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吴起（1 / 2）

一

吴起在中国历史上是永不会磨灭的人物，秦以前作为兵学家是与孙武并称，作为政治家是与商鞅并称的。然而在班固的《古今人表》上，把商鞅列为中上等，孙武列为中中等，吴起列为中下等，这不知道是以什么为标准。其实在这三个人物里面，吴起的品格应该要算最高，列为上下等的所谓“智人”，应该是不会过分的。

二

关于吴起的身世，司马迁曾为之列传，虽然不甚详细，但也可以说是娱情聊胜无的。据列传，我们知道：吴起是卫人，尝学于曾子；曾仕鲁，仕魏，后入于楚而死于楚悼王二十一年。吴起的死年是确定的，因此他的年龄我们也约略可以推定。

楚悼王二十一年即周安王二十一年（约当公元前三八一年），上距孔子之卒（前四七九）九十八年。孔子卒时年七十三岁，传言起尝学于曾子，《吕氏春秋·当染篇》亦云然，曾子少孔子四十六岁，则孔子死时，曾子年二十七。又《儒林列传》言其“受业于子夏”，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卒时，子夏年二十九。

子夏年甚寿，“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史记·年表》于魏文侯十八年书“受经子夏”，于时子夏盖八十岁。（依《年表》当已一百岁，此别有所据，说明详下。）吴起在魏适当魏文、武二侯两代，故起得师事子夏是无甚问题的。问题是他师事曾子的年代。要解决这个问题，当先解决吴起何时去鲁。在这儿《韩非·说林上》有一段故事可以作为线索。

鲁季孙新弑其君，吴起仕焉。或谓起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而衄，已衄而灰，已灰而土。及其土也，无可为者矣。今季孙乃始血，其毋乃未可知也。”吴起因去，之晋。

此言季孙弑君，未言所弑者何君。哀公曾攻季氏，反为三桓所攻而出奔，被国人迎归而卒于有山氏。死非被弑。且哀公之死下距楚悼王之死八十九年，吴起如得及哀公，则其死时当在一百岁以上，殊觉不合。

鲁哀公之后为悼公，三十七年卒，下距楚悼王之卒五十二年。悼公之后为元公，二十一年卒，下距楚悼王之卒三十一年。元公之后为穆公，三十三年卒，卒年已在悼王之后。故被弑之鲁君如非元公，必为悼公。二公虽无被弑的明文，然据《韩非子·难三》，批评鲁穆公时事，有“鲁之公室，三世劫于季氏”之语，足证穆公之前哀悼元三世均曾为季氏所劫，则悼公与元公均曾被弑，都是可能的。

吴起在鲁既然从政，且曾为鲁将，则其去鲁之年至少当得有二十五岁。今假定被弑者为悼公，则吴起死时将近八十或过之；如为元公，则仅五十余岁，至多亦无过六十，揆诸情理及其它关于吴起逸事（如公叔尚主之谋），自以后说为合理。

是则吴起去鲁在鲁元公二十一年，当魏文侯三十九年，周威烈王十八年。（此据《竹书》文侯在位五十年而定。）“曾子年七十而卒”（《阙里文献考》），当卒于鲁悼、元二公之际，吴起在鲁之年曾子应已早卒，吴子不得及其门。唯王应麟《考证》引刘向《别录》叙《左氏春秋》之源流，言“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则吴起所师者，乃曾申而非曾参。《左氏》传授之说虽不足信，曾吴师承关系则较可信，至少可作为东汉人对于“曾子”之一种解释。盖曾参固称曾子，其子曾申亦可称曾子也。

据《史记·年表》，楚悼王二十一年当魏武侯六年，然而在《魏世家》中却有“武侯九年使吴起伐齐至灵丘”之记载。这儿也不免是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那是司马迁自己弄错了。

司马迁在三晋范围内的纪年所弄出的错误最大，也最多，幸好有司马贞的《索隐》替我们保存了些散佚了的资料，我们得据以校正。今就与本文有关者汇列如次：

据此可知《史记》与《竹书纪年》、《世本》及其它古籍颇多龃龉，主要的是把魏武侯少算了十年。魏武侯元年既当赵烈侯十四年，则应该上推十年。于是武侯元年便当楚悼王六年。又把魏文侯少算了十二年，递次上移，则魏文侯元年应当周定王二十五年，鲁悼公二十二年。在这时子夏的年龄六十二岁，再隔十八年，子夏八十岁，文侯要从他受经，在情理上也比较说得过去。故吴起得事子夏，也是没有问题的。

三

吴起是一位兵学家，这是古今来的定评。他不仅会带兵，会打仗，而且还是一位军事理论家。他的著作在战国末年和汉初是很普及的。

《韩非·五蠹篇》：“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

《史记·吴起传》：“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

《汉书·艺文志·兵书略》有“《吴起》四十八篇”，属于“兵权谋”类，“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但可惜这书是亡了。现存的《吴子》，仅有《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共六篇，总计不上五千字，半系吴起与魏文、武二侯之问答，非问答之辞者率冠以“吴子曰”。辞义浅屑，每于无关重要处袭用《孙子兵法》语句；更如下列数语，则显系袭用《曲礼》或《淮南子·兵略训》。

无当天灶，无当龙头。天灶者，大谷之口；龙头者，大山之端。必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招摇在上，从事于下。（《治兵》第三）

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曲礼上》）

所谓天数者，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淮南·兵略训》）

四兽本指天象，即东方之角亢为青龙，西方之参井为白虎，南方之星张为朱雀，北方之斗牛为玄武，而《吴子》所说则似乎已转而为地望。象这样的含混不明，则语出剿袭，毫无可疑。且此四兽之原型始见《吕氏春秋·十二纪》，所谓：

春……其虫鳞。

夏……其虫羽。

秋……其虫毛。

冬……其虫介。

《墨子·贵义篇》言五方之兽则均为龙而配以青黄赤白黑之方色。此乃墨家后学所述，当是战国末年之事。若更演化而为四兽，配以方色，则当更在其后。用知四兽为物，非吴起所宜用。故今存《吴子》实可断言为伪。以笔调觇之，大率西汉中叶时人之所依托。王应麟云：“《隋志·吴起兵法》一卷。今本三卷六篇，《图国》至《励士》，所阙亡多矣。”王所见者已与今本同，则是原书之亡当在宋以前了。

又《艺文志》杂家中有《吴子》一篇，不知是否吴起，然其书亦佚。或者今存《吴子》即是此书，被后人由一篇分而为六篇的吧？

四

大约就因为吴起是一位有名的兵法家，因此关于他便不免有好些类似神话的传说。例如杀妻求将便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这故事出于本传，然传文所据却只是一片蓄意中伤的谣言。

吴起事鲁君，齐人攻鲁，鲁欲将吴起。吴起取齐女为妻，而鲁疑之。吴起于是欲就名，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也。鲁卒以为将。将而攻齐，大破之。鲁人或恶吴起曰：“起之为人，猜忍人也。其少时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乡党笑之。吴起杀其谤己者三十余人，而东出卫郭门。与其母诀，啮臂而盟曰：起不为卿相，不复入卫。遂事曾子。居顷之，其母死，起终不归。曾子薄之，而与起绝。乃之鲁，学兵法以事鲁君，鲁君疑之，起杀妻以求将。夫鲁小国而有战胜之名，则诸侯图鲁矣。且鲁、卫兄弟之国也，而君用起，则是弃卫。”鲁君疑之，谢吴起。吴起于是闻魏文侯贤，欲事之。文侯问李克曰：“吴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于是魏文侯以为将，击秦，拔五城。

除本传之外，别的书上还没有看见过这同样的记载，司马迁自必有所本，但所本的恐怕也只是那位“鲁人”的“或恶”吧。但那位“鲁人”的“或恶”，从头至尾纯是中伤。我想，假如不是魏国的嫉妒吴起者如王错之流，便一定是后来楚国的那些把吴起射杀了的反动贵族们所假造出来的。在卫曾杀人或许是事实，但不必一定是因为受了人“笑”，受了人“谤”。杀人亡命，故母死也不敢回卫奔丧，这怕也是事实，但不必一定是因为不孝。然而“猜忍”到要把自己的妻子杀了去求做官，是怎么也难使人相信的事。而且关于吴起的妻却有另外一种传说，见《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吴起，卫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织组，而幅狭于度，吴子使更之。其妻曰诺。及成，复度之，果不中度。吴子大怒。其妻对曰：“吾始经之而不可更也。”吴起出之。其妻请其兄而索入。其兄曰：“吴子为法者也。其为法也，且欲以与万乘致功，必先践之妻妾，然后行之。子毋几索入矣。”其妻之弟又重于卫君，乃因以卫君之重请吴子。吴子不听。遂去卫而入荆也。

一曰：吴起示其妻以组，曰：“子为我织组。令之如是。”组已就而效之，其组异善。起曰：“使之为组，令之如是，而今也异善，何也？”其妻曰：“用财若一也，加务善之。”吴起曰：“非语也！”使之衣而归。

一件事有两种说话，这也表明传说的性质是如此。造这个传说的比较没有什么恶意，目的是想表示吴起重法或重信，因为立法无私，故尔即犯小罪，虽妻必出。这也就给后人所造的戚继光斩子之类的传说一样，多少是把吴起神化了。

这第二个传说中的“妻”当然不是在鲁被杀了的“妻”，在鲁者杀，在卫者出，吴起真可算得是一位克妻的健将啦。照道理讲应该不会再有人许老婆给他了，然而在本传里面却又有一个故事，魏武侯要使他尚公主。

公叔为相，尚魏公主而害吴起。公叔之仆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仆曰：“吴起为人节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与武侯言曰：夫吴起贤人也，而侯之国小，又与强秦壤界，臣窃恐起之无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谓武侯曰，试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则必受之，无留心，则必辞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吴起而与归，即令公主怒而轻君，吴起见公主之贱君也，则必辞。”于是吴起见公主之贱魏相，果辞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吴起惧得罪，遂去，即之楚。

这也一定是莫须有的传说：因为吴起的年纪应该和魏武侯不相上下，怎么能够尚他的公主？而且他在去楚时是已经老了。不过在这个故事里面可以看出吴起当时没有妻，也足以反证在卫出妻的故事只是小说。还有值得注意的，吴起在公叔之仆的眼里是一位“节廉而自喜名”的“贤人”，和同一传中的鲁人以为“猜忍人”，李克以为“贪而好色”的，全相矛盾。司马迁在这些地方并不想稍微统一它一下子，足见古人作文章实在也是随便得很。更还有值得注意的，这谗害吴起的公叔即魏公叔痤（《索隐》以为韩之公族，此据《史记考证》），却又是一位念念不忘吴起的好人，《战国策·魏策》中有一段故事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魏公叔痤为魏将，而与韩、赵战浍北，禽乐祚。魏王悦，郊迎，以赏田百万禄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辞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拣挠而不辟者，此吴起余教也，臣不能为也。前脉地形之险阻，决利害之备，使三军之士不迷惑者，巴甯、爨襄之力也。县赏罚于前，使民昭然信之于后者，王之明法也。见敌之可击，鼓之而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为臣之右手不倦，赏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功之有乎？”王曰善。于是索吴起之后，赐之田二十万；巴甯、爨襄田各十万。王曰：“公叔岂非长者哉？既为寡人胜强敌矣，又不遗贤者之后，不揜能士之迹，公叔何可无益乎？”故又与田四十万，加之百万之上，使为百四十万。故老子曰：“圣人无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公叔当之矣。

象这样，这位公叔又是一位“长者”，而且是“圣人”。这位公叔，就是后来要死的时候，劝惠王用他的部下公孙鞅（商鞅），不用便请杀他的人，大约本来是一位伪善者也说不定，不过害吴起的人在别的书上说是王错，并不是他。他既是晓得尊重“吴起余教”，而使“吴起之后”得田的人，看来总不会是怎样的坏蛋，尚公主的阴谋总当得是莫须有的事。

究竟什么是“吴起余教”？在这儿却值得追求。《汉书·刑法志》有一个线索：“雄杰之士，因势辅时，作为权诈，以相倾覆。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敌立胜，垂著篇籍。当此之时，合从连衡，转相攻伐，代为雌雄。齐闵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士胜。世方争于功利，而驰说者以孙、吴为宗。”由这个叙述看来，可以知道魏之“武卒”便是“吴起余教”。魏之武卒是怎样的编制呢？《志》文引孙卿语曰：“魏氏武卒，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这是采自《荀子》的《议兵篇》，文字略有损削。荀子对于武卒的批评是：“是数年而衰，而未可夺也，改造则不易周也，是故地虽大，其税必寡，其危国之兵也。”这批评是相当正确的，但是要补救也很容易，只要制出一定的服役年限，在役时“复其户，利其田宅”，退役时则否。这样便不致“数年而衰”。这点程度的补救，吴起一定是想得到的。但“魏氏武卒”结果是衰了，那是因为吴起走了，没有人继承“改造”的原故。据这看来，可见吴起是我国施行征兵制的元祖。

五

关于吴起也还有一些好的传说，但多少都有些神话化的意味，颇难使人尽信。

吴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诺。期返而食。吴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来，吴起至暮不食而待之。明日早，令人求故人。故人来，方与之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这是说吴起重信用，差不多有点象尾生抱桥柱的味道。顿把晚饭不吃倒也容易熬过的，或许吴起等得太晚了，“故人”又没有来，而自己也疲倦了，便自睡了，所以晚饭没有吃。到第二天把“故人”找来了又才同吃早饭，大概是实际的情形。然而在崇拜者的眼里看来（看他称“吴子”就可知道），这又成为“吴子”的重友谊与重信用。这在吴起应该可以说是“不虞之誉”。

吴起为魏将而攻中山。军人有病疽者，吴起跪而自吮其脓。伤者之母立而泣。人问曰：“将军于若子如是，尚何为而泣？”对曰：“吴起吮其父之创而父死，今是子又将死也。今吾是以泣。”（《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这故事亦见本传，引以为“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之事证。能与士卒同甘苦，共衣食，这是可以相信的，但为收士卒欢心而至于吮疽，却有点令人难以相信。因为病疽者假使他的疽是生在自己能吮的地方，他决不会让自己的主将来跪吮；假使是生在自己不能吮的地方，他的同僚也决不会让主将去跪吮而作旁观，尤其是患者的母亲也不会只是旁立而泣。一位母亲的爱儿子，比任何良将爱士卒的心总要急切些，岂有将吮而母亲不能吮的事？大约吴起当时曾经作过要跪吮的表示，结果被人替代了，但那表示被粉饰了起来，便成了佳话。认真说，照我们学过医的眼光看来，吮疽或吮创实在是最原始而又最危险的办法，不必是对于吮者危险，而是对于被吮者危险。人的嘴是很不干净的，创被吮了反而增加化脓的危机，疽假如是脓头多的所谓痈，那是愈吮愈坏。

吴起治西河，欲谕其信于民，夜日置表于南门之外，令于邑中曰：“明日有人能偾南门之外表者，仕长大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债表者。民相谓曰：“此必不信。”是一人曰：“试往偾表，不得赏而已，何伤？”往偾表，来谒吴起。吴起自见而出仕之长大夫。夜日又复立表，又令于邑中如前。邑人守门争（偾）表，表加植，不得所赏。自是之后，民信吴起之赏罚。（《吕氏·慎小》）

这也是小说的派头，俨然在做戏。其实信赏必罚是很容易见信于人的，何必要来这些花套呢？但这花套，在别的书上，面貌又不同。

吴起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临境，吴起欲攻之。不去，则甚害田者，去之，则不足以征甲兵。于是乃倚一车辕于北门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门之外者，赐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遂赐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于东门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于西门之外者，赐之如初。”人争徙之。乃下令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国大夫，赐之上田上宅。”人争趋之，于是攻亭，一朝而拔之。（《韩非·内储说上》）

同一故事而有这两种面貌，这与其说是传闻异辞，宁可说是古人在作小说。你看这同样的小说，在后来不是连主人公都掉成商鞅了吗？

秦孝公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于民。（《史记·商鞅传》）

这与其说是商鞅蹈袭了吴起的故智，宁可以说他们两位都只是小说的主人。

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