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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的另一头，另外一个律师汉斯-弗兰克思索着人生对自己的嘲弄。弗兰克年轻时，只有一个令他积极进取的**，那就是成为本行业一个受人尊敬的人物。但是，到了四十五岁，他却坐在一座监狱的牢房里，将拇指撞向一把园林工人用的小刀的边缘，希望它锋利得足以切开他的手腕。
他感到痛。在美国兵把他扔进这里的巴伐利亚米斯巴赫监狱之前，他被逼着在七十英尺长的两排美国兵间经过时，受到夹道鞭打。他在两排美国兵间摇晃着，在一顿冰雹般拳打脚踢下跌倒，他的双脚被人用力拖起，推向前方，他遭到更多的打击。折磨他的是第七军团第三十团的老兵，他们在数天前路过达豪集营。他们已经听说汉斯-弗兰克是“杀害克拉科夫犹太人的屠夫”，据说他曾是排成一排，像刚才那样打人的德国兵之一。
他的身体被摸得瘫倒在地，他的生命丧失了意义；在弗兰克看来，莉莉-高是给他带来这种命运的决定性动力。莉莉-高是一个富有的、备受尊敬的慕尼黑工业家的千金，她美丽、雅，长着一头黑色的头发，弗兰克自少年时代起就爱上了这个女孩。弗兰克的家境与她相去甚远。他的产阶级的父亲是一个懦弱、女性化的，带有多疑的伦理观念的律师。他的母亲出身于农民世家，当汉斯十几岁的时候，她抛弃了她的丈夫和三个孩，跟随另一个男人而去，这一丑闻很快就因另一丑闻而被人遗忘。
汉斯刚刚从慕尼黑大学获得他的法学学位，就到他父亲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他永远也忘不了有一天警察进来，以贪污的罪名逮捕了老弗兰克。不久，老弗兰克为此丢掉了律师资格，进了监狱。所有这一切刚好发生在汉斯向莉莉求爱之时。即便在灾难降临之前，莉莉的家庭就不赞成同奸诈的律师的儿的这门亲事。现在，他们的女儿要嫁给一个囚徒之的想法使他们震惊。这门亲事吹了，莉莉被迅速地安排与一个门当户对的工商业巨结了婚。汉斯转而娶了一个工人之女，在巴伐利亚议会做打字员的布丽吉-赫布斯特为妻。她比汉斯大五岁，虽然出身低微，但却老于世故。在他们的蜜月期间，布丽吉瞒着汉斯设法与她的情人双飞双栖。
婚后，弗兰克发誓要抹去他父亲不光彩的污点，他要赢得一个法学教授应有的认可和尊敬。在此期间，弗兰克有了一个孩，第二个孩就要出世，他不得不去谋生。1927年见月，他在纳粹党党刊《人民观察家报》上读到一则分类广告。有十几名纳粹冲锋队员冲进了柏林一家餐馆，在那里，一群犹太人正在吃饭，他们将这个餐馆捣毁了。警察闻讯后赶来抓走了这些冲锋队员。《人民观察家报》正在寻找一名律师，来替这些“可怜的、束手无策的纳粹党成员”辩护。尽管生活拮据，弗兰克还是决定铤而走险，赌上一把。他给纳粹党党报写信，声称要免费接下这个案。他的请缨立即就得到肯定的答复。于是，他坐上火车的三等车厢到达柏林，使这些流氓闹事者受到很轻的处罚便被释放。
审判过后，他拜访了位于希灵斯特雷斯的纳粹党办公室，希特勒亲自出来接见这名年轻的法律奇才。他对弗兰克说：“你必须来为党工作。”弗兰克提出异议：“但是，我打算从事学术研究。”希特勒对此置之不理。不久，弗兰克就学会把数百名反纳粹分指控为诋毁、诽谤、攻击、蓄意谋杀和破坏财产。在弗兰克二十八岁的时候，他成为纳粹的首席辩护律师。他为纳粹党所做的工作被登上报纸的头版头条，不久，其他的客户就蜂拥到他在慕尼黑的办公室，从此汉斯-弗兰克再也没坐过三等车厢旅行。
1930年，希特勒把弗兰克唤来，突然把一张德国国会候选人名单塞到他的手上。希特勒已将汉斯-弗兰克的名字置于纳粹党内定候选人上。弗兰克当选了，他在三十岁时成为德国国会最年轻的一员。1933年纳粹党上台执政，弗兰克继续飞黄腾达。到1939年，他当上了德国司法部长，他是德国法学院的创立者和院长，他是国家地位最高的法学家，一个无可争辩的体面人物，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他四十岁生日之前得到的。
但是，他永远忘不了莉莉-高。每当保姆准备送他的孩们去上学，每当他跳下他的别墅的台阶，每当他的私人司机为他打开他的奔驰高级轿车的车门时，他常常问道，莉莉现在对弗兰克作何感想呢？
战争一爆发，弗兰克就加入到他的巴伐利亚团，做了一名尉。打败波兰后的几个星期内，元首就亲自给弗兰克发出一封电报。弗兰克准备到希特勒在西里西亚的私人专用火车上，去讨论一项更适合于他的才能的任命问题。会面之后，弗兰克赶回来冲进他妻的化妆室。他喊道：“布丽吉，你要做波兰皇后了！”就像弗兰克解释的那样，第三帝国吞并了波兰西部非常大的一块领土，用来安置德国移民。苏联则占领了波兰东部的一块领土。弗兰克准备作为“总督”，在剩下的约百分之四十的波兰领土上行使最高“权力”，因为元首解释，弗兰克将不得不同党卫军头、帝国首脑海因里希-希姆莱分享权力。希姆莱的镇压机构需要设立集营，以使桀骜不驯的波兰人俯首帖耳。布丽吉想要知道，他们一家将在哪里安家，弗兰克告诉她，在克拉科夫的一座宫殿里。
弗兰克一看到瓦维尔城堡这座古代波兰历代国王的住所，举止就像一个孩得到一件巨大的玩具一样。他的敞篷旅行轿车穿过大门驶进一幢建于十世纪的庭院。弗兰克身穿自己亲自设计的制服――肥鼓的马裤和黑色的靴，跳上大门口的台阶，他的副官紧随其后。他走进觐见室，周围墙上装饰着绘有诺亚方舟的世纪挂毯。他决定把这里当作他的会客厅。弗兰克发现附近有一间比觐见室略小些的房间，它的二十英尺高的墙面被压有图案的红色皮革所覆盖。这里将是他的私人办公室。他来到另一边的皇室卧室，床放在一个带大理石台阶的平台上。床的上方是一个由四个大理石柱支撑的饰金锦缎华盖。弗兰克突然发现，在卧室外面有一个宝石形状的小教堂。这会讨布丽吉的欢喜，因为她从未放弃天主教信仰，而弗兰克为了在无神论的纳粹主义事业进一步升迁，早已放弃了宗教信仰。
当汉斯-弗兰克开始统治波兰残存的这块领土时，唯一不舒服的事就是那个善于发出恫吓的希姆莱的到来。弗兰克深知希姆莱最优先考虑的事情，并急于讨好。因此，他作为总督的第一个官方行动就是命令所有的波兰犹太人到德国劳工办公室报到，接受分配。
弗兰克对纳粹的犹太人政策感到很棘手。作为一个能够将海涅的诗牢记于心的睿智、有教养的人，弗兰克不相信纳粹党**裸的反犹鼓噪。但更为糟糕的是，弗兰克有一个隐藏的秘密，至今仍向纳粹党负责鉴别种族纯洁性的官员隐瞒着。尽管他是以天主教徒的身分长大的，但是他却有部分犹太人血统。据信，弗兰克的姓氏最早叫弗兰克福特。弗兰克以热忱干劲给予过度的补偿。他在瓦维尔城堡一周年之际，邀请他的部下及家人到觐见空欢娱。他们在古老的挂毯分支起许多长桌，上面难满了波兰火腿、奶酪，以及一瓶瓶的伏特加酒。弗兰克坐在房间的央，回顾着一年来的进展和取得的大部分成绩，他说，因为有这么多的“卑鄙的人和犹太人被消灭掉了”。他继续说道：“我非常坦率地告诉你们，不论用什么方法，都要把他们解决掉。”弗兰克讲话的同时，一个戴眼镜的年轻军官起劲地记着。弗兰克命令，无论在公共场合，还是在他的办公室里，他说的一切都要记录下来留给后代。他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定额，弗兰克得意地说，他已经驱使一百三十万波兰人到德国劳役。而且，那还不够。他继续说道：“就目前允许的食物配给量水平，估计将会有约一百二十万犹太人死于饥饿。我们必须消灭犹太人。我们不能用毒药杀死他们，但是，不论采取什么办法，我们都要达到根除犹太人的目的。”
后来，党卫军少将斯特雷钦巴克走上来，为他最近收到的总督的表扬信致谢。弗兰克在信写道：“党卫军少将，你和你的战友的所为肯定不会被忘记，你不必为此感到羞耻。”斯特雷钦巴克所做的是将三千五百名著名的波兰人上收押起来，并且杀害了他们。
克拉科夫本该成为弗兰克一家的亚瑟王宫殿。开始，布丽吉-弗兰克作为女主人，沉迷于她丈夫举办的浮华的社交生活，川流不息的纳粹显贵纷至沓来。她饶有兴趣地参观城市的犹太人地区，直到华沙的犹太人聚居区。她喜欢犹太人手工缝制的女外套的手工技艺，以及处于绝境的犹太人以近乎白送的价格卖掉的皮货、黄金和地毯。弗兰克夫人虽然贪婪，却并非麻木不仁。送往德国的报告声称，在她丈夫的治理下，波兰人的命运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然而她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景象：每一个儿童都面黄肌瘦，犹太人聚居区的街道上到处横陈着犹太人的尸体。在波兰，时常显现在她眼前的毫无掩饰的敌意开始使她消沉。因此，她返回她在巴伐利亚施利尔塞的乡村别墅，并用船运走她在波兰获得的不义之财。
汉斯-弗兰克变得孤独。他派人接来他十三岁的儿诺曼，让他睡在波兰皇后贾德维加曾经睡过的床上。诺曼在一所专为纳粹官员的女开设的学校里念书。1941年5月的一天，当他和同学们踢足球时，他们听到学校围墙外面有人唱波兰国歌。孩们停下来聆听，歌声被步枪开火的声音止住。那是什么？诺曼问老师。老师说：“懊，那个，他们在枪击波兰人。”放学后，诺曼走进他父亲的办公室，询问为什么要枪杀波兰人。弗兰克迎接他儿时的笑容消失了，他说：“这是战争，永远也不要再问这种愚蠢的问题了。”
后来，诺曼的一个同学画了一幅画，画是一座工厂，犹太人从上面的输送槽进去，一块块肥皂从下面出来。老师觉得这幅画很有趣，就把它给全班同学传阅。那天晚上，当他的父亲来到冰冷、潮湿的贾德维加皇后的卧室向他道晚安的时候，诺曼想要问图画的事，但又决定不问了。
不论他的生活外表怎样奢华，汉斯-弗兰克还是近乎神经崩溃。在希姆莱最近的一次造访，帝国首脑与弗兰克直接对抗，他拿出弗兰克政府大规模贪污的证据，包括由他妻经手策划的一起皮货走私计划。希姆莱告诉弗兰克，他愿意停止调查，但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弗兰克向党卫军移交波兰的所有治安职权。弗兰克知道这意味着失去盘剥波兰人的自由，加速根除犹太人的进程。他写信给国防军首脑、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要求返回军任职。喜欢拍马屁的凯特尔立即将这封信拿给希特勒看，希特勒看过后说：“这不可能。”弗兰克于是接受了希姆莱的条件，把犹太人大批送往集营的速度加快了。
那时，当一切似乎是最空虚不过的时候，他收到一封信，信是装在一个淡蓝色信封里，信那熟悉的笔迹震撼了弗兰克。这是莉莉，他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看到她了。信是以“我最亲爱的汉斯”开始的，信，莉莉情弗兰克这位在帝国权力显赫的人物，帮助一个心碎的母亲。她的儿在俄国前线阵亡，她求他找寻线索。弗兰克立即令他的手下着手处理这件事。弗兰克飞往德国，亲自前往莉莉在巴伐利亚的乡间居所，告诉莉莉他的调查发现。他们仍然藕断丝连，弗兰克惊异地发现，莉莉的丈夫竟能容忍。莉莉在慕尼黑找了一间套房作为他们的爱巢，弗兰克几乎每个月都从克拉科夫飞来陪伴莉莉。
他觉得他已获得新生。在波兰他可以与魔鬼签署条约，以维护他的地位，并使希姆莱陷入困境。但是，这些行动只影响到落后的波兰人和可怜的犹太人。在德国，他可以重新成为第一流的法学家，就像他开始扮演的角色一样。莉莉让弗兰克意气风发。他准备向布丽吉提出离婚，并娶莉莉为妻。他要改变他的生活。
1942年6月，弗兰克回到德国，在德国法学院演讲。他的演讲是希特勒上台以来再也没有听到过的那种演讲，一种元首核心集团内部其他成员绝对不敢作的演讲。弗兰克说，德国必须恢复法律的秩序。明国家不允许盖世太保和党卫军专横地拘捕和没有应有程序地监禁。弗兰克告诫道：“法律要么存在，要么丧失，没有司法制度的地方，国家就会沦为黑暗、恐怖的深渊。”他作了三个相同的讲演，其一个是在他的母校慕尼黑大学，给狂热欢呼的法律系学生作的。
弗兰克被召到元首面前，他做了最坏的打算。希特勒告诉他，他可以原谅一次偶然的判断失误，他倾向于把弗兰克的稀奇古怪．的行为视为此类失误，但是，从这以后，弗兰克只能把他的讲话限制在波兰问题和党的路线上。至于他同他妻离婚的问题，则根本不可能。
汉斯-弗兰克返回波兰后，尽心尽力地将召募的工人移交给劳工头弗里兹-绍克尔，将犹太人移交给希姆莱。他知道，后者当的大多数人被送到离克拉科夫约三十英里的一个叫奥斯维辛的集营里去了。他重新煽动仇恨。就在他作的关于将法律还给德国的讲演的一个月后，他给一群波兰通敌者打气，告诉他们：“犹太人？是的，我们周围还有一些，但是不久，我们就会清除他们。”
1943年1月，弗兰克把他最亲密的同事召集到他的私人办公室。他说：“现在我们大家聚在这里有义务共患难，我们上了罗斯福先生的战犯名单。”接着，他趾高气扬地说：“我很荣幸地列为第一名。”他一边说，戴眼镜的助手一边只字不漏地记下每一个字，以便用打字机为总督打印日记，就像他在过去的三年做过的那样。
在瓦维尔城堡周围的狂欢继续着。纳粹要人――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纳粹党首席理论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连同一群电影明星、音乐家和剧院歌手――他们纷至沓来，频频光顾弗兰克举办的化装宴会，并乘坐弗兰克的私人专用火车周游波兰。但是，每当弗兰克单独一人时，内心的苦闷就极度折磨着他。他会待在他的卧室里，与钢琴为伴，弹奏萧邦和贝多芬的曲。他还开始写一本名为《哥伦布的船舱伙计》的。这些消遣有助于汉斯-弗兰克忘掉他自己现在是什么人。
1945年初，红军挺进波兰，弗兰克逃离克拉科夫。他逃跑时带走了许多艺术珍宝，其有他从波兰的一个博物馆偷走的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杰作《抱貂女郎》。他还随身携带着他的日记，他的日记已装订成四十二册，封面为红灰色，总共一万一千三百十七页。
他返回他在施利尔塞的家，建立起波兰总督的一个“驻德办公室”。他哄骗不了任何人，他自己当然更不相信这一套，他只是等待着战争结束。当美国人在5月份发现他时，他没有做任何抵抗，因为他确信他手有王牌。他把美军第七军团的军官带到一个地下室，告诉他们似准备交出二十二件无价的艺术品，包括达-芬奇的那幅画，他声称他保护这些作品，为的是不使俄国强盗掠去。他还把他自己的日记交给了美国人。写在日记所有的事都能救活他，如他改善波兰人的生活，他同希姆莱进行斗争，他在德国发表的关于法律的勇敢的讲话，他辞去总督工作的尝试。当然，美国人会从发现他虚张声势地煽动反犹的行为。这只不过是所有纳粹官员都被要求说的假话，为的是保住自己的饭碗。
弗兰克非但没有从美**官那里得到感激，反而遭到美国士兵的一顿拳打脚踢和雨点般的唾骂。他们将弗兰克扔在一辆卡车的后面，押往米斯巴赫监狱。当卡车颠簸在满是弹坑的路上时，弗兰克拿出一把军用小刀扎向自己的喉咙，一个警觉的美国兵将小刀从他的手扳开。伤口很浅，一个军医将绷带缠在弗兰克的脖上，卡车继续朝前开去。
现在，弗兰克坐在米斯巴赫监狱的单人牢房里，他面色苍白，软弱无力，嘴唇肿胀，头发稀疏，悲伤的眼睛眼圈发黑，右手摄着把园艺刀。当他抽出刀，横在他的左手腕上时，一个美国兵冲进牢房，把他推倒在地上，挫败了他的第二次自杀企图。汉斯-弗兰克保住了性命，最终被押往纽伦堡，在那里，他将因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而受到起诉。
6
罗伯特-杰克逊在人员组成上遇到麻烦。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让他把聘用律师作为一件政治大事。一个来自纽约的犹太人代表团试图告诉杰克逊哪一个证人应当传唤，哪一个犹太人律师应该聘用。杰克逊指出，他们这么做有使审判成为一场“犹太人的审判”的危险。他们必须摈弃激进的步骤。他们起诉这些纳粹分，不是因为他们杀害了犹太人，而是因为他们杀了人。审判不能被仅仅视为一场复仇。
在这点上，杰克逊手掌握的东西实在少得可怜：他只有一份页纸的总体计划，一个秘书，他的儿和一个作为助手的朋友，以及默里-伯奈斯特别行动小组的一个非正式的执行官员。伯奈斯吸引了杰克逊的注意，但杰克逊对陆军部的其他人感到失望。陆军部的工作人员迄今只搜集到零散的、粗略的暴行记录，很难形成针对任何一起成功的起诉所需的有血有肉的证据。
当时的参议员阿尔本-巴克利向杰克逊透露了埋金的所在。巴克利告诫道，问题的关键是需要一个有威严的人物，一个握有权力的强人，可是想把他召来却很不容易。杰克逊想要碰碰运气。他按铃叫来艾尔丝，让她打电话到位于皇后大街的战略情报局（注：央情报局CIAJ的前身），安排一次他与怀尔德-比尔-多诺万将军的午餐会。
他们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是纽约州北部地区出身低微，干得不错的年轻人；同是热于法律的司法部同事；同是有影响力的政党成员，杰克逊是民主党人，多诺万则是共和党人。
杰克逊来见多诺万时犹如一个想找一片面包填饥的饿汉，交谈了一刻钟之后，他觉得多诺万简直就是摆在他面前的一桌丰盛的筵宴。在此之前，杰克逊对多话万和他所创立的机构，秘而不喜的美国战略情报局所知甚少。外表矮胖、谦恭的多诺万将军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得到表彰最重的美**官。在两次大战之间，他在纽约的一间高级律师事务所工作并发迹。在这场战争，他同联邦调查局和军队的反对者及官僚对手进行斗争，从无到有，把战略情报局建成美国头号情报机构。
多诺万解释道，美国战略情报局的行动小组遍布欧洲。1942年以来，他的人一直在跟踪潜在的战犯，并且已经积累了大量内容充实的材料。此外，在他的队伍有想象得出的专家：科学家、语言学家、建筑师；如果需要，这些建筑师甚至可以为杰克逊修建一所法庭。最重要的是，他吸引了一些美国最杰出的年轻律师到战略情报局。根据太平洋战争的需要，他可以让这些人的许多人为杰克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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