他的律师已使用了两个对他最有力的辩护证据：试图暗杀希特勒和抵制元首的焦土命令。与绍克尔的关系性质即谁是谁的上级的问题，仍悬而未决。但是证明他与集营有关系这一点对斯佩尔将是致命性的。斯佩尔绞尽脑汁地想该怎么办。
1月29日上午出庭的证人是弗朗索瓦-包尔。瘦高的包尔是位职业摄影师，因此他从毛特豪森集营幸存下来。他的作证在前一天紧接着玛丽-韦兰一库图里埃之后就开始了。他曾证实，毛持家森的一名逃亡者被推上绞架时，一个乐团在下面演奏一支民谣。包尔今天再次出庭，意味着集营生活的残酷记录将继续揭露。
查理-社博问包尔，他是否曾在毛特豪森见过被告席的什么被告？这位证人回答说：“斯佩尔。”在审讯期间，斯佩尔承认到过毛特豪森，但只是在外围，其目的是考察铁路终点站的建设。杜博间包尔，他什么时间见过这位战争物资部部长？包尔回答说在1943年，又说：“我没有亲眼看见他，而是人物识别部门的主管送来了他的莱卡相机，里面装有一卷刚照完的胶卷。我把胶卷冲洗出来，认出斯佩尔和一些党卫军领导人。”征博追问道：“你在你冲出的照片上看到了斯佩尔产包尔回答说：“是的，冲洗出来后，我必须在照片上写出其人物的名字和日期。”包尔说，有一些照片是在毛特豪森采石场拍摄的。那里的犯人们搬运石头劳累至死，而且德国士兵把犯人“降落”，即推进坑底来取乐。包尔又说：“甚至还有斯佩尔与毛传豪森指挥官弗朗兹-泽雷斯握手并表示祝贺的照片。”他说，他总共在三十张照片上看到过斯佩尔。
包尔出庭以后，检察官又引用件证实，斯佩尔和希姆莱一道为武器生产而从集营招用犯人。在央规划局一次会议的记录上，有斯佩尔讲的如下的话：“党卫军采取严厉措施和把主要的怠工者投入集营是无可指责的，除此之外别无选择。”通过党卫军档案里的一份备忘录，可以加深对上述这段记述的理解。这份备忘录写道：“经我的命令，阿尔贝特-斯佩尔已录用为我下属的党卫军成员。”签署者是“海因里希-希姆莱”。
哈丽雅特-泽特堡自豪地站在起诉席上。斯佩尔参观毛特家森集营以及他与希姆莱关系的证据正是她调查的成果。
法庭休庭后，斯佩尔承认这天对他来说是个灾难。他已被完全认定与毛特豪森有关，而且与该集营的指挥官弗朗兹-泽雷斯这个以亲自杀人为乐的虐待狂有来往；和希姆莱联系在一起也同样是个不可清除的污点。斯佩尔第一次感觉到死神的翼梢拂过他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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