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那是怎么样的一种滋味？
对于这样的一种人类最基本的生理感觉，现在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没有什么真正的感受了，尤其是对于一些养尊处优的孩子们来说，那甚至就是一个无法理解的生僻词。(本站文学网.yunige)
由此，也就有了下面这个应当是真实存在的笑话：说是在饭桌上，小刚的爷爷指着新买来的“曲麻菜”（一种野菜）说，他那时候总吃这个了。
小刚说，爷爷你又吹牛皮了，你那时候吃得起吗？
小刚知道，刚刚上市的曲麻菜是二十块钱一公斤，是一种稀罕物。
小刚不知道，爷爷说的那个“那时候”，吃野菜是“家常便饭”。
有材料这样写道：“……大饥荒不止一年。一般是从1958年到1960年、1961年或1962年。此外，仅四川省1960年底的人口，即比1957年减少约一千万。而四川饿死人的情况，持续到1962年上半年……”
“我们北方特别是赤峰地区纯属饿死的却没听说有几个。为此，我曾想，那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相对来说还是地广人稀，树木多，可吃的野菜多，野菜救了许多人的命。”
一位亲历者发出了上面的这段感叹。
饥饿，那是怎么样的一种滋味呀――在当时，实行的是极端的计划经济，“商品”是一个可怕的词藻，“流通”就意味着“反动”，比癌症更可怕！
在当时，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成了无形的枷锁，把农民紧紧地束缚在了那一点点儿可怜的、贫瘠的土地上。
于是，就连逃荒也成了死路一条，那可是“氓流”啊！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那段历史已成就了共和国的一块伤疤――揭了会痛，不去揭会更痛，后患无穷！
因为那是这个古老民族的一滴眼泪，即使因岁月而蒸发，也会留下几段咸涩的痕迹……
以上这段文字，出自费目写的一篇新闻调查报告，题目叫《大饥荒》，写的是几个赤城人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挨饿记忆，亲身的经历。
三年大饥荒，被经历过这一时期的农民称之为“过苦日子”，“过粮食关”，歉年。
官方多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亦称“三年困难时期”。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著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认为，导致饥荒的自然原因，比如自然灾害，在导致包含中国大饥荒在内的现代饥荒的各种原因中是相当次要的，因为这些自然因素通过合理的政府经济政策完全能够应对。而恰在当时中国的公权力缺少来自各方的监督，无法及时修正错误政策，人祸大于天灾，这才是悲剧！
费目在做这次调查时，还发现了一幅那个年代的宣传画，名曰《丰产图――坐着花生过黄河》。
一颗花生开壳去瓤，做成一条小船。
“花生船”上坐着一个成年人，划船过黄河。
画面寓意为一颗花生做船能载上百斤的成年人，可见花生之大，那个年代“浮夸风”之悬。
那样的一个年代，到处都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地的产是人的胆决定的”、“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的言论。
人定胜天，人真的能胜天吗？费目认为，根本不可有！
调查中，费目还曾听到过这样一则故事：一个高中生，是大队书记的儿子，学校组织学生作文演讲比赛，在他的作文中竟然出现了“一棵高梁打八石”的“豪言壮语”――一石粮大约500斤左右，八石粮相当于4000多斤。
“按此推论，亩产过万还真不是问题，亩产上千万斤也是绝对有可能的。”
费目只能报之以苦笑了。
荒谬至极！
下面的内容，是费凡的亲历。
下面的内空，来自费目对费凡的采访，儿子采访了老子。
费凡跟在母亲的身后，将家里所有的小米、棒子米，还有腌渍的辣椒、芥菜缨子等咸菜，一袋袋一锅锅地送到生产队。
费凡当时感觉更多的是兴奋，很好玩，吃饭的时候去食堂，只要端两个洋瓷盆子就行了，一只装饭，另一只装咸菜。
自家的锅灶闲起来了，只要在每天烧炕的时候，往锅里加上几瓢水，再往炕里填几把柴，就妥了。费凡很爱吃那些“百家门”牌的咸菜，有酸口的，有咸口的，有辣口的，还有清香口的，往嘴里夹上一筷子咸菜，再和着棒子米饭、小米饭抑或是高粱米饭，津津有味地咽下，真是幸福。
这样的好日子并没有因为费凡的幸福感觉而维持太长的时间。
当“百家门”牌的咸菜吃净了，当各家各户交到生产队的粮食也都吃得差不多的时候，生产队长开始坐不住了，因为大食堂马上就要“揭不开锅了”，不得不想尽办法地东挪西借。
胡家有点儿特殊――集中粮食办食堂之前，胡荣河留了点儿“后手儿”，藏起了一些粮食。
食堂里吃不饱了，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地在家里做点儿“小灶”。
心眼实在的人家可就遭了殃，成年人每天只有一斤粮的饭票，小孩子就更少了，只有半斤或七两，根本吃不饱。
王大娘摸着黑儿用茶盘子给费家送去点儿爆米花，费家的女主人感激涕零，跟人家说了半天的好话。
1959年的暑假，村长胡荣河带着费凡这样的小孩子到打瓜地里去踩打瓜，就是把那些烂了的打瓜踩碎成泥，再用清水将瓜子冲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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