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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足轻重的一件小事竟然闹得沸沸扬扬了。罗伯特-杰克逊的行政长官吉尔将军指示塞利上尉为法官们打选椅,四名正式法官的椅是高背、像王座一样的座位,而候补法官的椅则是普通的扶手椅。美国候补法官帕克受到了伤害。这个平时温尔雅的北卡罗来纳人满腹牢骚,他说“小椅”是一种侮辱。另外,椅的不同进一步表明候补法官的身分不明。他们究竟为什么到纽伦堡来?除了等着有人生病或死亡外,还能做什么?帕克不仅希望在座位上平等相待,而且在投票上也要一视同仁。否则,他就要回家。
那天下午,杰克逊在法官会议室召集了一个会议,在那里,他试图对“伦敦宪章”没有给候补法官投票权作出解释。只有正式法官缺席的情况下,他们才变成正式法官。令杰克逊恼火的是,弗朗西斯-比德尔突然为帕克进行辩护。比德尔含沙射影地说道,吉尔将军的椅政策是蓄意在法官制造不和。听到此话,杰克逊怒气冲冲地离席而去。不论怎样,法庭也要在椅和投票问题上让大家皆大欢喜。杰克逊尤其被比德尔不合作的做法搅得心烦意乱,他担心在以后的几天,还会有更加严峻的考验。
被告有一个人没有在C牢区。尽管受到起诉,他还是住在家,这个老人身患动脉硬化、早期衰老症、偏瘫、絮叨和说话语句不完整的毛病。他的名字是军火大王古斯塔夫-克虏伯。罗伯特-杰克逊知道,德国的实业家支持希特勒掌权,因为他们知道希特勒会制服**者。没有商人的共同参与,就没有第三帝国。当战争开始时,他们衷心希望加强德国的战争机器。正是那个叫克虏伯的人引人注目地建立起巨炮组装线。由于杰克逊想要有德国实业家阶层的代表人物站在被告席上,所以,古斯塔夫-克虏伯被列为主要战犯的名单之。
问题在于,许多医生已经证实,将克虏伯作为他的那个阶级所犯罪行的化身是行不通的,因为他年老体衰无法出庭。杰克逊没有被难倒。古斯塔夫-克虏伯有一个叫阿尔弗雷德的儿,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是克虏伯工厂的总监。杰克逊请求法庭,如果不能起诉他的父亲,就起诉阿尔弗雷德。至是月14日,法庭就这个问题在纽伦堡举行首次正式会议。克虏伯家族的律师争辩,由于父亲不能出席审判就审判儿的做法不公平,杰克逊予以反驳,德国实业家阶层制造了战争罪行,必须受到审判。
听证会后,法庭成员离开法官会议室,讨论如何作出决定。诺曼-伯基特爵士浑身发抖地表示怀疑,他说,杰克逊的辩词令人憎恶:“这不是一场足球比赛,你不能因为一名运动员生病,就简单地派一名替补队员上场。”杰克逊的请求被否决了。
会后,比德尔法官请赫伯特-韦克斯勒到他的寝室来一趟。他说,他不喜欢在别人的面前同鲍勃作对。但是,比德尔认为,杰克逊表现得太蛮横,甚至是愚蠢的。他说,他开始察觉,杰克逊是一个自以为是的、狂热的人。比德尔问,韦克斯勒没有注意到这种行为吗?韦克斯勒答道:“我想,当法官拒绝杰克逊的请求后,他几乎都要精神崩溃了。”
弗朗西斯-比德尔逐渐地喜欢上了纽伦堡。但是,他不是法理上的法庭庭长,那个和蔼可亲、埋头干活的杰弗里-劳伦斯爵士却获得了那个荣誉。然而,比德尔认为,事实上,其他法官在他所希望的一切事情上,克虏伯案件、椅问题,甚至在他们应该在法庭上穿什么都附和他的观点,这差不多都令人感到尴尬。在后一个问题上,比德尔建议,不管他们喜欢穿什么,只要在得体的范围内就行。那个意见也被接受了。这时,天已经晚了。
杰克逊度过了困难的一天。他的年轻的助理检察官、研究人员、件专家和翻译同他一样,每周工作十至七十个小时,他们为几天后就要开始的审判准备着。可笑的权力斗争、房屋管理危机、同比德尔的争执等等,这些令杰克逊恼火的问题已不是他考虑的最重要的事情了。他负责发表起诉用的公开讲演。爱好修辞、天资聪颖、喜欢用短语的杰克逊要尽可能地利用一切时间,把他的致词润饰成一篇激情洋溢的稿。然而,他却被无关紧要的事情折磨着,他要决定谁睡在哪间屋里,他还要决定什么式样的座位可以放在一个北卡罗来纳法官的屁股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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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斯特尔特上校嚷道:“再快点!再快点!”艾森豪威尔的前任翻译,尚未得到检验的IBM的同步翻译系统的倡导者多斯特尔特上校在司法大厦的顶楼建起一个模拟审判定。一人扮演检察官,另两人则分别扮演被告和法官。多斯特尔特正在测验一名前来自荐充当同步翻译的求职者,着她是否跟得上“证人”。速度是严峻的考验。翻译必须在发言人开始说话后的八秒钟内开始翻译,否则,积压的话就太多了。大学教师也许能成段地翻译尼采或叔本华的书面字,但是,当他们涉及到一个集营厕所设置的题目时,就经常搞得一团糟。多斯特尔特的一名在维也纳出生的美国助手彼得-尤伯拉尔尉已经开发出一套实用检测方法。尤伯拉尔要求应试者用两种语言滔滔不绝地说出十种树木、十种鸟类、十种医学术语、十种汽车零件的名称。他们正在寻找阅历深、语言能力强、知识广博的人。尤伯拉尔一直对许多城市居民不能用任何一种语言说出十种农具感到吃惊。
多斯特尔特作出一项基本决定。让译者用其母语听,用另一种语言译,这将是最佳方法。他们发现,译者首先必须完全理解听到的内容,然后才能找到合适的字眼,用第二种语言表达出来。
他们最感头痛的是德语。由于动词通常出现在句的末尾,译者根本就不知道一句话是从哪里开头的。但是,他们又不敢等得太久再开始翻译。用英语表达一句话是“我完全不知道死亡集营的存在”,但是,译者听到的德语都是“关于死亡集营的存在我完全不知道”。
多斯特尔特派出他的副手,具有语言天赋的海军少校阿尔弗雷德-斯蒂尔遍访欧洲,寻找他们需要的语言天才。斯蒂尔在日内瓦的国际联盟突击寻找过。但是,他发现在那里的许多译员岁数都较大,他们习惯于书面件的翻译,不能适应快速的、当场进行翻译的压力。在巴黎国际电话交换心,斯蒂尔的运气还不错。接线员习惯于每天快速地用外语对话。最后,斯蒂尔不管候选人的背景如何,在二十个候选人只找到一个具有在同一时间里既能听又能说、思维敏捷的候选人。
最后一名候选人落选后,多斯特尔特开始搜寻修复司法大厦的丹尼尔-基利上尉。罗伯特-杰克逊正在寻找他。审判开始的那一天,一切都有赖于翻译系统准备就绪。多斯特尔特发觉基利在楼下的审判室里,正监督着安装证人席。多斯特尔特暴躁地问,IBM的设备抵达没有?基利不慌不忙地回答,还没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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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月的一天早上,电话从罗伯特-杰克逊办公室打到件调查人员的住地。首席检察官要为他的开庭演说提供最令人信服的材料。杰克逊所需要的件,是继其他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索取的件后最重要的件,在最近的几天,所有这些件使罗杰-巴雷特尉的件室变成一座有组织的疯人院。斯蒂尔的件架乱糟糟地从地面一直架到天花板,以便放置源源不断地送来的件。负责整理件的工作人员在移动梯上爬上爬下,为检察官寻找可以判处被告有罪的关键材料。最近,邓尼茨元帅的参谋又额外地上缴千份德国海军件,这些件必须进行分类处理,并增编进原本已经暴增的件清单。巴雷特拨通了他的上司斯托里上校的电话,要求更多的空间和更多的支援。他对上校能否坚持寻求支援缺乏信心,他认为斯托里很容易相处,但不太尊重他的意见。工作人员喜欢故意模仿斯托里随和的举止和带口音的惯用语,尤其是他把他们处理的件称作“达卡门兹”。
芭芭拉-平尼思是一个有魅力的、活泼的英国战争寡妇,她刚刚从柏林搜集件回来。她告诉巴雷特,这些德国人是不可信的。她拿回来的一份报告描述了一队胆大妄为的党卫军所干的一件事:他们把收容所的难民装满一辆运货汽车,把汽车的排气管插进汽车后部,然后驶向墓地。汽车驶到目的地时,车上的人已被废气薰死,只待掩埋了。这还没有使平尼恩感到太大的震动。到目前为止,她事实上已经从件上读到了各种各样惨无人道的暴行。最令她吃惊的是这些报告的附言,附言写道:“狗希姆莱夫人和所有的小希姆莱们致以我最崇高的敬意。”他们怎么能写下这种蠢话呢?她想不明白。他们一定从未想到有可能输掉这场战争。
巴雷特知道,他们面临着一场职业危机。作为件室的负责人,他对此感受尤深。一份叙述射杀三十名无事人质的报告甚至不值得翻译,因为还有许多更严重的事件。最近从毛特豪森集营取回来的“死亡之书”,使巴雷特再次受到震撼。条顿人热衷于保存记录,这就需要将每一个处死的人记录在案。很明显,真相不能透露。因此,党卫军书管理员就煞费苦心地将死亡者的名字、死亡时间和死亡原因―一记录下来;根据这些记录,人们在某一钟点,按字母排列顺序先后死去,一分钟一个,死因是心脏病,下一个钟点皆死于风,再下一个钟点则死于另一个虚构的原因。
但是,巴雷特发现,由于一再此类恐怖事件的记录,意识变得麻木了。第一次读到关于屠杀儿童的件时,简直就不敢相信,第十次读到此类件时,觉得悲伤,到第五十次读到此类件时,思想就走了神,竟然会想着今晚在纽伦堡大饭店的餐桌上能吃到什么菜。巴雷特相信,那是他们的工作最糟糕的部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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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五日,距审判开始还有天,一队IBM的工程师乘坐一架C-47运输机,带着箱货物在28跑道降落。包括为法庭官员和参观者准备的五百五十副耳机在内的同步翻译设备,被胡乱地送往各地,其一些设备被送往秘鲁。设备最终送抵后,多斯特尔特上校就缠着丹尼尔-基利把它们安装好。基利已经干了许多令人心惊的事。就在最近,审判室的一处地板掉到地下室去了。这位建筑师通常在他办公室的长沙发椅上,每晚勉强睡上四个小时。他向多斯特尔特保证,他的翻译系统在审判开始的那天肯定会安装就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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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杰克逊吼道,难道那个女人就不能不搅局吗!他在菩提树大街住处楼上四周围以玻璃的保管室里。艾尔丝气喘吁吁地跑进来,目睹了凌乱的场面。杰克逊把他为起草开幕演讲作准备的件整理成堆。他们的好管闲事的女管家哈塞尔太太非要打开室内窗户通风,杰克逊说。一场大风刮来,他精心排列好的件现在被弄得乱七八糟。艾尔丝手脚并用,收拾起散落的纸张来。杰克逊赖然倒在一张椅上,看着她利落地收拾好一切。现在是星期日晚上,实际上,夜晚的几个小时是他唯一能够用来撰写演讲稿而不被打断的时间。
杰克逊说:“令人伤感的壮观。”那是他要在他的开幕式演讲要采取的调,那也是他展望审判的心境。他说,他把这篇讲稿视为他一生最重要的举动。他要通过它向全世界宣告“纽伦堡之谜”。他们对杰克逊的讲稿再次进行加工。杰克逊搬来一把扶手椅,艾尔丝也坐在桌前。他们工作的方式是如此的步调一致,以至于不用说什么话。杰克逊从公包内取出一本黄色的律师用便笺本,艾尔丝找出她的速记本。他开始说:“德国成为一座巨大的行刑室,全世界都听到受害者的惨叫,它令明人颤栗。”杰克逊通常仅在本上随手做些笔记,一旦开始口述讲演词,就是一篇绝好的章。艾尔丝对此一直感到惊异不解。
杰克逊腔调一变,转换成洪亮的声音。他说,他有一个问题。“伦敦宪章”规定了死刑,当罪行达到极为凶残的程度时,按照惯例,检察官就会要求判处极刑。然而,他一生都反对死刑。他说道:“一个完全明的社会从来不会对人宣判死刑。”所有的死刑惩处都是对暴力的制裁。当然,他能够理解是纳粹屠夫的暴行激起人们要求以血还血。他有权以他个人的道德观念拒绝宪章所允许的理由非常充分的最苛刻的惩罚吗?艾尔丝问杰克逊,他想要求什么样的刑罚呢?杰克逊最后说,在这个问题上,他什么也不会说。处罚应由法官们去决定,他的作用是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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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勒斯上校盯着他的刚来的工作人员说:“牧师,记着,你到这里是来履行《日内瓦公约》的要求的。你要提供精神上的规劝,你来到这里不是让任何人皈依宗教信仰。”亨利-F-格雷克少校站在安德勒斯面前,他是一个魁梧的路德教派的军队牧师,五十四岁的年龄,来自圣路易斯,他刚刚被派到保安局。格雷克在密苏里州一个讲德语的农家长大,他讲的语言质朴无华。当大多数人满足于待在家,通过收音机收听战况的时候,他就参军了。他的两个儿在战斗身受重伤,而他们与之战斗的人就是安德勒斯上校要他到C牢区去见面的那些家伙。
信仰新教的犯人发现新来的牧师有着谦恭的品行和普通人的长相,也就是说,一个本应被纳粹政权消灭掉的那种普通的神职人员。可是,凯特尔陆军元帅却立即喜欢上了格雷克牧师。凯特尔觉得格雷克不像逮捕他的人和同他在一起的犯人那样鄙视他。
巡视单人牢房后,安德勒斯询问格雷克对这些犯人的看法。格雷克答道,他不考虑他们的世俗罪问题,他的职责仅仅在于照料他们的灵魂。他们路过当作监狱办公室的那间单人牢房。安德勒斯停下来,为格雷克介绍他的天主教同行西克斯图斯-奥康纳神父。奥康纳握握格雷克的手,他微笑着说:“我们天主教徒最终只能负责这些罪人的人,你身边有十五个人惦记着你呢。”格雷克笑了,他觉得他和犯人会融洽相处的。
古斯塔夫-吉尔伯特和凯利安排了一次智商测验,吉尔伯特正在记录被告们的答案。距审判开始只有几天了,这两个美国人意识到,任何分散注意力的活动都有助于减轻犯人们的焦虑,测验结果也会为他们的专著提供令人着迷的内容。
犯人们用的是德国版的韦克斯勒一贝尔维尤成人智力测验,这是为测试记忆力、使用字和图像进行思维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思维速度,以及观察力而设计的方法。赫尔曼-戈林像一个活跃、聪明的小学生那样开始进行测验。在记忆部分里,戈林能够记住不断增加的一连串数字的前八位数和后位数。他哀求道:“噢,得了,医生,让我再来一次。”吉尔伯特告诉他,他已经是做得最好的一个了。十岁的雅尔马-沙赫特担心他的年纪会影响他的得分。吉尔伯特告诉他们,测验结果要根据年龄进行调整。平素极为傲慢无礼的沙赫特向吉尔伯特承认,他连简单的数学题都觉得费劲。吉尔伯特问,你不就是为德国重整军备筹措资金的那个天才吗?沙赫特答道:“任何一个精通数学的金融奇才都更像一个骗。”
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证实了吉尔伯特对他的智力的怀疑。这个上了岁数的暴乱煽动者,他要在一分钟内算出,用五十芬尼买七张两芬尼的邮票,应当找多少钱。施特赖歇尔说:“不要用这些小孩的算术题来烦我,考考我复杂一些的计算题吧。――
如果把一百分作为一般人的智商,一百二十至一百四十分当作大学毕业生的水准,那么,施特赖歇尔的得分最低,只有一百零分。帝国驻荷兰的最高长官,有学者风度、沉稳的阿图尔-塞斯一英夸特得到了最高分一百四十一分。但是,由于沙赫特有年龄上的优惠,他得到一百四十三分的最高分。沙赫特说,这恰好如他所预计的那样。吉尔伯特感到奇怪,具有非凡才智的阿尔贝特-斯佩尔只得到区区的一百二十八分。吉尔伯特知道,测验是一种有局限性的方法,不可能把构成才智的诸多因素―一查明。汉斯得到一百三十分,比得到一百三十八分,名列第三位的戈林低得多。但是,吉尔伯特和这两个人都打过交道,在掌握抽象哲学、社会问题,以及审美的细微差别上,弗兰克明显地优于戈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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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丝惊慌地把头伸进罗伯特-杰克逊的办公室,报告鲁登科将军要求立即见他。杰克逊说,当然可以,他来得正是时候。罗曼-A-鲁登科来自苏联司法部,他是苏联首席检察官,与杰克逊的职务对等。三十八岁的鲁登科出身于乌克兰农民家庭,长着一副宽阔、英俊的脸庞。杰克逊希望,鲁登科是为答复他多次向苏联人提出的提供更多的件这一要求而来的。美国方面已经提供了非常多的证据。迄今,俄国人打算提供的件是一个苏联政委提供的一些纳粹分的供认状,它们远未达到杰克逊所要求的客观而且足以证明其有罪的标准。就在几天前,各登科自杰克逊担保过,一辆载满符合杰克逊要求的件货车从苏联占领区的莱比锡上路,估计在这几天就会抵达纽伦堡。
鲁登科坐下来,挑衅地瞪着双眼。他说,件不会来了。美国士兵冲进货车,恣意焚毁了苏联件。杰克逊试图抑制住他的恼怒。他知道,俄国人在纳粹手下遭受的苦难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人都多。他们的军民死亡总数超过二千万人。他表示同情,但是,杰克逊揣摩不透俄国人自拆台脚,故意作对的做法。这是另一个口实吗?美国士兵当真焚毁了珍贵的苏联证据?杰克逊告诉鲁登科,他自然会调查苏联件的事情。但是同时,他说,他希望在10月17日星期,由他主持的为来访的苏联副外长安德雷-维辛斯基接风的宴会上,能够见到将军。杰克逊的热忱似乎平息了鲁登科的怒气。
杰克逊法官收到来自军方的一份关于一车苏联件下落的报告。一队美军确实焚毁了件。他们感到寒冷,而一车件纸就成了他们最凑手的取暖材料。杰克逊希望他为维辛斯基接风的宴会能够缓和同俄国人的关系。他指示沃内特斯上尉要把宴席准备得尽可能丰盛。同时,他不得不向罗曼-鲁登科做出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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