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起诉案(6)（1 / 2）

37

奥托-克兰获比勒第一次出现在司法大厦门口时，卫兵们大吃一惊。邓尼茨海军上将的这位辩护律师身穿战败敌军的全套海军制服。三十岁，在着整齐的克兰萨比勒是德国海军的一名舰队法官。邓尼茨上将认为他像其他国家的军人一样进行海战，因此他断定，这样一位海军军官同事为他处理这个案最为适当。

尼夫少校在德国一个海上扫雷部队的法律办公室找到了克兰茨比勒。该扫雷部队得到英国的允许继续工作，以清除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各港口的水雷。在纽伦堡克兰获比勒坚持保留穿制服的权利，因为是盟军把他留在服现役的岗位上。他也希望通过身穿制服出庭，来说明大多数德国人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国家而战，而这正是他打算让他的委托人邓尼茨扮演的角色。

这个星期天下午，当克兰茨比勒走近他现已熟悉的会客室的铁丝网时，法庭内的过道上人已几乎走空。第二天，即三月14日，将开始对邓尼茨的起诉。克兰获比勒来此是为了讨论对付起诉的最后的策略。他的委托人已经在等着了。邓尼茨不是一个简单的委托人。一旦张开那薄薄的嘴唇，他那和蔼老祖父的影马上就消失了。他的声音像牙科钻头的嗡鸣声。他保持着指挥若定的习惯，这点并未受到这几个月监禁的影响。克兰茨比勒完全了解德国海军流传的有关邓尼茨的故事。邓尼茨有个叫彼得的儿，二十一岁时牺牲在他父亲的猴群舰队的一艘潜艇上。在德国的四万名潜艇乘员有二万五千人死亡，邓尼茨的儿是其之一。1944年5月，他的另一个儿克劳斯，在英国沿岸侦察盟军进攻准备迹象的一艘侦察舰上被打死。当副官报告这一消息时，邓尼茨一言未发，继续伏案工作。他回家后告诉了他妻，然后又通知要她陪他参加一个欢迎日本大使的午餐会。在午餐期间，他们丝毫没有提起儿的事。午餐会一结束，邓尼茨的妻就晕倒了。

克兰茨比勒前几天去档案室拿了检方预计将用来对付邓尼茨的几份证据的副本。在会客室里，他与这位海军元帅讨论了这几份证据材料。邓尼茨大声地提出了克兰茨比勒应该在法庭上摆出的反对意见。这位律师说，“拉扎尼亚命令”将是最麻烦的一个问题。1942年德国海军的一艘潜舰击沉英国运输舰“拉孔尼亚号”后，邓尼茨发布了这项命令，该命令影响特别严重。邓尼茨禁止德国海军船只打救幸存者，甚至不许帮助他们爬上救生船或者供给他们食物和水。邓尼茨在命令的最后说：“要严酷些。记住，敌人在轰炸德国城市时是不顾我们的妇女儿童的。”

邓尼茨告诉克兰茨比勒，他发布这项命令的唯一原因是，德国艇上人员尽力抢救“拉孔尼亚号”幸存者时，美国飞机竟进攻了他的潜舰。他还知道一个事实，即美国海军基本也像“拉孔尼亚命令”那样行事。克兰茨比勒说，元帅说得很对，他打算在反质时提出这点；但是元帅必须明白，不管对或不对，公正或不公正，法庭将不会接受“你也和我一样”作为辩护的理由。

检方也许会引用证据，说明邓尼茨不仅仅是一名职业海军人员，而且曾经是希特勒和纳粹政权的坚定支持者。7月20日阴谋刺杀希特勒事件后的一天，邓尼茨发表广播讲话：“一个与我们英勇的武装部队没有任何关系的疯狂的将军派系挑起了这次见不得人的暗杀活动……如果这些恶棍认为除去元首就会使我们停止艰苦不屈的战斗的话，他们就大错特错了。”邓尼茨说，他并不担心这次讲话。他又问，美国人有他作的与犹太人斗争的那个讲话吗？他在这个讲话说过：“我即使吃屎，也不愿让我的孙在犹太精神和信仰成长。”这份讲稿共发出五十二份，其五十一份已经销毁。邓尼茨问，检方是否得到了这最后一份？克兰茨比勒回答说，他们似乎拥有其他所有的资料，但是否得到了这份讲稿，他也不知道。

两人的谈话结束时，邓尼茨问他的律师是否知道他为什么被审判。在克兰茨比勒回答之前，这位元帅就解释说：他们不能审判克虏伯，因此就找到克虏伯的儿阿尔弗雷德；因为他们不能审判希姆莱，所以就处置卡尔登勃普纳；他们不能审判戈培尔，因而就起诉弗里奇；他们没法审判希特勒，因此就清算作为元首继承人的邓尼茨。邓尼茨说，对他进行起诉是“一个美国特色幽默的例”。

英国人始终觉得美国人在法庭上表现得过多，因此他们特别认为应该由他们来起诉德国海军，他们毕竟与德国海军进行了真正的交锋。1月14日是星期一，H-J-菲利莫尔律师于是开始了对卡尔-邓尼茨海军上将的起诉案。邓尼茨被指控共谋发动侵略战争以及在战争犯下了罪行。当菲利莫尔引证“拉孔尼亚命令”时，艾雷-尼夫少校听着，陷入了痛苦的回忆。他的一位朋友以及那人的妻幼儿在他们来的船下沉时淹死。检察官接着转向邓尼茨在德国海军执行凯特尔的“突击队命令”的结果。由于执行了这项命令，被俘的英国突击队员未经审判就被枪决了。

到此刻为止，对这位海军元帅起诉的证据只涉及军事行为，也提出了战争残酷可以达到什么程度，以及如何公正地进行战争的问题。但是，下一阶段的起诉将使邓尼茨进入一个更难得救的领域。他对审问人员曾坚持说他对集营的恐怖活动一无所知。这位英国检察官引用件证实，邓尼茨曾亲自要求让一万二千名集营犯人到海军船坞去工作。

在反质时，克兰茨比勒只要有证据就对指控进行巧妙的反驳。不过，那天结束起诉他返回自己在纽伦堡的家对，克兰茨比勒又面临着一种自我的反质。他从1934年起就是海军的一名职业法律军官，他曾在纳粹军事法庭里担任法官，而且极力在法律范围内伸张正义。他为纽伦堡司法大厦0O号房间揭露的事情感到羞辱。他对发生过的事一无所知吗？如果是那样，他一定是个白痴。他参与其了吗？如果他参与了，那他一定是个罪犯。他是否只了解内情，但并未亲自去干？如果是那样，他一定是个德夫。各种选择，要么是白痴，要么是罪犯，要么是懦夫，都使克兰茨比勒沮丧不已。

38

无巧不成书。1月16日，罗伯特-肯普纳开始了对威廉-弗里克的起诉案。弗里克曾把希特勒的仇恨和邪恶变成了德国的法律。他领导过内政部，肯普纳这位前部长就是在那里被解职的。弗里克颁布了把肯普纳驱逐出德国的法令。要不是为了起诉弗里克，肯普纳不会在这天作为美国公民和弗里克的对手站在这个法庭上。把肯普纳拽出他在德国所过着的幸福生活的，只是由于被告们的所作所为。如果这个法庭上有什么人符合德国的老式标准――炫耀学识。作风粗朴而又喜欢说教的话，那么，这人就是罗伯特-肯普纳，他很重的口音使他的这种形象更臻完美。

精神病医生凯利少校发现十岁的弗里克是被告最无特色的。弗里克每天坐在被告席，而无表情，眼神发呆，身穿与周围不协调的运动上衣，像一个讲课极不受学生们欢迎的教授。弗里克最引为自豪的成就是使希特勒成为一名德国人。希特勒在1925年已放弃奥地利国籍，以在德国寻求政治上的发展。他申请加入德国国籍最初曾被拒绝，因为推翻巴伐利亚政府的企图，即1923年的慕尼黑啤酒馆暴动失败后，希特勒曾被判处了叛国罪。弗里克尝试用另一种方法解决。德国法律规定，任何人被任命为德国官方职位就自动享有公民权。弗里克利用他的国会议员的影响，促成任命希特勒为希尔德堡豪森的小镇警察。希特勒对此十分恼怒，当场撕毁了任命状。其他的策略也先后失败，但弗里克仍然坚持不懈。1932年2月，他终于设法促成希特勒被任命为布伦瑞克州议会议员。不到一年后，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

早在1924年，弗里克就提交了两个当时令人震惊的法案。一个是禁止犹太人担任公职，另一个是禁止与犹太人通婚。他辩解说，他这样做只是想纠正一种不平衡，犹太人太强大了。德国将近一半的医生是犹太人，同样一半多的律师和百分之八十的剧院总监都是犹太人。为支持他提出的关于禁止与犹太人通婚的建议，弗里克还读了一个叫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的人出版的一份新报纸《冲锋队员》上关于犹太人性犯罪的耸人听闻的报导。

在那些早期的年代里，弗里克只是一名狂热的纳粹分。然而到了1933年，希特勒掌握大权后，弗里克担任内政部长。那年3月，希特勒嫁祸**人的国会纵火案发生后的一个月内，弗里克签署了给予希特勒不经国会同意就可颁布任何措施的授权法。弗里克进而签署了一项名为“维护党和国家统一”的法令，规定由纳粹党控制德国政府，而不是相反让政府控制纳粹党。希特勒这时已拥有绝对的权力。弗里克已出色地为元首效力，他给**政府身上加上了合法的外衣。

不过，要不是弗里克以后又采取了一些措施，犹太人本可以在德国继续生存下去。肯普纳开始陈述1935年纽伦堡纳粹党大会上批准通过的多种法令。犹太人被剥夺了公民权。也不管他们有一万二千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德国献身，而且其他许多人获得了铁十字勋章，犹太人不能享有德国国籍。不仅通婚是犯罪，而且犹太人和日耳曼人之间发生性关系也是犯罪。年复一年，绞索拉得更紧。许多行业犹太人不能就业，最早是新闻界，后来是医药界、牙医以及法律界。犹太人不能拥有自己的财产。有些法令十分滑稽可笑，例如没有犹太姓名的犹太男人名字上要加上“以色列”，女人名字上则加上“萨拉”。犹太人不能养金丝雀。1943年，弗里克签署一项法令，把犹太人置于法律保护之外。人们可以对犹太人为所欲为，但不必担心受到惩罚。这一系列过程是从纽伦堡开始的，因而这些迫害犹太人的立法总的被称为“纽伦堡法”。第一批法令公布时，纽伦堡住着一万犹太人。1945年战争结束时只剩下了十个犹太人。

在盟国的一些人看来，肯普纳的起诉风格与他的德国对手们极其相似，有些过于教条死板。可是，英国方面的法律人士却低声表示欣赏；美国方面这次总算有一位律师表达了正确的历史观点。身穿黑长衣和条形裤的英国检察官们构成了一个人少精干的团体。他们专业娴熟，并且专心研究每个案的历史内容。相比之下，正如霍华德-史密斯在一次广播报导指出的：“最薄弱之处是杰克逊法官手下的工作人员……他们的法律辩论书是由助手们代写的，而且许多人在进入法庭之前似乎连这些辩论书都没有读过。他们也许对为莫须有的罪名辩护或对国内的歹徒进行起诉相当熟练。但除了少数特殊的例外，他们表现出对纳粹的一无所知。”珍妮特-弗兰纳在她1月5日为《纽约客》写的一段报导，记叙了英国检察官为他们的案所做的细致而合理的工作。她写道，至于美国人，他们却使令人发指的战争罪变得让人听起来“单调无味又互不连贯”。一名为美国人工作的英国调查研究人员凯蒂-沃尔克，向他的一个英国同伴透露：“你知道，他们没有受过标准的教育。”

杰克逊庞大的工作班与其规模相比显得缺乏效能。尽管这位首席检察官的其他部门工作无能，但行政管理方面是例外。他这些天几乎没有在法庭待过，而却乐于将起诉工作交给负责各方面的助手们。虽然为时已晚，但杰克逊也承认，他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人数不多的英国检察官小组构成了一个法律精英组织。相反杰克逊是从军队招用大批才能参差不齐的美国律师，他们大多数只是身穿制服的联军人。他们将为退役获得必要的条件，而且在几天之内就回国，几乎连告诉后任者陆军消费合作社在哪儿的时间都没有，更不用说对进行的案件复杂性进行交代了。杰克逊请求他下属的律师不要在诉讼未结束前离任。到一月份为止，原有的一百五十名律师只有十三人和他留在一起。杰克逊抱怨说，他的工作人员都被融化殆尽。

使杰克逊同样恼火的还有来自法庭上的关于比德尔法官表现的传闻。比德尔贬低他的同胞的工作，有意低声但又让人听见地说道：准备糟糕，组织零乱，审讯外行。杰克逊认为，几个月前侥幸谋得职位的比德尔，已越来越傲慢自大和目无旁人了。

在起诉弗里克的过程，法官们有一阵注意到被告席上在低声耳语，有一张便条在许多人手传送。汉斯-弗里奇在这张便条上写着：格雷克少校就要回家，被告们应当想点办法。这位圣路易斯的牧师已两年多没见过妻了。他的几个在军服役的儿都已回家，而上了年纪的格雷克在战争结束后八个月仍滞留国外。他的确决定要走了。

那天下午回牢房后，弗里奇写了一封寄给“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亨利-格雷克牧师夫人”的信。弗里奇在信的开头写道：“您的丈夫已经给了下面的签名者们半年多的宗教关怀。我们听说您希望他回家，因为我们也有妻室儿女，我们理解您的这一愿望。不过，我们恳求您延迟让您一家团圆的要求。我们不能失去您的丈夫。没有任何别人能穿过筑在我们周围的这些有形或无形的高墙。我们将衷心感激您……”弗里奇写完信后，问执勤军官是否可以让他把信在信奉新教的被告传阅。

当安德勒斯上校读到弗里奇的那封由全体被告签名的请求信时，他立刻作出反应。他最不愿意做的事件就是派来一个新牧师。他将这封信的一份复印件送给了格雷克。在读信时，这位牧师跪倒下去，祈祷上帝的帮助。他想，如果这些面临死亡的人们需要他的话，他的妻当然应该理解。

39

1月19日星期的下午晚些时候，吉尔伯特上尉目光呆滞地坐着，听影响了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和威廉-弗里克政治成长的那个人说话。他觉得探访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对他是个折磨。但是，如果他想要了解纳粹精神的动因，他就必须了解纳粹思想的始作俑者之―――这个坐在他对面小床上的矮胖、钩鼻、圆头、外表粗俗的人物。牢房地板上到处都是施特赖歇尔画的速写。他什么都画――一个看守的脸、他的餐具，甚至抽水马桶。在一天快过去时，他就把所有的画扔掉。吉尔伯特不得不承认此人画得很出色，他因而怀疑这个粗俗的人身上怎么会有这种艺术的敏感。

在吉尔伯特看来，与施特赖歇尔打交道最受不了的是必须作出屈尊俯就的样。施特赖歇尔说道：“割礼是最令人惊奇的天才的一着。你可以放心，这不是出于健康原因，这是要保存种族意识。你知道诗人海涅对割礼是怎么说的吗？你可以消灭洗礼，但你不能消灭割礼。真可怕，是吧？”施特赖歇尔说话时，啪地吐出一块口香糖。他通过用他的亲笔签名和看守交换口香糖，来支撑他最近才养成的这个嗜好。在施特赖歇尔讲话时，吉尔伯特想起瓦尔特-丰克的抱怨。这个银行家说，他已经受到了足够的惩罚，因为每天在法庭上，他都不得不坐在嚼着口香糖的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的旁边。

弗里奇认为施特赖歇尔的《冲锋队员》是一份让读者脸红的报纸。吉尔伯特在少数几期后就明白了他为什么这样说。施特赖歇尔在报上的一篇章写道：“在同居男人的精部分或完全被女人吸收，于是进入了她的血管。一个犹太男人和一个亚利安女人仅仅一次姘居就足以永远败坏女的血液……她再也不会生下纯种的亚利安孩。”施特赖歇尔曾经向一群教授听众讲述了经他改进过的区分犹太人和日耳曼人的标准。他还搜集了一些十分露骨的色情画。他说他是从犹太人那里买来并保存着，为的是要说明，犹太人的是多么肮脏的东西。

吉尔伯特感到奇怪的是，这个粗俗不堪的人曾经是纽伦堡最有权势的人物。施特赖歇尔担任过纽伦堡所在的巴伐利亚省的一个区弗兰科尼亚的大区领袖。他从一个学校教师起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参军入伍，由于多次自愿参加最危急的任务，获得了一级铁十字勋章并在战场上晋升为军官。施特赖歇尔向吉尔伯特谈起他一生最辉煌的时刻。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组织了自己的右翼党。1922年，他在慕尼黑听希特勒作了长达三小时的演讲。地挤到讲台前，并把他的党的两千名党员“作为礼物”献给希特勒。

施特赖歇尔青云直上，然而他伤戈林的男汉气概，引发了对他肮脏事业和性生活的调查和谴责。戈林告诉其他被告说：“我们至少做过一件好事。我们把那个棘手的施特赖歇尔开除出公职。”施特赖歇尔1940年倒台后，的确失去了权力。《冲锋队员》不再是政府喉舌，而只是施特赖歇尔拥有的一份私人杂志，在战争期间发行量从一百多万份下降到一万五千份。

在与赫斯、罗森堡以及施特赖歇尔等人打交道时，吉尔伯特的问题之一是要找出真偏执狂和受思潮影响的假偏执狂之间的区分界线。简单说来就是，这些人是真疯狂还是被卷入了一个疯狂的世界。谈到施特赖歇尔论述犹太人精问题时，吉尔伯特认为毫无疑问这是个偏执狂的特例。主要的问题是，这次起诉的结果是否能给这个顽固不化的人的脖套上绞索？一个病狂的人因发表种族监言而可以被处以绞刑吗？

40

1月26日，星期，晚上寒冷刺骨，温度只有华氏十度。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在今晚举办晚会．在通往郊区英国人住地济恩多尔夫的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寓所的道路上，载着杰克逊法官工作人员的汽车颠簸前行。路边是那些随处可见的景象：炸弹炸毁了一幢公寓楼的一侧2一间间浴室内的管道裸露着；一架英国飞机控挂在教堂的尖顶上，摇摇欲坠。

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是为了庆贺罗伯特-伯恩斯的生日而举行的晚会。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的生命浸透着苏格兰的特色。他洋洋自得的事是，他在歌德大街七号的别墅位于他的一位苏格兰祖先在“三十年战争”期间指挥过一个团的地区。到了星期天的日，他经常和卫兵不辞而别，去追寻过去那场战斗的踪迹。虽然父亲是个穷教师，他自己也是个靠奖学金上学的男孩，但是对过去的偏好使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逐渐养成了一种很深的保守主义。1935年他作为一名保守党党员被选进国会，至今仍担任这项职务。他的妻西尔维亚是影星雷克斯-哈里逊的姊姊，因此他在纽伦堡的名声增色不少。

晚会的确非常成功。随着东道主的一个号令，穿着苏格兰节日盛装的苏格兰风笛手们齐步走出，接着上来的还有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专门在苏格兰订购的羊杂布丁。晚宴后，英国的起诉律师们组成一个四重奏组，挑出精力十足的德雷克塞尔-斯普雷彻扮演滑稽嘲弄的对象。这种滑稽嘲弄已成为纽伦堡消遣的一个主要节目。

他们和着《老人河》的调唱：

斯普雷彻老人，唤斯普雷彻老人，

他的双手不停地颤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