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起诉案(5)（2 / 2）

布拉哈在战争初期被纳粹分逮捕并关押在达豪集营。那里的长官命令他在健康犯人身上进行伤寒试验，他拒绝这样做，从而被放逐到尸体解剖室。到战争结束时，布拉哈做了一万二千例尸体解剖。当这位医生走上证人席时，马戈利斯和泽特堡感到吃惊的是，此人尽力保持着那种固有的尊严。他脸上皱纹密布，眼色疲沓，说话声音平静且令人信服。

“夜雾命令”一事以前只在件证据讲到过。凯特尔在发布这项命令时曾训示说：“威吓的目的，只能通过死刑或通过采取措施使犯人们的亲属或其他的人们不知道罪犯的命运才能达到。”多德要求布拉哈以第一手的材料讲述根据该命令那些从家被迅速而神秘地带走的人们的情况。布拉哈作证说，他看见为加快被害者的消失，他们被枪决在焚尸炉前。正像德国人喜欢说的，这是“我们把他们变成雾”的地方。

多德问布拉哈，他是否在达豪见过被告席的什么人。这个问题极其重要，因为被告们大多数否认对集营的活动有任何了解。布拉哈用单调的声音数出这些名字：“罗森堡、弗里克、丰克、绍克尔。”有一张脸孔从布拉哈来到法庭时就引起了他的注意。在被告席坐着的有他的那位腼腆、勤奋的童年好友亚瑟-扎提奇。扎提奇离开捷克后到了奥地利，并且成为一名飞黄腾达的纳粹分。他先是弗兰克统治波兰的助手，后来又成为驻荷兰的帝国专员，是拥有大权的头面人物。布拉哈的这位朋友很早就已改名为塞斯一英夸持了。

35

1月12日，随着法庭戏剧性场面的暂时停止，生活又返回到水泥小牢房的束缚，监狱里笼罩着一股星期下午的气氛。由于被告们在周末感到最为寂寞以及他们警惕性的放松，吉尔伯特此时探访收获最大。当这位心理学家走进监狱时，一个因表现不错而享有些特殊权利的战犯拉着一只曾装过军用面粉的麻袋走了出来。吉尔伯特到现在已熟知监狱生活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他知道，那只麻袋里装着从厨房搞来的咖啡，而且正从监狱私运出去在纽伦堡市场上出售。吉尔伯特又碰到一个享有特权的人，他是监狱图书管理员奥托-施特伦，正推着一板车书挨着牢房送过去。吉尔伯特问他是否有给斯佩尔的书，施特伦递给他一册书。吉尔伯特看了看书名，是路德维希-里克特写的《一位德国画家的回忆录》。

十七号牢房的斯佩尔急切地等待着吉尔伯特的来访。他决心打破戈林对被告同伙们的控制，特别是在库博肖克律师宣称斯佩尔曾计划刺杀希特勒后，戈林竞那样地攻击他。斯佩尔清楚地明白，法官和检方希望从被告们那里得到的，不是戈林的一致抵抗的企图，而是各人的认罪和悔过。斯佩尔正在极力拉拢更多的被告和他一起走这条道路，他对青年团领袖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寄予很高的希望。席拉赫现在正在谈论说要写东西来谴责希特勒，斯佩尔认为，应该让这个可塑的人物离开戈林。早些时候，弗兰克似乎也稳稳地在悔过派的一边，但是自从受到起诉的打击之后，他大惑不解，问自己为什么要抛弃他的老伙伴。也许他最终应当和戈林而不是和鄙视他的人站在一起，斯佩尔感到奇怪：戈林没有丝毫真正的权力，但却能威吓和控制他人。

斯佩尔长期以来就熟悉戈林惯用的恐吓和胁迫手段。战争后期，他给戈林看一种尚在试验的喷气式飞机，戈林立刻带着这个消息去见希特勒。希特勒大喜过望，他想知道，空军可使用多少架这种飞机，需要多长时间？戈林告诉希特勒，至少有五百架，而且几乎马上就行。戈林明明知道斯佩尔远远没有准备好生产这种飞机却这样说。当飞机未能很快在空出现时，希特勒大怒，而戈林则推诿于斯佩尔。

斯佩尔认为，软弱的卡尔登勃鲁纳也许可以列为一个悔过者，而且斯佩尔更多地把他当作盟友而不是对手。只有卡尔登勃鲁纳才知道“七-二O”阴谋失败后的日里斯佩尔真正出了什么问题。斯佩尔十分精明，尽管他为纳粹政权效命，他仍设法赢得了密谋者们的尊敬。事件发生后，卡尔登勃鲁纳前来找斯佩尔。卡尔登勃鲁纳用热烈而略带威胁的口气告诉斯佩尔说，他的手下在班德勒大街最高统帅部的一个保险柜里发现了密谋者计划成立政府的一份材料。他拿出一张密谋者的政府组织表，把它交给斯佩尔。在标示着“战略物资部”的方框内有斯佩尔的名字，打印的字迹清清楚楚。斯佩尔马上指出，沿着方框外面有一个铅笔注释写着：“如果可能的话。”他说，密谋者可能想要他参加，但他不想成为其的一部分。斯佩尔否认知道这个阴谋。了解到这点后，卡尔登勃鲁纳对他神秘地一笑，然后离开了。

第二天，斯佩尔召集他的高层属僚开了一个“效忠会议”。在以往的讲话，他总避免对党的吹捧。可是这一天，斯佩尔却像个大区领袖一样喋喋不休。他把希特勒的领导吹上了天，而且极力表白他对“伟大元首”的不渝忠诚。他说，他希望所有为他工作的人对德国的元首都有同样的忠诚。

那次刺杀希特勒密谋失败后，将近五千名德国人被判处死刑，其许多人远没有像斯佩尔牵涉的这样深。希特勒当然了解卡尔登勃鲁纳掌握的情况。斯佩尔免于一死，只能从希特勒最罕有的感情方面得到解释：他真的喜欢斯佩尔。二十号牢房里那个牢骚满腹的卡尔登勃鲁纳对斯佩尔在事件失败后急不可耐的效忠表现会缄口不言吗？斯佩尔坦愿他保持沉默。

吉尔伯特一到来，斯佩尔用带着很重回音的流利英语热情招呼这位心理学家。吉尔伯特早就注意到斯佩尔对语言的熟练掌握程度。当译员在翻译偶尔因个别词卡住时，斯佩尔就在纸上写出他的建议，交给用玻璃隔开的译员工作室。译员们一致认为，斯佩尔的意见总是与原意最接近。吉尔伯特认为从更多的意义上讲，斯佩尔和他的征服者说着同一语言。

吉尔伯特把图书馆的那本书交给斯佩尔，他们两人之间已有了某种亲密的关系。在前次探访后，这位心理学家写道：“斯佩尔坚持说他采取目前的立场并不是为了免受死刑，这显然是真实的。因为甚至在审判开始之前，他就是承认支持希特勒政权就是犯了共同罪的唯一的一个人。”

斯佩尔闲翻着书，同时向吉尔伯特说他过去是如何地懦弱。他憎恨戈林，可是他还和其他人一道向戈林祝贺生日。在这个监狱里，他才最终解脱自由了。可是，大多数被告仍处在戈林的束缚下。弗兰克在动摇，斯佩尔和戈林在公开争夺席拉赫。斯佩尔说：“你知道，让被告们集体进餐和活动不是一个好主意，这样做使戈林能不断控制住他们。”

吉尔伯特离开牢房后，思考着斯佩尔的意见。他决定向安德勒斯上校建议作出一项新的安排。

36

德雷克塞尔-斯普雷彻上尉对咖啡厅里有吸引力的德国收款员老练地投去一瞥，然后付了他的咖啡和糕点账。他在附近的一张桌前坐下。斯普雷彻是个三十一岁的美国人，高个，宽肩膀，生性坦率，充沛的精力使他过着勤奋工作、积极玩乐的生活。他对不与敌国异性亲近的规定从来不屑一顾，即使该规定在执行时也是如此。斯普雷彻刚从一次别扭的婚姻和离婚摆脱出来，所以自来纽伦堡的第一个星期起他就与德国小姐约会。

他把最近办的案的有关件随身带到了咖啡厅。纳粹劳工阵线主席罗伯特-荣的自杀使他上当并退出了他第一个重大起诉案件，斯普雷彻对此深感失望。此后，他被分派负责宣传家汉斯-弗里奇的起诉案。斯普雷彻知道，此人几乎不在被告席的希特勒主要助手之列。斯普雷彻细致、有说服力的法律辩论书不断得到杰克逊的赞许，因而这位律师又被派去负责更有挑战性的巴尔杜尔-冯-席拉赫案。作为希特勒青年团过去的领导人，席拉赫希望使人们相信他在德国的地位只不过是像美国童军总监那样，从而在审判能蒙混过关。可是，斯普雷彻却找出一份远比这要黑暗得多的记录。

他在喝咖啡时看到的信件，既使他好奇，又让他恼怒。《独立宣言》签名者的美国后人竟然给法庭写信，恳求宽恕巴尔杜尔-冯-席拉赫。这个被指控的纳粹战犯实际上是个四分之三血统的美国人。席拉赫的祖父移居美国，当过联邦军队的少校，在布尔伦战斗失去了一条腿，而且还是亚伯拉罕-林肯葬礼上一名光荣的抬棺人。他与一位美国女人结婚，后来回到德国。席拉赫的父亲也娶了一个美国女人。席拉赫母亲的祖先是“独立宣言”的一位签署人，而且也是美国革命女儿会的支持者。

斯普雷彻认为，席拉赫像斯佩尔和弗里克一样，是他的阶级的一个叛逆者。席拉赫的父亲是威玛国家剧院总监，幼年的席拉赫在诗歌、戏剧和音乐的世界里长大。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灾难使老席拉赫失掉了工作。因为家道落，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开始亨利-福特的《国际犹太人》之类的反犹书籍。十八岁时，他变成了一个不多见的人，一个有教养的冲锋队员。

斯普雷彻已研究过他在法庭上的起诉目标。席拉赫有一种吃不了苦的弱点。发福的身体和滚圆的脸庞说明他吃的奶油蛋糕太多。鉴于他所处的青年团领袖地位以及他的长相，席拉赫不可避免地被怀疑是同性恋者，即使他已结婚并且有四个孩也并没有使他脱开嫌疑。一个法庭观察者认为，席拉赫流露出“在周末报刊上紧张不安的童军队长的那种气味”。

1933年，希特勒任命那年二十岁的席拉赫为德国青年团的领导人。在这个职位上，席拉赫编织了一个几乎网住所有德国男孩和女孩的政治大网。男孩十岁时加入少年团，女孩十岁时则加入少女团。到十四岁，男孩成为希特勒青年团的正式成员，而女孩则成为德国妇女协会成员。男孩到了十八岁就成为党员。到1939年，席拉赫系统已拥有总数达百万的可能正在追求健康、美和化的年轻人。席拉赫喜欢这样说：“每一个在前线牺牲的德国小伙都是为莫扎特而死。”

斯普雷彻承认，领导健壮、前进和歌唱着的青少年男女的运动几乎很难看成是战争罪。他希望根据席拉赫全部努力的最终目的来给他定罪。席拉赫被指控密谋进行侵略罪。希特勒青年团员们在阿尔卑斯山夏令营活动时唱的营歌正充斥着侵略的意图：

如果整个世界变成废墟，

我们到底会怎么想？

我们将继续前进，

因为今天德国属于我们，

而明天属于我们的将是世界。

斯普雷彻的策略是，搜集证据以证实席拉赫的密谋进行侵略罪外增添了一条更严重的罪行，即第四条罪行：反人道罪。1940年，希特勒把服役个月的席拉赫从军队调出，任命为维也纳党的大区领袖。对于时年三十三岁的青年团领袖的席拉赫来说，终于得到了一个成年人的工作，并享有令人嫉妒的特权，包括拥有十七名仆人的一座豪华别墅。

当卡尔登勃鲁纳前任、帝国央保安局局长赖因哈特-海德里希在捷克被暗杀后，席拉赫写了一封“致亲爱的马丁”的信给希特勒的秘书马丁-鲍曼，他有个建议想请鲍曼转告给元首。席拉赫指出，大家都知道是英国人策划了对海德里希的暗杀。捷克人在德国占领下本来是高兴的，只是英国人在极力挑起麻烦。他提出一个计划：“对英国一个化城市进行一次突然的狂轰滥炸是最有效的海德里希复仇行动。”斯普雷彻准备引用这一件。这将对英国的法官们产生重大的影响。

斯普雷彻希望不只是靠一首抒怀的歌曲和一封吹嘘的信件来给席拉赫定罪。出任维也纳的大区领袖后不久，席拉赫向希特勒报告说，在维也纳约有万犹太人不适宜工作。同时，该城市面临严峻的住房短缺，他急需减轻这一压力。希特勒命令席拉赫将维也纳的犹太人送往波兰总督那里。席拉赫后来吹嘘说：“如果有人指责我从这座城市驱赶……几万人到东方的犹太人居住区，我会回答说，我把这事看成是为欧洲化做贡献的一次行动。”席拉赫的化贡献造成了这几万犹太人在奥斯维辛集营的死亡。因此外表懦弱、富有教养的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实际上采取了与党卫军相同的残暴行动。这就是斯普雷彻希望作出的定案：席拉赫造就了实施野蛮暴行的一代德国人，而他自己就是一个榜样。

就在结束席拉赫起诉案不久，德雷克塞尔-斯普雷彻在办公室里接待了一位来访者，他是语言处的明星沃尔夫-弗兰克。就弗兰克讲的英语来说，他可以冒充是英国贵族。事实上他是生于慕尼黑的一名德国犹太人，30年代才逃往英国。在担任英国陆军军官的五年，他养成了贵族般的清晰发音。

沃尔夫-弗兰克问斯普雷彻，他战前在瑞士是否认识一位德国贵族老妇人？斯普雷彻记得在学生时代的旅行，他曾访问过住在苏黎世的一位远亲，那个女人后来成了德国贵族一名地位不高的成员。他记得最清楚的是，在她家墙上挂着一幅希特勒的照片。虽然斯普雷彻出生于一个小镇的坚定的共和派家庭，但大学教育把他变成了一名“半社会主义者”。他对这位妇人对英雄人物的选择感到震惊，他问这位妇人，她为什么挂着希特勒的相片？她回答说：“这个人将复兴德国。”

沃尔夫-弗兰克解释说，最近有个叫费伯一卡斯托尔的伯爵夫人来访问他。她在广播里听到斯普雷彻起诉巴尔杜尔-冯-席拉赫。斯普雷彻的名字听起来很熟，这个人就是十年前在苏黎世拜访过她母亲的那个年轻人吗？如果没错的话，她希望斯普雷彻去看她和她的丈夫。她住在离纽伦堡约十来英里的乡下，并已给了沃尔夫-弗兰克一个地址。

像大多数工作人员一样，斯普雷彻在每个周末空闲时都要离开这座凄凉的城市出去转转。费伯一卡斯托尔的邀请激起了他的好奇心。此外，他还是一位盟国检察官。他对这些人的政治情况一无所知，他还记得在苏黎世的那张希特勒的相片。他决定最好不要独自去，而带上沃尔夫-弗兰克以及汉斯-弗兰克案件的检察官威廉鲍德温。天气晴朗，带有篷顶的吉普车载着他们驰过低隆的山丘，越过弗兰科尼亚的大片森林地带。他们到达费伯一卡斯托尔猎场一个秀丽的乡野行猎宿舍。伯爵夫人和丈夫罗兰-费伯一卡斯托尔热情接待了他们。

在费伯一卡斯托尔家友好愉快的气氛，斯普雷彻的沉默寡言很快就消失了。费伯一卡斯托尔说，他们对美国占领军拿他们的斯坦因城堡来安置新闻记者没有什么不满。纳粹分也这样做过，使城堡为其所有。在政治方面，费伯一卡斯托尔解释说，“七-二0”阴谋事件后，他因众所周知的反纳粹立场差点未能逃脱纳粹的逮捕。美国占领当局已帮助消除了他身上的纳粹影响，他现正忙于重建他的商业企业。

现年三十一岁的妩媚聪颖的尼娜-费伯一卡斯托尔为款待客人们，在钢琴上演奏了她自己作的曲。她有些调皮地提到，戈培尔部长有一次来拜访她，并且夸奖她的天才。罗兰-费伯一卡斯托尔邀请斯普雷彻和他一起环绕庭园散步。松树高耸入云，零碎斑剥的阳光洒落在雪地上。斯普雷彻想起他老家威斯康辛与此相似的冬天，就在这时眼前呈现出一幅完全被破坏了的景象。数百棵大树从根部炸断，碎片几乎成了火柴木，断裂处洁白如新。费伯一卡斯托尔像是在嘲讽着说，盟军的轰炸机并不总是击预定目标。

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客人们好吃好玩，十分开心。开车返回纽伦堡的途，三人都有一种安宁幸福之感。这天下午享受的招待没有纽伦堡大饭店里那种适合人的热情，也不是征用别墅的那种攫取来的舒适。费伯一卡斯托尔家是老成、快乐、友好人们的一个真正家庭。斯普雷彻也为东道主开明的政治观点感到欣慰。但是在德国的那些日里，除了纽伦堡被告席的几个罪犯外，人们似乎从来没有见过一名纳粹分。

5200全本书库收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