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对多诺万将军来说已经成为一个令人动情的救生筏。多诺万在远东长时间驻留后来到纽伦堡，寻找审判最有影响力的职位，而这已经各有其职。而且，在杰克逊家的令人不快的晚餐后，他强烈地意识到，他和这位首席检察官的蜜月已经结束。但是，令他欣喜的是，他有了一个落脚的去处。杜鲁门把战后的美国战略情报局看作是初期的美国盖世太保，并且实际上已经解散了多诺万的命根――情报局。将军的无尽的活力现在在司法大厦找到了一个新的施展机会。
不过，多诺万无事可做，只能在过道里闲逛，同秘书们话家常。终于，他的机会来了，他收到雅尔马-沙赫特的一封信。狡猾的沙赫特巴结多诺万，称他为“一位名声显赫的军官”和一个“理所当然地享有国际声誉的人”。这个老金融家接着问多诺万是否有兴趣看“一份阐明纳粹政权恐怖的根本原因和形势的摘要，因为我体验过它们”。作为一名有经验的审判室律师，多诺万感觉到，这个被告离准备提供揭发同谋犯的证词已不远了。如果他能让沙赫特站在法院的证人席上作不利于他人的证明，那将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当戈林得知多诺万表示愿意听取他们的证言后，他也抓住这个时机。他给多诺万捎话，他愿意开价作不利于里宾特洛甫、卡尔登勃鲁纳、沙赫特和斯佩尔的证明，戈林同所有这些人共事多年，他要向曾对他的男气进行过诬蔑的猜移施特赖歇尔做反证。戈林的代价是，在行刑队前体面地死去，而不是在绳索的一端丢脸地结束生命。多诺万不难想象出这样的情景：沙赫特反证戈林，戈林反证斯佩尔，斯佩尔反证绍克尔。多么壮观的场面，纳粹领导人们在世界面前相互毁灭。多诺万开始亲自审讯绍克尔。
当约翰-哈伦-阿门过来抱怨多诺万干涉他管辖的事务后，杰克逊法官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阿门想要弄清楚，他是不是审讯行动队队长？为什么多诺万要越俎代庖？杰克逊面对一个痛苦的两难局面。他深知他欠多诺万的太多。但是，他不满将军的干预，不赞成多诺万想要介入审判的想法。杰克逊派斯托里上校询问多诺万，他到底想要干什么。多诺万受到了伤害，尤其由于杰克逊用斯托里这样的战略情报局的旧人来负责处理这件事。多诺万认为，他们这种身分的人不配做调解人。
后来，杰克逊请多诺万到他的办公室。他们彼此仍然称呼“鲍勃”和“比尔”，但是，屋里的紧张气氛是显而易见的。杰克逊没有立即提及争论最让人头痛的内容。杰克逊先发了一通牢骚，他的意思是说多诺万反对把德军最高统帅部作为一个犯罪集团起诉。多诺万说，这不完全对。他赞同将军人作为个人起诉，而且，他当然同意起诉像党卫军和盖世太保这样的组织。单是这些组织的成员这一条，就足以给那些人判定犯有战争罪。但是，只是由于将军和元帅是高级将领，就给他们定罪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自己就是著名的第十战斗团团长，率领部队战斗过。他知道他的“爱尔兰士兵”在激烈的战斗枪杀过投降的德国士兵。如果德国人赢得那场战争，难道多诺万也会成为一名战犯？多诺万说，绞死一名将军是因为他犯下罪行，而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将军。杰克逊答称，他无论如何也要义无反顾地起诉德国最高统帅部。
杰克逊接着提出多诺万与沙赫特和戈林进行交易的问题。杰克逊说：“我不想要任何交易。”一个检察官可以利用诉讼交易，让一个同谋提供另一个犯人的罪证，从而查清一件普通刑事案件。但是，这种审判室里的鬼打戏在一个涉及深刻道德问题的国际法庭里没有市场。杰克逊说，无论何时，根据同谋犯的揭发，给一个被告定罪，这项罪名都带有异味。
多诺万反驳道，来到审判室，告诉德国人说，因为我们认为他们的上司有罪，所以就有罪，这些德国人绝不可能相信。但是，将第三帝国名气最大的那个人带到被告席上，让他当众招认自己有罪，那将使人人信服。杰克逊说：“比尔，你也许是对的”。唯有时间能说清楚。“烟是，这很凑巧，我负责这一切。而且，我将用无可争辩的件证据审判这个案”。
第二天，多诺万收到杰克逊的一封短信，信称，“由于我们的观点不同”，他不准备在审判让他处在更显著的位置上。多诺万完了。他没有静悄悄地走。他拜会了弗朗西斯-比德尔，并且告诉他，用所有的件证据审判，会像堪萨斯一样令人乏味。此外，他还发现杰克逊是一个平庸的管理者，起诉办公室是一片混乱。无论如何，他也不愿成为这场大失败的一部分。他声明，他没有在杰克逊背后谈论这些话。他在绍杰克逊的一封信同样说了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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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贝特-斯佩尔决定下来的策略是果断地为他的行动负责，并且为德国人侵略和残暴的战争行径表示真诚的悔悟。但是，从他能够搜集到的戈林、沙赫特和美国人搞的默契看，他认为打另一副牌尚需时日。难道他在被捕之后没有给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提供非常宝贵的讯息吗？他没有劝说其他的德国科学家与美国人合作吗？他相信，这种合作对于击败日本起到了作用。虽然他们不能公开地承认，但是，美国人明显地准备同俄国人进行不可避免的对抗，而且，当这一对抗到来时，斯佩尔的知识就会变得毫无价值。他必须迅速地行动。现在是11月17日，审判将在三天之内开始。斯佩尔向他的牢房看守要了铅笔和纸，开始用整洁的印刷体字母写道：“我拥有某些涉及到军事和技术问题的情报，需要有关人员了解。”他继续写道，他是唯一知道美军对德国空战犯过的，而美国人不想再犯的那些错误的人。他知道如何有效地使工业停止运转。他写道，如果被判监禁，“我不想落入俄国之手。我的知识要待在篱笆的这一边”。他指出，如果被判死刑，他所知道的一切就会丧失。他把起纸来，在外侧写道“转交杰克逊法官”。
杰克逊、他的儿比尔和艾尔丝离开在菩提树大街的房，钻进军用雪佛兰轿车，它已经取代了里宾特洛甫的豪华轿车。杰克逊本想在汽车里润色开幕式讲话的最后草稿。但是，多诺万的干预显然已经在C牢区交口传开了，诉讼交易可能因起诉而被取消。还怎么解释他从公包抽出来的信呢？杰克逊读完斯佩尔的陈述后，非常烦躁。斯佩尔在信的结尾处提出，不能让“第三方”指俄国人获悉他所知道的任何东西。使俄国人排除在外的唯一办法是，斯佩尔不必走上法庭。很明显，被告们还不知道多诺万和他的起诉谋划已经失败。阿尔贝特-斯佩尔将同其他被告一起受到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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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俄国人为庆祝十月革命节举办宴会，引发了一场社交界的轰动。客人们惊喜地发现从高加索空运来的一碗碗的鱼酱、一瓶瓶的伏特加酒，以及美味佳肴。苏联副外长安德雷-维辛斯基刚刚抵达城里，来出席审判的开幕式，而现在，轮到杰克逊在纽伦堡大饭店回报俄国人的感情招待了。作为首席检察官，维辛斯基在苏联30年代进行的审判具有令人恐惧的名声。他涉嫌操纵对一名叫塞雷布雷夫科夫的同志的审判和死刑，为的是得到他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处别致的乡间小别墅。在纽伦堡，杰克沙发现维辛斯基具有自相矛盾的扭力，他一会儿是一个教条主义者，用标准的**语言诋毁西方，一会儿又成为一个精力充沛、志趣相投的机智伙伴。杰克逊认定，维辛斯基既是演员，又是忠诚的**员。当杰克逊向俄国人发出邀请时，他想，为慎重起见，应该告诉俄国人，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们也将出席宴会，请维辛斯基不要发表任何有关审判的谈话。
在鸡尾酒招待会期间，众人议论纷纷的是一桩看起来初露端倪，而且很可能是危险的事。帕克法官的首席助手是参加过“突出部之役”，相貌英俊的罗伯特-斯图尔特少校。斯图尔特和他的南方人老板一样，早在市民生活里就受雇做帕克的法律秘书，他在纽伦堡同样做这种工作。这天晚上，斯图尔特似乎离不开房那个最有吸引力的女人，尼基钦科的口译翻译塔尼亚-吉莉亚雷夫斯卡仅。这个身材娇小、亚麻色头发、蓝眼睛的美人，在十月革命招待会上初次登上纽伦堡社交界。她证明自己是可爱、活泼的，她谈论《飘》和马克-吐温的作品，以及一批最流行的歌曲，所有这些都是用美式英语说的。斯图尔特成为第一个打破东西方沉默屏障的人。他邀请塔尼亚-吉莉亚雷夫斯卡娅在纽伦堡大饭店共进午餐。在那里，他们觉察到俄国候补法官A-F-沃尔奇科夫校怀疑的目光，有传闻他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纽伦堡的人，苏联秘密警察的一条看门狗。第二天，斯图尔特向比德尔法官请教他应该怎样得体地处理这件事，比德尔答道：“大胆些，不要放弃。”现在，在为维辛斯基举行的宴会上，斯图尔特独占了这个年轻女士的注意，她似乎是斯图尔特的一个心甘情愿的同谋。
灯光暗淡下来，这是宴会准备开始的信号。在用甜点和上咖啡的间隙，杰克逊站起身，向贵宾致以措辞考究的祝酒辞。结束讲话时，他向在座的客人介绍：“外交部的A-I-维辛斯基先生，我想他要讲几句话。”维辛斯基手端着一杯伏特加酒站起身。站在他右边的是一个可能被人误认为是美国大学生的腼腆的年轻人。事实上，他是苏联首任驻美国大使的儿，他叫奥列格-特罗雅诺夫斯基，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特罗雅诺夫斯基已经被派到纽伦堡，为法庭做翻译。
维辛斯基喝干他的杯物后说：“伏特加是男人的敌人，因此必须要把它消灭光！”客人们欢呼喝彩，并纷纷效仿。接着，他简要地述说法律界的友好关系，以及他们能为从事这项可以自由表达观点的职业而感到十分幸运，而不像外交家那样不得不“像一条系着皮带的狗一样”行事。他的话引起更多的笑声。维辛斯基举起一杯重新斟满的酒杯说：“现在，我提议为被告们干一杯。”屋内一片寂静。维辛斯基继续说：“这里是为下星期二接受审判的所有被告定罪的地方。”奥列格-特罗雅诺夫斯基看上去不自在，但是，他还是把维辛斯基的话译成英语。维辛斯基又说：“他们的路将直接从法庭通向坟墓。”特罗雅诺夫斯基翻译之后，听到几声神经质的窃笑。帕克法官大声地向斯托里上校耳语道：“在我听到证据之前，不管他犯了什么罪，我都不为任何一名被告判刑而干杯。”
在乘车回菩提树大街的路上，罗伯特-杰克逊蜷伏在他的轿车的后排座位上陷入了沉思。在纽伦堡大饭店的酒会之后，他正在试图揣摩维辛斯基和鲁登科，以及先后出现的大多数苏联人――一夸夸其谈的、扭怩作态的、乡巴佬似的、可爱的、过分敏感的、或者没有思想的苏联人的行为。英国和美国的工作人员始终在互相开玩笑，彼此说些并无恶意的带刺的话。俄国人不会受人戏弄，他们会立即有所戒备。今天晚上，痛饮的这二十多杯酒到底是什么意思？一些美国人认为这是使他们放松警惕而失言的圈套，以利于苏联情报机构。杰克逊不这么认为。俄国人通过对他们的革命，根除了贵族阶级。他们摧毁了产阶级及其价值观，只剩下一个无产者的领导阶层。他们通过狂饮把整个社会降低到他们感到舒适的那个水平，男人们按照陈腐的陋习比赛酒量，看谁最后喝到桌底下去。他们的品行使杰克逊得到另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俄国人患了一种民族自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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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克少校从牢区巡视回来后，向安德勒斯上校报告，卡尔登勃鲁纳说自己头痛得厉害，在操场上，施特赖歇尔往一名新来的犯人身上吐口水。安德勒斯问，向医生通告卡尔登勃鲁纳的情况了吗？泰克答道，是的，通知了。安德勒斯想知道，施特赖歇尔向哪一位犯人吐口水。泰克说，汉斯-弗里奇。俄国人刚刚把他移交过来。上校命令道，暂停施特赖歇尔的运动特许一个星期。
施特赖歇尔想要同弗里奇攀交情。他说，他们终究都是新闻界人士。弗里奇答称，施特赖歇尔的《冲锋队员》是低毁纳粹运动的令人作呕的报纸。弗里奇告诉施特赖歇尔：“每当我在国外的报导看到转引的一派胡言乱语，我就躲开。”施特赖歇尔就是因为这向弗里奇脸上吐口水。接着发生的施特赖歇尔和守卫的扭打使每个人都没有注意到卡尔登勃鲁纳古怪的行为。他已经开始在院里摇摇晃晃地移动着了，不久，他就颓然仰倒在他的单人牢房里。医生诊断他患了亚蛛网膜出血症后，将他送往医院。覆盖在大脑上的薄膜里的一条血管已然破裂，病情可能是致命的。
安德勒斯上校被搞得心烦意乱。卡尔登勃鲁纳的病不是他的错。但是，在开幕式那天，又一名被告将不能被送上法庭的被告席。他问凯利和吉尔伯特，怎么搞的？他们解释道，恐惧和紧张可能导致卡尔登勃鲁纳的血压升高到崩溃点。安德勒斯叹了口气，恐惧和紧张，这些情况正是监狱的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专家应该设法预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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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开始的头一天，司法大厦处于临战的一片繁忙景象。丹尼尔-基利正在审判室紧张地指挥铺设从巴黎黑市购买的地毯。他把安装队长时间地留下来检查通讯设备。他仔细检查安装好了的日光灯，这些日光灯取代了废弃的枝形吊灯。这样，新闻记者不用令人分散注意力的闪光灯就可以拍照。他在厚实、不显眼的玻璃后面安设了许多摄影点，摄影机可以从这里悄然无声地拍摄。他又跑到底下一层，检查他安装的记者室，这间记者室大得足以同时容纳一百多名记者。
在记者室里，正在为CBS做报导的威廉-L-夏伊勒和霍华德-K-史密斯坐在一台打字机前，啪啪作响地打报导。复伊勒曾从德国对纳粹主义兴起做了大量的报导，现在故地重游，报导纳粹主义的覆灭，他觉得这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在参观了这座城市的废墟后，他现在正在报导他的感受。夏伊勒写道：“纽伦堡消失了，一堆堆难以言表和没有修复希望的碎石。”他试图寻找他特别喜欢的啤酒园“美铃酒家”，它已经踪迹皆无了。他搭乘一辆汽车外出，来到齐柏林田径场，站在他于1937年聆听希特勒演讲的正面看台前。他回忆起当希特勒宣布“德国人的生活方式一定会主宰下一个一千年”时，一群群观看的德国人叫喊得声嘶力竭。
夏伊勒对德国人，甚至是他所遇到的最好的德国人，在表达他们目前的不幸的方式上感到沮丧。他就30年代德**事集结的教训问题询问过一位反纳粹的工程师。工程师答称，如果戈林把德国空军建设得更好，那么，他们的城市现在就不会是一片废墟。复伊勒埋头整理他的报导的同时，转身询问身边的一个正在工作的德国记者，德国人对审判抱有多大的兴趣。德国记者答道：“噢，他们觉得这全是宣传。”
第二天就要上法庭，但还没有什么像样衣服的被告被集在牢区的门厅里，试穿一种木起眼的、蓝色和棕色相间的套服。一位应征的德国裁缝为施特赖歇尔量袖口。绍克尔正在试穿一双新鞋，弗兰克正在穿一件白色衬衫。由于服装设计呆板，品质低廉，裁剪粗糙，被告们看上去就像一群第一次参观大城市的乡巴佬。
鲁登科将军的副官-V-波克罗夫斯基上校正在给杰克逊法官打电话，坚持要见检察官。波克罗夫斯基来到办公室，他戴着好战的盾形徽章，这种徽章在苏联通常是报丧的人带的。波克罗夫斯基宣布，必须要延迟审判。杰克逊不信任地看着波克罗夫斯基。杰克逊问，延迟？多长时间？俄国人答道，不能肯定。鲁登科将军在柏林病倒了，他患了疟疾。杰克逊感到怀疑和恼火。杰克逊说，审判不能在最后时刻改变原来的日程。波克罗夫斯基警告说，审判在没有苏联首席检察官参加的情况下开始，会被看作是一种当众故意冒犯苏联的举动。波克罗夫斯基说完后离开了办公室。
尼基钦科将军给杰克逊法官带来内容相同的消息。那天下午，杰克逊带着这一消息在法官室召集了一次会议，商讨解决危机的办法。同时，他指示艾尔丝给军医处打电话，查询是否确实有人在柏林因疟疾而病倒。
同杰克逊有交往的新闻记者戈登-迪安不久就获悉俄国人刚刚制造的麻烦，他向杰克逊建议，杰克逊应该就审判安排事宜，用几分钟时间向新闻界做出说明。迪安问，杰克逊要取消审判吗！杰克逊告诉他，一切都按照准时开始审判的程序在进行之。
挤成一团的记者向后退着，给迪安和安德勒斯上校让路。大多数新闻界人士是头一次见到监狱长官，从他的外表和举止看，他似乎胜任他的角色。他们不清楚的是，为什么安德勒斯这么不喜欢同他们打交道。直到这次不可避免的露面，他依然让他的副官泰克少校同大多数记者接触，搪塞了事。
迪安开始向记者们说明他们可以使用的专用设备。他向一个士兵做了个手势，那个士兵按动一枚按钮，一个蜂音器响了一声。迪安说，一声蜂鸣是审判室发生值得注意的事情的信号，两声蜂鸣是重要的意思。三声蜂鸣是有轰动新闻的意思。他们无论在大楼的什么地方，都可以听到蜂鸣声。连法院周围都安装了扩音器，他们就是不在审判室里，也会听到里面的诉讼活动。
迪安刚说完，一个粗哑的声音就爆发出来。一个记者问，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是否真的自杀未遂？迪安请安德勒斯来解释。安德勒斯说，卡尔登勃鲁纳患了轻度风，医生估计他能够出席审判。一个记者问，他们什么时候能采访被告？安德勒斯答称，不允许采访，但是，他正在安排一个小型记者团到监狱里参观，他们可以短时间地观看笼里的狮。
杰克逊来到法官室，见到刚刚从英国回来的哈特利-肖克罗斯爵士。尽管肖克罗斯打算让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负责每天的起诉事务，但是，作为英国的首席检察官，他已经决定出面主持开幕式。鲁登科将军的副官波克罗夫斯基上校也将出席开幕式。杰克逊通告法官，他已经就此事请教了可靠的医学权威，在柏林患上疟疾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要求审判照原定的日程进行。杰克逊指出，在鲁登科到达之前，他们毋须就有关俄国人的公诉问题采取任何行动。在此期间，难道波克罗夫斯基不能代替鲁登科吗？
肖克罗斯站起身，他的修饰极为整洁的外表和慢吞吞的谈吐，令人完全不会想到他是英国工党的成员。肖克罗斯爵士评论道，如果俄国人想要延迟审判，法庭或许会赞同的。杰克逊显得有些吃惊。肖克罗斯补充道，但是，波克罗夫斯基上校应向他的政府转达，俄国人必须在全世界面前承担延迟对纳粹战犯进行审判的全部责任。
波克罗夫斯基说，就在此次会议之前，他得到了好消息。借助医学的最新进展，鲁登科将军的病情正在明显地好转，届时，他可以到达纽伦堡。波克罗夫斯基苦笑着坐下来。劳伦斯爵士说，他打算作出决定，审判将在明天早上按计划开始。
杰克逊像以往那样对俄国人的行为感到困惑。他们为什么要延迟审判？再也没有什么比俄国人突然决定让鲁登科不可思议地康复更使杰克逊搞不懂的了。
黎明的第一道光线穿透了审判室窗户上厚实的窗帘。十一月二十日早晨点钟，丹尼尔-基利颓然坐在桌后的椅上，开始在一本便笺簿上胡乱地涂写。他要乘着记忆还清晰，把它们都写下来。修复司法大厦的工作已经完工，为此平均每天使用八百七十五名工人，共用去五千二百加仑油漆，二十五万块砖，十万平方英尺木材，一百万英尺电线和电缆。当他把头枕在他的桌上时，他的铅笔也掉了下来，他打起了瞌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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