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筒树”从老哈河两岸不断退缩，从一条河川退到一片树林，再退到几棵，两三棵，一两棵……最后总算是消失了，不管是“树筒”还是“筒树”，都从人们的视线当中消失了！
难道，真的是，眼不见，心不烦吗？
其实，却是，眼不见，心更烦吧！
“树筒”的消亡，是人类繁衍过快的结果，是农耕经济发展的结果，人与自然发展的不和谐又成为人与自然共同的悲剧吧！
据老人们讲，早先年的老哈河沿岸是一片肥田沃野，大概是腐殖质太多的缘故吧，随手抠一把都能攥出油来；随便在哪里刨它一疙瘩地儿，丢它几把种子，秋天就是好收成。
四十八顷村所在的那个河湾子，有一个蒙古名字，叫“白音套海”，汉译为“富饶的河湾儿”。
吃饭既然不是难事儿，生孩子也就不是愁事儿了。
“生，咋不生，上哪儿刨它几镐头，还不够个孩子吃的？”
这是那个时代的老奶奶们经常挂在嘴边上的话。
所以，解放后那阵子，女人们比着赛生孩子，哪家不是七个八个地生，最多有生十来个的。
“够不够，四十六！”
一直到女人不能再生为止。
费凡就有两个弟弟，四个妹妹。
在人们看来，头等重要的是有人“养老送终”，到老了，爬不动了的那一天，没有儿女侍候，怎么能行呢？
一个“富饶的河湾儿”。一个封闭的河湾儿，一个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河湾儿，绝对跳不出落后与贫困的“河湾儿”。
旧中国所有的恶性肿瘤，在这里也都能扩散出来，甚至会疯长！
那时，这里没有“地主”与“富农”这些“术语”。
人们管有钱的人家叫“大模家主”，并有些景仰和追求，再掺杂着一点儿一点的眼红，用现在的话就是“羡慕嫉妒恨“吧！
费目的大爷爷费瑞就因此犯下了一个“致命且不可饶恕的错识“，他在土改划成分时，就坚决不要“中农”，而是要了一个“富农”的成分，他觉得成分评高一点儿，正是一种光荣，以致后来几十年抬不起头来，挨了许多次批斗，捶胸顿足之后，说了许多后悔莫及的话。
由于土地肥沃，“大模家主”人家都种大烟，而且还以抽上两口儿为时髦。
费目的奶奶就跟儿子费凡说过，早先年怎么种大烟，割大烟，又怎么将那白色胶状的粘稠液体熬成大烟膏子。
老马家之所败了，就跟这大烟有关，马大那个抱养的儿子就是抽大烟抽死的，把一个好端端的家给抽得“抱了窝”。
这里的人们管土匪叫“胡子”。
“胡子”来了，偶尔会“绑票儿”，也就是抓个人质，常常要用若干的大烟去赎回。
那时候，一听枪响，女人们都赶紧抓一把锅底灰或灯烟子往脸上一抹糊，立时又黑又丑，让“胡子”一见就恶心，借以保护自己免受强暴。男人们则赶紧把仅有的几头牲口藏到沙窝坑里，猫起来，不让露面。
“大模家主”人家藏的主要是烟坛子和金银细软。
据说，这些“大模家主”的东家并非像和电影中描述的那样，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袍马褂子，手拄文明棍儿，还吃人奶，养活得白白胖胖的，他们有的穿戴和扛活的没有太多的区别，大多腰里扎着草绳头子，甚至还要混到扛活的堆儿里去喝棒碴子粥，啃棒子米面干粮。
比如，那个老马仁，有时还要去舔舔扛活的粥碗。
费目想，这种阶级区别不太鲜明的社会现象，主要是因为这里开发较晚，又是蒙汉族杂居和两盟三旗的交界处，这样就造成了其经济结构和社会政治结构都处于一种比较薄弱和不稳定的状态。
所谓的“大模家主”人家是从那些“闯关东”的人流中滞留在此的一部分人，还有的是科尔沁沙地的有钱人家在这里设了“外窝铺”，比如有的村子就叫“下伙房”，肯定还有“上伙房”，有分号的。
这样比较松散的社会结构和较优越的自然条件，都给“胡子”们的活动带来极便利的条件。
“胡子”多如牛毛且多分散行动，最大的队伍也不过几十或上百人。
他们之间比的是枪法和凶悍。
据说有个叫“追命三爷”的胡子，不使枪就使大刀片。
一次，三爷被仇家一枪打在了腿肚子上，打出了一个血窟窿。
“追命三爷”就着火堆，一仰脖子，喝下一大碗烧酒，抄起刀来把大腿肚子割开，剜出子弹；又一碗烧酒浇在伤口上，叫人找些白布条子把腿肚子一包扎，抄起大刀片子，翻身上马，就去追杀那个仇家了。
追了一天一夜，终于撵上了仇家。
这时，那个仇家的枪膛里也只剩下一颗子弹。
眼瞅着“追命三爷”的马还有四五丈远，仇家看得真切，反手一枪。
好个“追命三爷”，只见他从马上“呼”地跃起，子弹从他那肥大的裤裆穿过。
眨眼间，三爷的快马也就与仇家的马靠上了，手起刀落，仇家人头落地。
“三爷那人豪横！”
老人们一说起“追命三爷”来，总离不开“豪横”二字。
“豪横”在这里绝对是褒义词。
费目的理解为，“豪横”是凶悍、残忍、敢作敢为，还有那么一点儿豪爽的意思吧。
大概，“豪横”正是那些“胡子”们的基本特征。
“那个‘追命三爷’跟我二爷爷有什么关系吗？”
“你二爷爷是二爷，怎么可能是三爷呢？”
对于费目的问题，费凡是这样解释的。
在心里，费凡并不认可这样的解释，总感觉这个“追命三爷”和二爷爷费珏有着一些关联似的。
“或许，以后真的能找到‘追命三爷’的一些线索吧！”
费目在这里这样对自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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