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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起诉案(2)(2 / 2)

沃森为安全问题困扰不安。对安德勒斯来说不幸的是,这种对安全问题的关心似乎没有扩大到上校所管辖的犯人保安问题上。安德勒斯已向第三军团司令部提出请求增加人手。沃森不同意。相反的,他还要安德勒斯裁减人员。安德勒斯抱怨说,他在人员上只得到一点残羹剩饭。“人手不足,我不能负起法庭和犯人们的安全责任。”沃森打听了他的话,那不是他召安德勒斯来的原因。他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两名反情报部队特务没有通行证就能通过安德勒斯的卫兵而溜进法庭?沃森责问安德勒斯:这叫什么安全?

坐在这位准将会客厅外的是长着天使般脸庞的十岁的陆军一等兵冈瑟-萨德尔。他能听清里面谈话的每一个字。萨德尔感受到沃森声音里的强硬,并猜想这对他将会是怎样,因为他刚要报到参加沃森的行动计划。萨德尔是半犹太血统,在1939年十三岁时逃离德国。萨德尔非犹太人的母亲被迫与他犹太人的父亲离婚,并留在柏林,萨德尔从此再没有接到她的信。最后他来到美国和父亲团聚,并在战争后期应征入伍。由于他会讲德语,因而使他在莱茵河沿岸的血腥战斗免于成为步兵的补充兵员。他被派到反情报部队,现在正在纽伦堡任职。

安德勒斯离开后,萨德尔被叫进沃森的办公室。这位准将几乎像慈父一样对萨德尔说话,对他表示出比对安德勒斯多得多的礼貌,不过他很快就转入正题。沃森说:不与敌国女性发生性关系的政策已经惨败,人们只要看看性病的流行就会明白这点,因此陆军也就放弃了这一政策。沃森又说:但是许多美国士兵,还有一些军官,结交那些不恰当的女孩,也许会把秘密泄漏给她们。谁知道这些女孩把哪些情况送给辩护律师或**分?从现在起,她们必须接受甄别。只要查出没事,沃森办公室就发给上面附有本人照片的“社交通行证”,持通行证的那些女孩可进入各种经过注册的军人俱乐部。但这种社交通行证不适用于纽伦堡大饭店,因为在那座大理石公寓周围传播着大量机密,任何德国妇女都不允许待在那里。他把实施该项通行证制度的工作交给了萨德尔。

在关于德国妇女需要通行证才能进入美军俱乐部的通告发布的当天,冈瑟-萨德尔担心他已引起了骚乱。蜂拥的人群围着准备接受申请书的纽伦堡歌剧院。萨德尔清楚,远比同美军士兵一次约会重要得多的事正受到威胁。对一个德国女孩来说,社交通行证意味着一顿上等美餐,也许还有一点额外的食品,可以带给家里正在挨饿的母亲和小弟弟。而且在今年这个约三十年来最寒冷的冬天,在美军俱乐部的一次约会至少意味着一个温暖的夜晚。萨德尔起草的领取社交通行证的规定是:已婚女性、前纳粹党员、德国妇联(希特勒青年团一样的妇女组织)成员、妓女,以及有犯罪前科者不能获取通行证。他发现最近重新活跃的纽伦堡警察为迎合美国人,非常愿意把他们档案关于德国妇女的情况泄漏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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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先放过集营影片的詹姆斯-多诺万海军校,最近又说服罗伯特-杰克逊接受了一部影片。该片能使对纳粹阴谋罪的指控比书面抽象的揭露更加有力。乔治-史蒂斯和巴德-舒尔伯格从缴获的德国新闻片和宣传片编辑成这部影片,取名为《纳粹计划》。12月且五日上午,法庭内灯光熄灭,放映机在屏幕上作一次试片。被告们想起上一次影片的灾难性效果,驯从地坐在座位上。《纳粹计划》这部影片从一个熟悉的声音开始。被告们把身转向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听到他在叙述勒尼-里芬斯塔尔的宣传杰作《意志的胜利》上的情景。纽伦堡就像前次那样,在纳粹建党日群众集会的那天出现在银幕上。当阿尔贝特-斯佩尔看到他发明的那壮观的一排排探照灯强光投射在齐柏林田径场上幽雅的“冰雪大教堂”时,他抑止不住脸上的笑容。在这座发光的拱形建筑物下,手持火炬的人群踏着紧密的鼓声前进。他们间有一排排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和走着正步的军人方阵。沙哑的男声高唱歌曲,飘入夜空。二十五万德国人喊着:“一个国家、一个人民、一个领袖!”希特勒出现了,他以自己惯用的调讲话,最初声音几乎听不见,慢慢地提高,最后在有意做出的歇斯底里达到**。古斯塔夫-吉尔伯特仔细观察了被告席里的每张脸。被告们陶醉在对过去的依恋,身体向前倾。里宾特洛甫竟然喊叫起来,戈林转身对赫斯说:“杰克逊法官现在也会想参加这个聚会了!”

下午的影片对被告们来说不太有吸引力。由于7月20日企图暗杀希特勒事件的发生,该案涉嫌者曾受到纳粹人民法庭的审判,其一些人现住在这里的0O号房间。这次审判实际上是非法的。美军发现了审判过程拍摄的长达十一个小时的影片,现在法庭上看到的是其的片段。被告们上午那种全神贯注为烦躁不安所代替。大家看到两名党卫军把一个被告拉到罗兰-弗雷斯勒的面前。那人没有裤带,用手提着往下掉的裤。当弗雷斯勒威逼他时,听得见人民法庭内观众的哄笑声。另一名被告陆军军官,开始讲述他在波兰亲眼看到的屠杀。弗雷斯勒尖叫道:“屠杀?你这脏货!”被告显然听懂了。弗雷斯勒继续说:“是不是你的卑鄙行为把你压垮了?你这肮脏的恶棍!”在这场反希特勒的阴谋之后,将近五千名德国人经过人民法庭的审判丢掉了性命。

那天晚上,凯利和吉尔伯特去牢房搜集被告们对影片的反应,他们发现戈林的心情非常沮丧。他说:“你知道那个集营的影片已经够坏的了,有什么比它更伤我的心吗?是那个队队说个不停的弗雷斯勒,他对被告尖叫的样令我毛骨悚然。毕竟,这些被告都是德国将军,还没有最后定罪。我告诉你,我对此感到万分羞愧。”吉尔伯特精神受到鼓舞,随后就离开了戈林的牢房。被告们身上正在发生某种变化,他们不可能不了解他们现在受到的审判和纳粹政权进行的审判之间的差别。

然而,对里宾特洛甫的探访不那么令人满意。谈到里芬斯塔尔的影片时,他目光闪烁,问道:“难道你们就没有感受到元首人格的力量?”在得不到回答后,他又说:“嗯,也许这种力量在银幕上表现不出来。”接着里宾特洛甫眼睛又神采奕奕,用差不多是颤抖着的声音说:“虽然我现在在这里坐牢受审,生死未卜,但是,假如希特勒走进这间屋,并下达什么命令,我会不顾任何后果立刻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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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急迫地读着挂在司法大厦里的布告牌。对观众来说,这些像是剧目单,宣布下一步会上演什么剧,谁将扮演重要角色。对检方来说,布告是法庭开始出场的阵容,因为杰克逊手下的大多数律师的目标是争取出庭亮相。对辩方来说,布告栏预告出他们将要交锋的对手。12月11日的布告表明下一步安排的是有关贩卖奴隶的案。起诉律师将是前联邦调查局成员托马斯-多德,此人在纽伦堡引起了各种不同的反应。在社交界,多德令人愉快,善讲故事,他滔滔不绝使大理石公寓的晚会活跃无比。另外有人把他看成是一位擅长在镁光灯下抛头露面的天生的政治家。有语言说他老家康涅迪格的政治大佬促成了多德在纽伦堡的任命,便于以后入选美国国会,也许是参议院。对更博学的同事、那些大都在家研究法律书籍和起草辩护状的人来说,多德是个利用他人工作来维持自己浅薄法律学识的不称职者。所有人都很希望看到他在讲坛上的第一次表演。

当多德走向检察官席时,他头发青灰,外观典雅,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身穿特制的银行家式的蓝色套装,在穿制服的大量人群显得格外突出。当多德在讲台上铺开讲稿时,被告席最为惴惴不安的是阿尔贝特-斯佩尔和弗里兹-绍克尔。奴隶劳役计划造成了许多人的死亡和灾难,此二人在其所犯的罪行曾经是纽伦堡大饭店晚间闲聊时的热门话题。多德的发言去解决这一问题。

一辈被人叫做弗里兹的恩斯特-绍克尔,坐在被告席,同他在整个监禁期一样,带着一种迷惑不解的神情。绍克尔是被告给人印象最平淡的人,瘦小,秃顶,眼神忧伤,模仿元首留着滑稽的小胡。他对自己受审就像对德国输掉这场战争一样感到疑惑不解。让绍克尔最痛苦的是在纽伦堡似乎无人理解他的逻辑。他本身是从劳动阶级爬升上来的,他怎么会成为反对劳动人民的罪犯呢?在10月收到雷-尼夫送来的起诉书时,绍克尔在上面写道:“作为一名海员和工人,我提倡的社会群体理想和集营发生的可怕事情真有天渊之别,它深深震动了我。”

他今年五十一岁,是邮差和裁缝的儿,在一个严格的宗教家庭里长大。在还是十五岁时就出海,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的商船被捕获,在法国监狱一直蹲到战争结束。1919年他回国,当时几乎没有商业海员可做的工作。德国正在被**人和右翼分搅得大乱,他们相互争夺像绍克尔这样的失业工人的支持。他告诉纽伦堡的审讯者:“我不可能是**人,因为马克思认为宗教是人们的麻醉剂,马克思主义认为私有财产是盗窃。马克思主义信奉阶级斗争的观点,这必将导致内战。”另一方面,他也不能参加保守派的政治运动,“因为他们忽视像我们这样的平民百姓”。后来他听到了希特勒的演讲。“我找到了一个能使所有德国人都团结起来的人,不管他们地位如何,也不管他们是干什么的,是工人还是知识分。”他加入了纳粹党,而且成为精力充沛但缺乏想象力的一名新成员。同时,他在一家滚珠轴承厂做机工。1927年他成了图林根的大区领袖――省党委首脑。他的升迁不是靠资质或关系,而是靠不倦的努力和苦干。他对党的事业总感到不安。谈到党的事业,其他人可以交流战争经历,并说起战斗的英勇行为和获得的勋章,而他那时还在法国蹲监狱。他与有教养的人在一起时也感到不安。他在成年后从未读过一本书,他说,他所需智慧的灵感全部来自希特勒。只有在家里同妻和十个孩在一起时,他才真正感到自在。直到1942年那致命的一天来!临时,他一直是个大区领袖。与绍克尔同坐在被告席第二排,在他左边第四个座位上的人,正是带来那天变化的人。

1942年,三十七岁的阿尔贝特-斯佩尔,刚被任命为战略物资部部长。他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将劳动力输送到最急需的地方去。但是各大区领袖拒绝把他们地区的工人送到其他地区。名义上,解决该问题应该是赫尔曼-戈林的责任,他是四年计划的首脑,可能还是德国经济的负责人。斯佩尔知道那很可笑。戈林已成为自我放纵、骄奢淫逸的人,连德国空军部决不能指挥了,更不用说德国工业。斯佩尔去见希特勒,说服他政府需要一位主管劳工的特权人物。这人要能摆脱各大区领袖的控制,最好来自大区领袖之,这样他们才会对他予以重视。

1942年3月,弗里兹-绍克尔来到柏林总理府会见斯佩尔和希特勒。希特勒踱着步说:“这是个严酷的冬天。我们的汽车、火车和燃料消耗太大,在人力上也遭受巨大损失。如要继续前进,必须靠每个德国人参加军队,或去军火工业工作。”他直盯着绍克尔继续说道:“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而你,绍克尔,将负责这项工作。你很能干,你是党员和热爱国家的人。现在你有机会作为一名战士来完成你的义务。”绍克尔很久才打破沉默,开口询问为什么这项荣誉会落在他身上。斯佩尔高声说:“因为我们认为,你有办法突破官僚机构束缚,控制各大区领袖,并把工作做好。”

绍克尔是个十足的官僚,他问为完成这项工作必须具有哪些权力。希特勒说,绍克尔将是全国劳动力调配的全权总管。他有权向占领区的长官们、民政机构的领导甚至将军和元帅们下达命令,以征集所需的劳工。在这方面,他的权力不受限制。

几天以后,绍克尔又被召到希特勒面前,这回没有表扬他的能干和爱国。希特勒把绍克尔最近提出的人力计划建议揉在手,怒气冲冲地问道:你的建议书,哪里有征集外国工人的条例?这项工作不能仅靠德国人来完成。他命令绍克尔在以后的三个月征集一百十万名外国劳工。绍克尔不安地设法应付,他问道:征召外国人不违反国际法吗?希特勒回答说:那不用绍克尔担心。先在占领区召集自愿者;如没有自愿者,就强制征召。再说,苏联甚至连《海牙公约》或《日内瓦公约》的签字国都不是,而那里有成千上万的好劳力。绍克尔不再支吾,开始去征集工人。

尽管作为法律学者有些拖拉,托马斯。多德证明自己是位惹人注目的法庭表演者。他镇定自若,对第二四PS号档案件作了解释。该件记叙了绍克尔一份征募劳工指令在苏联的执行情况。多德指出,这份件的作者就是绍克尔的被告同伙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罗森堡在该件向绍克尔报告说:“你想象不到那种残忍住。命令要求提供二十五名工人,但没有一个人报名。后来德军后备队来了,放火焚烧人已逃光的房…赶来的人不准去救火,反而遭到殴打和逮捕。他们跪着吻警察的手哀求,但警察用警棍挥打,还威胁要烧毁整个村庄…。后备队走遍了邻近各村并抓了劳工…被抓的工人被锁在教室里。甚至不让他们出去满足生理上的需要,而只得在同一间屋里像猪一样关着,他们间有瘸、瞎和老人。我们现在像逮狗一样在抓人。”

绍克尔知道,最初的情况有所不同,他能使法国人、荷兰人与比利时人和俄国人为多挣钱自愿到德国工作。但是在斯大林格勒会战失败后,一切都变了,必须用暴力才能征到劳工,而且要戴着手铐运输。

在多德继续发言时,绍克尔等着想听到斯佩尔在整个事件所起的作用。根据该计划的工作程序,制造厂家总是通知斯佩尔他们所需劳工的数量。例如,一家坦克工厂可能会告诉他,该厂需要一百名铸工、二百名焊工以及一千名普通工人。斯佩尔将汇总所有工业部门的这些要求,并指令绍克尔找齐所需的工人数。斯佩尔通过一个央规划局协调这项任务,而绍克尔竟然不是其的成员。绍克尔认为自己仅是斯佩尔的采办人。

斯佩尔从来没有减轻对绍克尔的压力;他无止境地要求更多的工人。绍克尔怀疑,在军队拚命搜罗更多的人时,斯佩尔是否囤积了远远超出需要的劳动力。有一次,绍克尔把斯佩尔要求的全部工人数加在一起,其总数超过了整个德国经济的需要量。抱怨没有用,绍克尔知道他在等级顺序所处的位置。斯佩尔一次在希特勒面前对他后声说道:“你是我的人。”在另一次争吵.斯佩尔交给希特勒一份备忘录,坚持把绍克尔视为自己的助手。希特勒本人曾明确表示:“斯佩尔先生在整个经济领域都是代表我的主要权威。”

绍尔心情沮丧地听着多德朗读指控的证据,他怀疑为什么没有说到他努力要求改善外国劳工待遇的事。在征募劳工者的一份命令,他曾经写道:饥饿、病痛、愤恨、绝望以及充满仇恨的奴隶,绝不能创造出他们在良好条件所能取得的最高产量。”他告诉各大区领袖;“挨打、受饿或垂死的俄国人不能给我们提供煤炭,并且对钢铁生产全然无用。”

多德在讲述一个典型的武器工厂俄国工人的状况:每天上午四点开始工作时喝四分之三杯茶,在一天十四小时的工作结束后喝一夸特清汤和吃两片面包;工人们抓老鼠充饥。绍克尔招手请他的律师罗伯特-塞瓦琉斯注意。塞瓦疏斯应当说明,他绍克尔不应对劳动条件负责,那属于斯佩尔的职权范围。多德在念的证据纪录更糟糕了,那是绍克尔在一次会议上与斯佩尔的谈话:“我甚至雇佣并训练法国及意大利的男女密探来做古人做过的事,拐骗、诱捕劳工并用酒精灌醉后把他们运到德国。”

元首曾交给他一项无法完成的工作,被告席的一员知道绍克尔如何竭力摆脱。在战争,邓尼茨上将对下属的潜艇艇长萨曼上校发来的电报大吃一惊。该电报说,他的鱼雷发现一名偷乘者:弗里兹-绍克尔。绍克尔请求以任何身分让他待在船上。邓尼兹命令潜艇把他带回港口。

1944年8月4日,绍克尔最后失宠于希特勒。随着盟军攻入法国,红军又从东方逼近,希特勒决定需要任命一名全权代表,以便最大限度地动员人力资源,进行全面战争。他召集斯佩尔、绍克尔、凯特尔以及宣传部长戈培尔开会。戈培尔立即开始攻击绍克尔,他指责说:绍克尔让数百万德国人待在舒服的民用服务工作上,并且没有把德国妇女动员起来。他满眼不信任地说:嘿,还有五十万妇女在打杂工。

自从接管劳工工作以来,绍克尔一直遭到斯佩尔和戈培尔的辱骂。他们从来不信任这位小小的无产者,也不管他为德国召来了多少人力。他们在背后把他叫做“绍可尔”,即“笨蛋”的同义词。斯佩尔把绍克尔看成垃圾工似的人――一种只有简单功能的人,上帝禁止他与斯佩尔平起平坐。

绍克尔说,如果没有这些勤杂工,谁来清理戈培尔宣传部里的那些办公室?这些女工在官员们上班之前做完她们的工作,然后去做第二职业来维持家庭生活。绍克尔注意到,戈培尔本人的部门里就充塞着许多没用的人,可是每当军方要征召这些人时,戈培尔就把前来征兵的官员赶走。相比而言,绍克尔已为德国献出了两个当运儿的生命。

戈培尔不理睬绍克尔,说他很愿意接受负责全面战争的全权代表这一职务的额外负担。凯特尔见希特勒点头,就迅速补充说这是个极好的主意。希特勒随即宣布,戈培尔博士将负责全面战争的工作。戈培尔仍揪住不放,他警告绍克尔说:“历史将判定你软弱,将判定你不能为前线输送足够的兵源而有罪,将判定你因输掉这场战争而有罪!”绍克尔指望希特勒的帮助,他想希特勒肯定会为他驳斥这些诬陷。元首什么也没说,相反,他完全信任戈培尔,并宣布散会。那以后,绍克尔仍像以往那样卖命地干,但他没有再被邀请参加高级会议。每次他想见希特勒时,看门狗鲍曼就说元首身体不适,绍克尔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希特勒。

多德回到第二四把号件上来。当引证一位德**官记录的有关在俄国的一次搜捕劳工行动时,他的声音里勉强忍住了愤怒。“征集劳工的方法可能只有在奴隶买卖最黑暗的时期才使用过。一种经常性的猎人行动开始了。”

吉尔伯特去牢房看绍克尔。他发现绍克尔低头坐在行军床上,双手搁在大腿之间,不过很想聊天。绍克尔说,上尉应该了解,“关于虐待外国劳工的问题,我确实不能负责。我就像一个海员代理,如果我为一艘船提供船员,我不对他们在船上受到的任何虐待负责。我只是提供工人,如果他们被虐待,那不是我的过错”。他又说,船长应该受到责备,而德国战时工业的船长是阿尔贝特-斯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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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后逃避那座死气沉沉的城市的最好去处是纽伦堡大饭店的大理石厅。那里有美味食品,饮料很丰富,都是山姆大叔资助提供的。五美元就可支付一晚的餐饮费,而待着得到两支香烟的小费就很高兴。艾雷-尼夫少校穿过堵着大饭店人口的吉普车和指挥车,这时卡米尔-贝洪内克交响乐团的演奏声飘到大街上。经理梅耶先生总是挂着一睑微笑,他热情招呼,显出对人名有良好非凡的记忆力。尼夫走进大理石厅,札拉-利安德正在演唱。利安德是颇有名气的歌唱家和影星,她现在的声音有些机械,就像弹得太多的钢琴调。她一度时髦的礼服破旧褪色了,有如她的歌声一般。几年前,甚至几个月前,她也许正在为冲锋队员和纳粹支持者唱同一首歌曲。

尼夫绕过舞池走到一张桌边坐下,加入到那里的英国朋友去。在节日般的纷乱热闹,大理石厅的人群组成一目了然。美国人占多数,常常围坐在一起,尽管在他们旁边的英国女人并不少于美国女人。美国女人很容易一眼识别,她们穿着人时,用不着欧洲妇女那样执行了长达年的衣物配给规定。刚在奴隶劳工案露面的托马斯-多德坐在一张美国人的桌旁,他的出现使大厅沉浸在热情洋溢的气氛。

尼夫为白天法庭上揭示的恐怖情况和晚上大理石厅强烈欢乐之间的对比深感震惊。他坐下后,伙伴们问他对多德的表现怎么看。尼夫说:不管他们个人的罪行怎样,绍克尔和斯佩尔之斗将受到社会阶级的影响。看看法官席上的人们,然后再看看斯佩尔和绍克尔,他们会邀请谁加入他们的俱乐部?一个伙伴表示不同意。斯佩尔一绍克尔一案将围绕着另一个问题转,谁是奴役劳工行动的主宰者,是奴隶贩绍克尔,还是奴隶监工斯佩尔?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很难相信斯佩尔受到的处罚会比绍克尔轻。尼夫但愿法官们会是那样的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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