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的两种基本原色就是厚和黑，这不仅仅是在中国。
正因为没有这两种原色，费璋只能成为一个老师，一个最好的老师，抑或是具备成为一个最好老师的素质。
这，就是对学生的敏感。
他发现，他的这个学生的眼神有了变化，一池清水，突然混浊了。
这一天，趁着孩子们在练习写大字的当儿，这个老男人或者说是大男人把这个小男人或者说是大男孩儿叫出了教室。
“你最近有事儿，你在瞒着老师对吗？”
“没，没有呀。”
学生矢口否认了。
“那你以后就少去马山子家吧，这样不好，真的不好，是一种大罪过。”
“妈呀，老师你都知道了呀，你是怎么知道的呀，这可怎么办呀。”
“以后别再做了吧。”
“哦哦，知道了，再也不敢了。”
孩子还是孩子，他做了大人做的事儿，孩子还是孩子。
马驹子感觉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
费璋感觉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恶心。
“这个世界上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人呀，他们不是人，是牲畜吧。”
费璋不愿意再想这件事儿了，是不屑。
这件事儿在另两个人的心里却成了一道再也过不去坎儿了。
刚放学，马驹子就跑进了马寡妇的家。
“这可咋整呀，怎么让他知道了呀。”
“以后你还是少来吧，这事儿要是让别人知道了，咱们就活不成了，真的没脸活了。”
两个人在屋里急得团团转，却无计可施。
几天后，小村子依然平静如水。
两颗悬着的心，从嗓子眼儿又回到了原位。
“哎呀妈呀，这两天把我吓得都睡不着了。”
“他妈的，让他多管闲事儿，早晚整死他，谁让他要坏我们的好事儿了。”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坏，好人难做呀。
费璋没有想到，他会因为这样一件事儿，险些死于非命。
马驹子依然是天天往马寡妇家跑，费凡依然是天天认真地看书学习，胡芳依然是天天努力地做个好姑娘，马山子依然天天地在贪玩，在长大。
费璋依然是天天穿得整整齐齐，走出家门，迈着方步，目不斜视地串过街巷，经过那棵歪脖子老榆树，走进教室。
小小的村子，依旧平静如水，依旧迟钝得像个脑瘫的孩子，在缓慢地、没有方向感地向前爬行着，尽管是那样的笨拙，可却乐在其中。
十三岁那年，马驹子回家种地去了。
十三岁那年，费凡到白城去读初中了。
十三岁那年，胡芳当上了一个民办老师。
费璋送走了一批学生，又迎来了新的一批学生和一个新的老师。
四十八顷村小学总算是有了两个老师，费璋和胡芳。
过去的师生，现在成了同事。
“我把这个丫头就托付给你了，他是你的学生，永远是你的学生。”
送姑娘上班的那天，胡荣河握住费璋的手，说。
此时此刻，胡荣河哪里知道，在不久的将来，因为这样的一握，头上的那顶小小的乌纱帽没了。
一场大风暴，就在不远处，很多人的命运都会因此而改变。
隐隐约约地，已经能听到那骇人的雷声了。
摆在费目桌子上的，有一本挺厚的书，叫《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最难熬的十年，甚至是没有熬过去。
对于很多人说，这是最辉煌的十年，甚至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最难熬的是费家。
最辉煌的是马家。
这一切，都是一个伟大人物安排的，就像上帝在安排几代人的命运。
这是小村人不可能知道的。
这一切，开始于一个伟大人物与另一个伟大人物的矛盾公开化。
这是小村人更不可能知道的。
在那遥远的、神圣的、伟大的北京，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
这就是一个伟人正式向另一个伟人宣战了。
这一切，更是这个小村子不可能知道的。
它正在沉睡中，正在等待那场风暴把它吹醒。
它好可怜呀，醒来的它也只是一个脑瘫儿，只会闹出许多的笑话来。
更可悲的是，那时的那些人压根儿就不认为那是笑话。
笑话当成真理，真理当成笑话，这是最大的笑话。
或者说，这是一个充满着笑话的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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