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吴起（2 / 2）

吴起为魏守西河是很有名的事，这是可信以为事实的。他守西河的期间似乎很长。据本传：“文侯以吴起善用兵，廉平，尽能得士心，乃以为西河守，以拒秦、韩。”足见他在文侯时代已镇守西河。他的被任用是出于翟璜的推荐，翟曾以此夸功，曰“西河之守臣所举也”（见《魏世家》），也是文侯时代的事。但本传又说：“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封吴起为西河守，甚有声名。”这又象是从武侯时起才守西河的。《史记》行文本多疏忽，象这样前后矛盾的地方实在不少。大约武侯是加封了他的。总之我们认为起治西河颇久，不会有什么问题。

西河在黄河之西，与秦接壤，在当时的魏可以说是走廊地带。地小敌强，实在是不容易守的。吴起守着它，很得民心，使秦人不敢觊觎，这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事。当时嫉妒吴起的人一定很多。所谓“国小，又与强秦壤界，……恐起之无留心”，可以作两种解释：一种是怕他独立，一种是怕他降秦，或降附别国。这的确是处在容易受谗的境地。但谗害吴起而收到成功的是王错，却不是公叔痤。这人在《吕氏春秋》中凡两见。其一为：

吴起治西河之外，王错谮之于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吴起至于岸门，止车而望西河，泣数行而下。其仆谓吴起曰：“窃观公之意，视释天下如释躧。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吴起抿泣而应之曰：“子不识。君知我，而使我毕能西河，可以王。今君听谗人之议而不知我，西河之为秦取不久矣，魏从此削矣！”吴起果去魏入楚。有间，西河毕入秦，秦日益大。此吴起之所先见而泣也。（《仲冬纪·长见》）

王错是怎么谮法被省略了，看到“吴起果去魏”一句，可知也不外乎是说他“无留心”。其次是：

吴起谓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商文曰：“何谓也？”吴起曰：“治四境之内，成训教，变习俗，使君臣有义，父子有序，子与我孰贤？”商文曰：“吾不若子。”曰：“今日置质为臣其主安（爰）重，今日释玺辞官其主安（爰）轻，子与我孰贤？”商文曰：“吾不若子。”曰：“士马成列，马与人敌，人在马前，援桴一鼓，使三军之士乐死若生，子与我孰贤？”商文曰：“吾不若子。”吴起曰：“三者子言不吾若也，位则在吾上，命也夫事君！”商文曰：“善。子问我，我亦问子。世变主少，群臣相疑，黔首不定，属之子乎？属之我乎？”吴起默然不对。少选，曰：“与子。”商文曰：“是吾所以加于子之上已。”吴起见其所以长而不见其所以短，知其所以贤而不知其所以不肖，故胜于西河而困于王错。（《审分览·执一》）

这段故事在本传上也有，唯商文作田文，内容略有异同，不嫌累赘，亦照录之：

巍置相，相田文。吴起不悦。谓田文曰：“请与子论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向，韩、赵宾从，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之于子乎？属之于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属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吴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为相。

这故事其实又是一篇小说，而且套的是翟璜和李克论相的公式。田文是孟尝君，后于魏武侯，不用说是司马迁记错了。造这个故事的大约是同情吴起的人，以为他有功应该相魏，或因他有才，希望他相魏，故造出了这种命运说，替吴起表了一番功，而且还写他虚怀若谷，有自知之明。我想，以吴起那样眷眷于西河，且“释天下如释躧”的人，他是不会这样浅薄地怨望于没有做到相位。不过他没有相魏，实在也是一件可惜的事，或者王错的谮他，也就利用了这种人们的心理，认为吴起是在怨望。

王错为什么要谮他？我看这是因为他在武侯面前受过一次吴起的指摘。《战国策·魏策》又有下列一事：

魏武侯与诸大夫浮于西河，称曰：“河山之险不亦信固哉？”王错侍王曰：“此晋国之所以强也。若善修之，则霸王之业具矣。”吴起对曰：“吾君之言，危国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重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说乎？”吴起对曰：“河山之险，信不足保也。是伯王之业，不从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阴，而右天溪之阳，庐睪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险也，然为政不善，而汤伐之。殷纣之国，左孟门而右漳釜，前带河，后被山，有此险也，然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三〕君亲从臣而胜降城，城非不高也，人民非不众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恶故也。从是观之，地形险阻奚足以伯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闻圣人之言也。西河之政，专委之子矣。”

这个故事也见于本传，内容大略相同，只明揭出了“在德不在险”一句，但疏忽地却把王错一名略去了。王错，《魏策》本作王锺，旧注“一作错”，证以《吕氏》，以作错者为是。此人是一个坏蛋，《魏世家》里面也有他出现，“魏罃（惠王）得王错，挟上党，固半国也”，而古本《竹书纪年》言“惠王二年魏大夫王错出奔韩”（据《史记集解》引徐广）。王错在武侯时谮走了吴起，待武侯死，子罃与公仲缓争立，王错帮忙魏罃闹内乱，韩、赵来伐，罃师大败，被虏。赵主张杀罃，立公仲缓，割地而退。韩则主张两立之，中分其国。两国不和，韩师夜去，魏因得解。二年魏败韩、赵。魏既败韩、赵，而王错乃奔韩，大约此人乃是韩国的间谍。

又《淮南·氾论训》：“魏两用楼翟、吴起而亡西河。”案此乃袭用《韩非子·难一篇》“魏两用楼、翟而亡西河，楚两用昭、景而亡鄢郢”而致误。《韩子》之“楼、翟”，乃指楼鼻与翟强二人，事详《战国策·魏策三》。其时在秦乃武王时樗里子当政，于魏则为襄王，后于吴起之死七十余年。淮南门下盖误以“楼、翟”为一人，因有“亡西河”之语而加上吴起，实属画蛇添足。

七

吴起去魏人楚，不知究在何年。其在楚为令尹仅及“期年”，其前则曾为苑守一年，《说苑·指武篇》载其事。

吴起为苑守，行县，适息。问屈宜臼（《淮南》作屈宜若，案即屈宜咎，臼咎音近，若乃字之误也）曰：“王不知起不肖，以为苑守，先生将何以教之？”屈公不对。居一年，王以为令尹，行县，适息。问屈宜臼曰：“起问先生，先生不教，今王不知起不肖，以为令尹，先生试观起为之也。”屈公曰：“子将奈何？”吴起曰：“将尊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厉甲兵以时争于天下。”

《淮南·道应训》亦载此事，然略去了为苑守的一节。为苑守一年，为令尹一年，则吴起在楚至少当得有三年，而吴起之入楚则当在楚悼王十八年，魏武侯之十三年。治楚的三大政策，《淮南》作“将衰楚国之爵而平其制禄，损其有余而绥其不足，砥砺甲兵时争利于天下”，文字虽小异而实质全同。尊爵以质言，衰爵以量言，衰者减也，尊其质则减其量矣。故《淮南·泰族训》又言：“吴起为楚张减爵之令而功臣畔。”或说尊为撙省，亦可通。

关于他如何推行这些政策，可惜我们无从知道他的详细，但从一些遗闻逸事中也可以略略探索得一些眉目，兹就各书所见者，就我所能采集的范围内，一一胪列于后。

一、《史记》本传：“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此有误，当据《说苑》。）明法审令，损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从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故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

二、《吕氏·贵卒篇》：“吴起谓荆王曰：‘荆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余，臣不得而为也。’于是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皆甚苦之。荆王死，贵人皆来。尸在堂上，贵人相与射吴起。吴起号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拔矢而走，伏尸，插矢，而疲言曰：‘群臣乱王，吴起死矣。’且荆国之法，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吴起之智，可谓捷矣。”

三、《韩非·和氏篇》：“吴起教楚悼王以楚国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喻老篇》“楚邦之法，禄臣再世而收地”，如父世不算，只计子孙，则为再世），灭绝（裁减）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练选之士。’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吴起枝解于楚。”

四、《战国策·秦策》载范雎与蔡泽论吴起：“吴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顾毁誉，必有伯主强国，不辞祸凶。”（范雎语）“吴起为楚悼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南收扬、越，北并陈、蔡，破横散从，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蔡泽语）（此项亦见《史记·蔡泽列传》，辞意大略相同。）

五、《吕氏·义赏篇》：“郢人之以两版垣也，吴起变之而见恶。”注：“楚人以两版筑垣，吴起……教之用四，楚俗习久，见怨也。”

吴起在楚的一段生活，怕是他平生最得意的时候。得到楚国那样可以有为的大国，又得到悼王那样信任专一的君主，看他的确是雷厉风行地放手在做，那际遇和作风很和商鞅日后在秦孝公下边所干的相同，但有不同的是吴起更要爱民一点。看他教人以四版筑墙，可见在怎样小的节目上他都在注意改善民生。为苑守，为令尹，两次都向保守派的屈宜臼请教，也无疑地是表现着大政治家的风度。

我说屈宜臼是保守派，这可不是信口开河。你看他对吴起大拿份，一次不开腔，二次不开腔，等到一开金口说出的第一句话却是：“吾闻昔善治国家者不变故，不易常。今子将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不足，是变其故而易其常也。”完全是一位老顽固，他并不说别人的政策如何要不得，或行了会有怎样的患害，而只是说反乎古，异乎常，如此而已。第二句话呢，又是反对用兵。“且吾闻：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今子阴谋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弃，逆之至也。淫泆之事也，行者不利。”看这光景，这位屈公不是墨家便是一位道家，他要反对儒家的吴起，自也是理所当然的。最可恶的是他抹杀别人的劳绩，把别人比较有光辉的历史说得一钱不值。他说：“且子用鲁兵，不宜得志于齐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于秦而得志焉。”这不正是吴起的过人之处吗？然而一转却是：“吾闻之曰，‘非祸人不能成祸’，吾固怪吾王之数逆天道，至今无祸，嘻，且待夫子也。”象这样毁灭别人的荣誉，当面骂人为“祸人”，足见屈公是怎样一位顽固党；而吴起仍不动声色，与之委蛇到底，又足见吴起是怎样一位有修养的贤士了。而且从屈公的话中还可以见到楚悼王是怎样一位振作有为的明主：屈公说他“数逆天道”，足证他平常就极重改革，他能重用吴起而信任吴起，是有由来的。但可惜悼王是早死了一点。假使让吴起在楚国多做得几年，使他的政治得以固定下去，就和商鞅日后在秦的一样，行了法二十二年，虽然死了，法也没有变动，那么战国时代的中国，恐不必等到秦国来统一了。在这儿也实在可以说是有幸有不幸。因此，吴起在秦以前颇受人同情，如《韩非·问田篇》云：“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又《难言篇》云：“吴起抆泣于岸门，痛西河之为秦，卒枝解于楚。”悼惜之情可见。

悼王既死，吴起遭难，虽然接着被夷灭的反动宗族“有七十余家”，但那仅是为的射了王尸，而不是因为他们政治的反动，杀了吴起。所以吴起之法结果是被楚国废了，我们所知道的，就只能靠上举各书中所摘述的一点点史影而已。但在这儿，吴起实充分地表示出了一位革命政治家的姿态。他的政治主张，很明显的是：

一、抑制贵族的权势，充裕民生；

二、节省骈枝的浪费，加强国防；

三、采取移民的政策，疏散贵族；

四、屏除纵横的说客，统一舆论；

五、严厉法令的执行，集权中央。

这些倾向差不多也就是后来商鞅所行于秦的办法，商鞅也是卫人，说不定他们还有点师弟关系吧？但至少商鞅是受了吴起的精神上的影响，我看，是毫无问题的。

关于吴起之死，如上所述，或称射杀，或称枝解，然亦有称为车裂者。如《淮南·缪称训》、《氾论训》及《韩诗外传》卷一均言：“吴起刻削而车裂。”《墨子·亲士篇》亦云：“吴起之裂，其事也。”这在表面上虽觉得有些歧异，但也可以说得通。便是那些反动贵族先把吴起射杀了之后，遗忿未尽，更从而枝解之，而枝解时则是用的车裂法。那些反动家伙的兽性，可以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八

吴起的失败，在旧时是认为遭了贵戚的积怨，就是反动的守旧势力阻挠了革命势力，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在这之外，还蕴藏着一段当时的思想界的斗争，却被人忽略了。

吴起尽管是兵家、政治家，但他本质是儒。不仅因为他曾经师事过子夏与曾申，所以他是儒，就是他在兵法上的主张、政治上的施设，也无往而不是儒。据我看来，要他才算得是一位真正的儒家的代表，他是把孔子的“足食足兵”，“世而后仁”，“教民即戎”，反对世卿的主张，切实地做到了的。象他对于魏武侯所说的“在德不在险”的儆言，不全是儒家口吻吗？此外也还有一段话见《荀子·尧问篇》：

魏武侯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吴起进曰：“亦尝有以楚庄王之语，闻于左右者乎？”武侯曰：“楚庄王之语何如？”吴起对曰：“楚王谋事而当，群臣莫逮，退朝而有忧色。申公巫臣进问曰：王朝而有忧色何也？庄王曰：不榖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是以忧也。其在中蘬（仲虺）之言也，曰：诸侯自为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为谋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群臣莫吾逮，吾国几于亡乎？是以忧也。楚庄以忧而君以喜。”武侯逡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过也。”

这同一故事亦见《新序·杂事一》及《吕氏春秋·恃君览·骄恣篇》，但《吕览》作为李悝。荀子在前，应该更要可靠些的。看这论调，不也纯全是儒家的风度吗？象这种君须“恭己正南面”的儒家主张，和道家的“无为”，法家的尚术固是两样，而和墨家的“尚同”也根本不同。在吴起得志的时候，一些思想立场不同的当时的学者是取着怎样的态度呢？前面所引屈宜臼的一段故事，已可以窥见一斑。此外还有一件更重要的故事：

墨者钜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吕氏春秋·上德》）

这一段故事，本来还有下文，孟胜遣人把“钜子”的衣钵传给宋国的田襄子之后，他和他的弟子百八十五人都为阳城君殉了难。钜子在墨家是教主的地位，大约这时候墨翟、禽滑釐均已过世，孟胜大概就是第三世教主吧。孟胜在做阳城君的老师，他的弟子们在做臣下，而阳城君却是反对吴起的一位头目。他把后方托给孟胜，而自己去参加或领导叛变，我们能够说孟胜是没有通谋的吗？这儿真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大关键，余别有《墨子的思想》一文论及之，在此不再赘述。我们从这样的观点上看来，吴起不竟直可以说是一位殉道者吗！

九

最后关于吴起传《春秋》一事在这儿也很值得讨论。这项说法较晚，仅见刘向《别录》：“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张苍。”（见王应麟《考证》引）本来《春秋左氏传》是刘歆割裂古史搀杂己见而伪托的，这个传授系统自然是大有问题。不过制作这个传统的人突然牵涉到吴起上来，却是值得注意的事。而且左丘明的问题也值得联带着解决。

因左氏的伪托，连左丘明的存在也都成了问题。有好些学者连这个人名都认为是假造的。《论语》上的“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据说这也是刘歆的窜入。这怀疑，在我看来，未免有点过火。

照《论语》的文气上看来，左丘明这个人不应该是后辈，而应该在孔子之前。假如那两句是刘歆窜入的，那应该说“丘耻之，左丘明亦耻之”也才顺当而合理。然而原文并不是这样，这已可证明窜入说实在有些勉强。而司马迁的《史记自序》言“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同语又见其《报任少卿书》；书中更说到：“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这些假如也都说是窜入，那么假托者何苦一定要把左氏弄成瞎子呢？根据这，可知左丘明者即左丘盲，这个人不会是假的。

这位左丘盲究竟是什么人呢？据我看来应该就是楚国的左史倚相。《左氏》昭公十二年：“王（楚灵王）出复语，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右尹子革）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杜注：“倚相楚史名。”《国语·楚语》也有倚相与申公辩论的一节，而自称其名为倚相。但这以倚相为名号我觉得很有意思。相者扶工也，古者盲瞽必有相。那么这左史倚相岂不就是左丘盲吗？看来此公是以官为氏而省称曰左，如申屠本为司徒，而省称申（亦有因地而得之申，与此有别），关龙本为豢龙，而省为关，漆雕当亦职名，而省为漆为周之类。丘为其名。因失明而称之曰盲，曲饰之则曰明。己则自号为倚相，或竟以之更易其旧名，如兀者叔山无趾（《庄子·德充符》）之类。这样解释是没有什么牵强的。更以年代来说，鲁昭公十二年，时孔子二十二岁，则左史在年龄上正为孔子的先辈，故孔子称述之。

再者，左史之所以成盲，当系因触犯忌讳而被矐，这由司马迁文可以证知。“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文王、孔子、屈原、孙膑、不韦、韩非，均由触犯忌讳而遭人祸，故左丘之失明亦必不是天灾。世有以“子夏丧子失明”说之者，于事殊为不类。

知左史即左丘明，本为楚史，则《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所谓“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确是后人所窜入的了。

左史既“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读者说也，自当能纂述《国语》。但所谓“《国语》”不必为左史一人所作，其所作者或仅限于《楚语》，所谓“《祷杌》”之一部分。其书必早已传入于北方，故孔子称之。吴起去魏奔楚而任要职，必已早通其国史；既为儒者而普仕于鲁，当亦曾读鲁之“《春秋》”；为卫人而久仕于魏，则晋之“《乘》”亦当为所娴习；然则所谓“《左氏春秋》”或“《左氏国语》”者，可能是吴起就各国史乘加以纂集而成。（参取姚姬传、章太炎说。）吴起乃卫左氏人，以其乡邑为名，故其书冠以“左氏”。后人因有“左氏”，故以左丘明当之，而传授系统中又不能忘情于吴起，怕就是因为这样的原故吧。

《说苑·建本篇》有“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事：

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吴子对曰：“言国君心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见正？多闻而择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听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见，庶人有谒必达，公族请问必语，四方至者勿距，可谓不壅蔽矣。分禄必及，用刑必中，居心必仁。思民之利，除民之害，可谓不失民众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选，大夫不兼官，执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谓不（擅）权势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

吴起同时是一位史家，由这也可以证明。学者对于这项资料，每每怀疑，但这儿所说的话，并没有什么因袭的痕迹，而和吴起后来在楚国所施行的政见也很一致，我敢于相信刘向是一定有所本的。吴起既是儒家，要谈谈《春秋》，也并不是怎样不合理。

更进，我还疑心吴起在魏文侯时曾经做过魏国的史官，魏文侯时有一位史起，大约就是吴起。且看《吕氏春秋·乐成篇》上的这段故事吧：

魏襄王与群臣饮酒，酣，王为群臣祝，令群臣皆得志。史起兴而对曰：“群臣或贤或不肖，贤者得志则可，不肖者得志则不可。”王曰：“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史起对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门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与不忠，不可效也。”魏王无以应之。明日召史起而问焉。曰：“漳水犹可以灌邺田乎？”史起对曰：“可。”王曰：“子何不为寡人为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为也。”王曰：“子诚能为寡人为之，寡人尽听子矣。”史起敬诺。言之于王曰：“臣为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虽死藉，愿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诺。使之为邺令。史起因往为之，邺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与歌之曰：“邺有圣令，时为史公。决漳水，灌邺旁，终古斥卤，生之稻粱。”

这虽作魏襄王，但《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正义》却明明引“《吕氏春秋》称魏文侯时吴起为邺令，引漳水以灌民田，民歌之曰”云云，则孔颖达所见本正作文侯。《汉书·沟洫志》亦载此事，然分析为两个时期，以西门豹属魏文侯时，以史起属襄王时。西门豹固文侯时名臣，而如《史记·河渠书》、《水经·浊漳水注》均以引漳灌邺为豹事，《后汉·安帝纪》元初二年亦有“修西门豹所分漳水为支渠”之语，则引水灌田确亦文侯时事，史起不得属于襄王。史起引渠，何乃归功于西门豹？案此“使他人遂为之”之他人盖即西门豹。故开之者史起，而成之者为西门。是则《沟洫志》实误，而后人复据《沟洫志》以改《吕览》，因有此纠葛。后人亦有为折衷之说者，如左太冲《魏都赋》云“西门溉其前，史起灌其后”，这可是不必要的聪明。

看这故事中的史起，其作风和态度实和吴起极相似，而同属文侯时，同名起，则孔颖达要认为即是吴起，确是甚有见地。阮元《校勘记》非之，谓“高诱注《吕氏春秋·乐成篇》云西门豹文侯用为邺令，史起亚之，吴乃字之误”，是未达孔氏意，乃以不误为误了。

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