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起诉案(2)（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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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拉豪森继续在证人席上发言，讲到了戈林、凯特尔和约德尔在毁灭华沙城、颁布报复令以及灭绝波兰知识分、贵族和传教士上的罪行。辩护律师们的盘问缺乏技巧，显得很笨拙。因为总是引出进一步的有害证词，他们只得停止对这位将军的质询。

拉豪森讲完后，劳伦斯宣布休庭，并请所有观众退出法庭。法庭将召开秘密会议以决定一个棘手的问题：鲁道夫-赫斯是否能接受审判。此人的行为确实让人怀疑――他躺在地上吃饭、在操场上走正步、拒绝戴耳机、讲一些污秽的怪话并在法庭上看。三个星期前，应法庭的要求，来自美、英、苏的精神病医生组成的一个十人小组对赫斯进行了检查。该小组断定赫斯丧失记忆，这将“妨碍他进行自我辩护和理解过去细节的能力”。然而，关于他能否接受审判的最后决定要看法官们的意见。

就在专家们对赫斯进行检查后不久，凯利少校带着一个帮助赫斯恢复记忆力的主意去见杰克逊。凯利解释说，赫斯的情况是精神病医生所谓的“歇斯底里记忆丧失症”，对这种人可以用“能使人吐露真情的醉药”阿米妥或喷妥撒来摆脱病症。凯利说，他熟知在一万多个病例使用这些药物均无副作用。虽然如此，杰克逊还是拒绝了他的建议。他担心，如果一个月后赫斯发生了意外，那么将怪罪于这些药物。他们不能冒这个险。不过，杰克逊仍好奇地想知道凯利是怎样看赫斯的。凯利说：“如果人们认为在大路上走是心智正常，而在人行道上走是心智不正常，那么赫斯更多的是在两者之间的镶边石上。”杰克逊回答说，也许如此，但他将敦促法官们尽快审理赫斯的问题。

在召开赫斯是否能受审的会议前的休庭过程，吉尔伯特上尉走近被告席的赫斯身旁。吉尔伯特已确信此人患有记忆缺失症，但他想应该提醒赫斯这可能对他带来的后果。他劝告赫斯说，如果法官们发现赫斯不能受审，“你可能再也不能到法庭来”，而且会很快与其他被告分开。

赫斯惊呆了。在重新开庭前的几分钟里，他必须做出决定。他已经在异国毫无同情心的土地上度过了五年。在过去的两个月，尽管受到监禁，他又一次生活在自己的同胞当，说着母语。即使是每天上法庭，他所感到的友善也比这么多年来所遇到的多。

执行官高喊：“起立。”法官们返回法庭，劳伦斯宣布重新开庭。他对赫斯的律师冈瑟-冯-罗尔施伊德打了个手势。罗尔施伊德年岁较大，他以前的业务是处理汽车事故责任案。身体短小的罗尔施伊德理了理长袍，然后开始说明为什么他的委托人不应接受审判。他大量引用精神病医生小组的报告。因记忆力缺乏，赫斯不能跟上法庭的进展，不能做证，不能辩驳证人的发言，总之，他不能为自己辩护。

律师在讲话时，赫斯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在上面写着什么。他招呼一个卫兵把条带给罗尔施伊德。律师看了一眼条，仍继续讲。赫斯开始狂乱地打手势，要罗尔施伊德停下。劳伦斯法官不得不顾及被告的举动，问罗尔施伊德是不是赫斯要为自己说话。法庭内的人们看到了一个以前在纽伦堡未曾见过的赫斯。他外表平静，声音坚定地说：“庭长先生，从今以后，我的记忆力对外界将恢复正常。假装记忆力丧失是出于策略考虑……我能够跟上审判，能为自己辩护，能质问证人，也能自己回答问题。”他继续说，罗尔施伊德博士并未参与这一骗局，他也愚弄了这位律师。他拒绝承认军事法庭的权威，但他有能力接受审判。被弄得晕头转向的劳伦斯立即宣布休庭。

当记者们冲向新闻室的电话去发新闻时，道格拉斯-凯利和古斯塔夫-吉尔伯特赶到赫斯的牢房。他们曾相信那人精神有毛病，现在他们的职业声誉正受到影响。他们发现赫斯平静地微笑，他眼睛以前的那种疯狂的盯视消失了。他轻轻松松地说着话，对于他们提出的关于他青年时代、他与希特勒的谈话以及他飞到苏格兰等问题，他都做了详细的回答。吉尔伯特问赫斯，是否还记得他说过赫斯可能再也不能回法庭的事。赫斯回答：“记得，就是在听你讲这句话时，我才决定停止玩这种游戏的。”

两人闷闷不乐地离开。是他们错了，而像伯顿-安德勒斯这样的外行却对了吗？凯利打赌赫斯的健忘症是真的，这种突然治愈才是骗局。他说，他知道无数这样的案，其健忘病人为维护自我尊严，宣称他们只是假装丧失记忆。

吉尔伯特脱身后，一头栽过监狱办公室，去写他的笔记。记完与赫斯的谈话后，他写下了自己的分析：“赫斯在被他的元首当做精神病患者抛弃后，在记忆丧失寻求逃避，然后又从摆脱出来，以避免朋友们对他同样的抛弃。”因此吉尔伯特断定，赫斯的健忘症是真的，但他可以自由控制。

吉尔伯特接着探访了凯特尔的牢房。他知道，这位陆军元帅在拉家森将军出庭做证后已是心慌意乱。谈起杀害两位逃亡的法国将军的阴谋，凯特尔说：“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我知道像你这样的军官和绅士一定会对我怀疑不解。这些指控伤害了我作为军官的荣誉。我不在乎他们是否指责我发动了战争。我只是尽我的职责和服从命令。但是这些杀人的事，我不明白我是怎样搅和进去的。”他违反了普鲁士军官团的一条神圣信条：不可亵渎其他将军，不管他是朋友还是敌人。他说，在今天午餐的小想期间，其他军人，邓尼茨、雷德尔，甚至与他长期共事的阿尔弗雷德-约德尔，都佯装不认识他。

赫斯转变后的星期上午，法官宣布了他们关于此人能否接受审判的决定：赫斯将接受审判。精神正常的法律定义是被告分辨是否的能力，这是法官们作出上述决定的依据。在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鲁道夫-赫斯已从大路与人行道之间的镶边石上进入大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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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的卫兵招呼威廉-弗里克牢房的美国兵过来。前者想给后者看的东西只须花一秒钟就可以了。弗里克的卫兵确信弗里克已在床上睡着了――背朝着墙，双手放在被外――他便来到施特赖歇尔的牢房前。施特赖歇尔的卫兵用一条绳做了个小绞刑索套，他在射进牢房的照明灯前摇晃绳，灯光把余套的影完整地投放在后墙上，施特赖歇尔的卫兵呼呼敲门。施特赖歇尔惊醒过来，看到墙上晃动的索套影，发出毛骨悚然的尖叫。卫兵们大笑不已。

对安德勒斯上校来说，似乎没有一天不是在被告们提出的抱怨声度过的。在12月这天上午的一大堆抱怨书，最上面的就是施特赖歇尔对索套恶作剧的不满。里宾特洛甫抱怨卫兵整晚都在唱《别把我挡住》，使他不能入睡。罗森堡抗议睡觉时双手必须放在毯外的规定，他说，这样手会着凉。每当他把手放进毯里时，卫兵就用杆捅他。戈林反对在有抽水马桶的房里吃饭。沙赫特讨厌大人物来牢房炫耀，像在动物园看动物一样盯住被告们不放。一位辩护律师写信抱怨说，上校不用名只用姓称呼被告，这样做在德国被认为是粗鲁的，他至少可以称他们“某某Herr（先生）”。安德勒斯叫来秘书罗斯-科布，口述他对这位律师的答复：“Herr是个德语用词，讲德语并不是我的习惯。”

安德勒斯上校告诉科布，这些犯人对他来说是个谜。美国政府为他们提供写抱怨信所需的笔纸，一天一千八百卡热量的食品，这超过了其他德国人的标准。他们拥有一个百册书籍的图书馆，每月配给一磅烟草，以及一台供他们卷烟用的小型卷烟机。弗鲁克医生和一名美国医生每天照顾他们的健康，除镶牙等大项目外，他们享受免费的牙齿保健。可是向他抱怨居住条件拥挤的这些人，却代表曾用牲口车运送人们去死亡集营的一个政权。而抱怨他们妻的邮件被延误的这些人，曾经领导过一个半夜把人从床上抓走、被抓者便永远消失的政权。安德勒斯想出一个主意：打印一封信件来回答各种抱怨。他向科布口述：“我在此通知你们，你们对待遇的抱怨是毫无根据和全然不妥的。由于你们的国家不承认《日内瓦公约》，你们不能根据该公约享受任何权利……你们在这里受到的待遇要优于德国曾经给过任何外国或本国犯人的待遇…，你们在本监狱受到的善意和照顾不是因为你们应该得到，而是因为给得少的话不符合我们――你们的征服者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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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里-劳伦斯爵士告诉法官同事们：被告律师们正竭力反对我们。他们反对在法庭上用英语念大量的起诉件，而没有德语翻译。德国人甚至认为，当他们需要件时，检（起诉）方就拖延很久才办。劳伦斯担心，假如辩方受到阻碍，审判将失去公正，而且会被看成是极端的复仇行为。他请诺曼-伯基传爵士调查这些怨言。虽然伯基特讨厌听命于劳伦斯，但他高兴有此机会排遣自己的精力。罗伯特-杰克逊同意让斯托里上校与伯基特会面，并使他了解为帮助辩方所正在做的一切。

第二天斯托里和使基将一起开车来到法庭。斯托里讲述这次审判与他个月前因执行战略情报局的任务去保加利亚时看到的审判不同。在索非亚，他观看了上午开始的审判。到下午4点，法庭已宣布判决。到晚上11点，判罪的犯人已躺在坟墓了。他们实际上没有得到任何辩护。诺曼爵士表示同意，但是说纽伦堡不是保加利亚。

在司法大厦，两人走进一条标着“辩护讯息心”的门廊。斯托里说这是图书馆。他注意到，检方所能找到的所有法律书籍都在这里，而且供辩方使用。这里还给德国律师免费提供秘书、速记员和翻泽。检方每天把第二天要引用的件目录贴在门廊里。有德语译本供辩方使用。当他们离开心时，斯托里评论道：“我怀疑如果我们受审，德国人会提供给我们什么方便？帕基特没说什么，但当晚在H记写到了辩护讯息心：“更多的是美国人自吹自擂的结果，是他们另一种肤浅的表现。”此后不久，劳伦斯又收到辩护律师的抱怨，说他们餐室里的咖啡杯不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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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这个星期一上午的庭审使戴维-洛收获很大。这位艺术家是受《纽约时报》派来画被告们的素描，并描写对他们的印象的。他笔下细长的线条迅速抓住了对象的本质。汉斯，弗兰克可能已重新信仰了宗教，但洛的速写却抓住了弗兰克固执不变和玩世不恭的讥笑。艺术家在速写下面记着：“在场最令人作呕的人。”撅嘴的里宾特洛甫像一位“瞎忙的家庭律师”给洛很深的印象。那个可悲的银行家瓦特尔-丰克，有“一张肥胖苍白的脸”。戈林“在你注意到他那残忍的嘴型之前，看上去是令人愉快的”。午餐休息后，洛回到记者席的座位上，突然捕捉到一个新的对象：身躯庞大的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卡尔登勃鲁纳已从风完全恢复过来，今天第一次在被告席亮相。洛拿出速写本，动笔画这畜生。

卡尔登勃鲁纳是前一个周末出院后回到牢房的。在监外时，他从一个不错的战犯护理员那里得知自他入狱以来最好的消息：党卫军的弗朗兹-泽雷斯少校，即毛特豪森集营的指挥官已经死了。他很可能成为卡尔登勃鲁纳所犯罪行的最讨厌的证人，但现在已进了坟墓。

获知卡尔登勃鲁纳马上要出院回来，吉尔伯特上尉在去牢房巡视之前查阅了此人的档案卷宗。吉尔伯特在卡尔登勃鲁纳身上看到了一个典型的纳粹分的发迹史。1903年卡尔登勃鲁纳生于奥地利里德省因河边上的一个天主教家庭，与希特勒的出生地布伦劳几乎相邻。他是家庭的第三代律师，喜欢吹嘘自己在一家煤矿上夜班供上学的费用，以此认为自己是工人的朋友。卡尔登勃鲁纳在3O年代加入奥地利纳粹党，通过殴打奥地利民主人土、抢劫财物资助纳粹党活动、窃听电话、挑起闹事等活动，很快获得了许多对他升迁十分有用的委任状。党卫军首领希姆莱很快注意到他。1942年捷克特工把一颗炸弹投入德国警察机构央保安局头目赖因哈特-海德里希的轻型梅塞德斯跑车，从此卡尔登勃普纳开始崭露头角。希姆莱提拔那时名气不大的省党卫军领袖卡尔登勃鲁纳接替海德里希。他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海德里希曾为希姆莱策划了虚构的波兰进攻格莱维茨电台事件。海德里希曾负责灭绝的特别行动队，该特别行动队曾跟随德军进入波兰和俄国。海德里希还曾为“犹太人最后解决案”撰写了草案。

卡尔登勃鲁纳也许缺乏海德里希的冷酷和精明。他经常酩酊大醉，但作为盖世太保、各集营和央保安局的负责人，他的干劲是十足的。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他提出了也许使除他的纳粹同伙外的任何人都感到吃惊的观点。卡尔登勃鲁纳认为所有德国育龄妇女都必须生育，如果她们的丈夫无能为力，那么经证明合格的丈夫应该取而代之。卡尔登勃鲁纳是三个孩的父亲，也有一个贵族情妇――吉塞拉-冯-韦斯陶普沃尔夫伯爵夫人，她在战争快结束时生了一对双胞胎。

即使战争不可避免要失败，也没有使卡尔登勃鲁纳的狂热稍减。当盟军攻入法国时，他曾向各集营发出一道命令：“必须防止俘虏或犹太人被敌人解救，不管这些敌人是西方人还是红十字会……他们不能活着落入敌人手。”就在战争结束前十一天，他通知毛特豪森集营的指挥官弗朗兹-泽雷斯：他的定额还是每天杀死一千名犹太人。当没有时间按照这种安排执行时，他命令泽雷斯把所有剩下的犯人赶到一个隧道，封住人口，把他们全部闷死。即使是监督杀死过万五千人的泽雷斯也被这道最后的命令吓得脸色苍白，因而没有执行。当困顿绝望情绪甚至渗入卡尔登勃鲁纳的酒气时，他玩弄了最后的一张牌。他命令毛特豪森集营及其幸存者向巴顿将军投降。他指望靠这道最后命令，而不是给已死的泽雷斯下的那道命令，来拯救自己的命运。

在卡尔登勒普纳的所有档案卷宗里，吉尔伯特印象最深的是，那人在被任命为央保安局头目后，医生给他做检查写的报告。该医生写道，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笨伯，或者说如此愚蠢的人。医生断定，“这个人必须喝醉了才能思考。”

那天下午卡尔登勃鲁纳的出现引起了新闻界极大的注意。记者们蜂拥到法庭，摄影记者尤其兴奋，卡尔登勃鲁纳是众人瞩目的纳粹分。他笨拙地走进被告席，长长的马脸上歪着嘴一笑。他向约德尔将军伸出一只手，遭到约德尔的拒绝。他向汉斯-弗兰克打招呼，而弗兰克转过身去不理他。他在靠近凯特尔的位置上坐下来，凯特尔却突然觉得要与里宾特洛甫谈话。卡尔登勃鲁纳发现了他的律师、纳粹同伙库尔特-考夫曼，他站起来，靠着被告席栏杆，伸出手去。考夫曼把手放在背后，只是轻轻地对卡尔登勃鲁纳点点头。

劳伦斯法官清法庭安静。他宣布，当天下午的第一项议程是听取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的抗辩。卡尔登勃鲁纳站起来，看上去像个绝望的巨大动物。近两个月前当起诉书送到他手里时，他在上面写道：“我认为我未犯任何战争罪，我是作为情报执行官员尽我的职责，我拒绝当希姆莱的替身。”在整个监禁期，他一直认为自己只是名义上的盖世太保和各集营的负责人。他的上级、已故的希姆莱以自己的亲信实际控制着那些机构，卡尔登勃鲁纳只是在组织机构序列表上摆在他们的上面。他想让法庭相信，他的真正作用是负责央保安局，该局实际上是个情报机构。卫兵递给他一个话筒，卡尔登勃鲁纳用指甲轻敲话筒，看它是否在传声。他以一种与他残暴的外表完全不同的声音，一种平静、彬彬有礼和理智的声音说道：“我无罪。”

戴维-洛勾画着卡尔登勃鲁纳长长的紫色的“决斗伤疤”。像此人的许多其他事一样，这块疤也有欺骗性。它不是男气概考验的结果，而是由于酒醉后胡闹出车祸，撞到了挡风玻璃所留下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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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12月来纽伦堡参观的人潮，有一位是反情报部队的阿尔伯特-卡伦少校。他在诺曼第登陆日冲上海滩，后来与法国抵抗组织并肩作战。在即将回国前，卡伦想亲眼目睹对战犯的审判。在申办法庭来宾通行证的当儿，卡伦造访了正在纽伦堡任职的一位反情报部的老朋友，他邀请卡伦在纽伦堡大饭店共进午餐。

侍者能说受过教育的人常说的略带回音的英语，而且服务特别周到。当这位侍者离开后，卡伦的朋友轻声地说：“他是我们的人。”卡伦问：“什么？”朋友说：“他为反情报部队服务。为了监视**分，我们已在全城各处安置了特务，他们向我们报告一切有用的情况。”他解释说，反情报部队的人也在检查俄国人运进的所有货物。他又补充说，美、俄军方情绪日益激化，几天前的一个晚上，在大饭店外面等他上司的一名红军司机在与美国士兵的争吵被开枪打死。听到双方之间发生的种种磨擦和怀疑时，卡伦说道：“同盟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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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勒斯上校几乎能嗅到他和他的上级、纽伦堡地区指挥官勒洛-沃森准将之间的火药味。从他们第一次见面起，沃森就采取一种敌对态度。他检查这位上校发亮的头盔和马鞭，好像那东西很脏似的。安德勒斯对12月某一天上午被沃森召去的那种方式颇感不满。备忘录记着：“你要亲自报告并立即解释……”安德勒斯站在司法大厦入口处的沃森的大办公室里，等着他以起码的礼貌请自己这位同事军官坐下。他等了好半天，沃森才略有表示。这两个人年龄相仿，身体粗壮、头发灰白的沃森看上去比安德勒斯更加倔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