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4（1 / 1）

2.3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本篇可以和2.1篇“为政以德……”一起来读，会有更多的感悟。

“道”在前面“道千乘之国”时已经解过，这里亦不例外，传统有两种解释：一说训为“导”，一说解为“治理”；皆可通。但还是将“道”看为古汉语的名词动用更好，解为“实行（儒家）主义”。

“政”即政令、法令。“齐”即齐整、规范。“刑”即刑罚。“免”即免罪、不犯法。“德”即道德，引申之，即以身作则、模范带头，《中国共产党党章》中说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就是这个意思。“礼”即贵族的行为规范，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小共同体”内部的行为规范。“格”有多种解释，杨伯峻先生的注解应为正解，“格”即归服、服从之意。杨伯峻先生之论证摘录如下：

格——这个字的意义本来很多，在这里有把它解为“来”的，也有解为“至”的，还有解为“正”的，更有写作“恪”，解为“敬”的。这些不同的讲解都未必符合孔子愿意。礼记缁衣篇：“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遯心。”这话可以看作孔子此言的最早注释，较为可信。此处“格心”和“遯心”相对成文，“遯”即“遁”字，逃避的意思。逃避的反面应该是亲近、归服、向往，所以用“人心归服”来译它。

这篇很有名，常被用来解说儒法两家的对立，事实上也是如此。

西周的政治从根子上说，就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小共同体”政治，贵族之间都是有血缘关系的，那些与贵族无血缘关系的称作“野人”、“庶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周这种血缘关系的“小共同体”政治——礼乐制度被破坏了，也就是孔子所说的礼崩乐坏。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贵族之间的血缘关系被时间冲淡了，比如鲁国建国之君周公（另有一说是周公长子伯禽）是周武王的亲弟弟、周成王的亲叔叔，其血缘关系如此，礼乐制度自能发挥其初衷的作用，但后来的鲁国之君和周天子之间如此亲近的血缘关系就不复存在了，礼乐制度的基础没有了，其初衷的作用难以发挥，那自然就很难维持了。按照西周宗法制，每一宗都是父子继承制，即使各国之君与周天子的血缘关系淡化了或者说不复存在了，周天子也不能更立其血缘更近的弟弟或子孙为某国之君。礼制的没落，让拳头就成了唯一的“制度”，于是五霸迭出，王道衰微，霸道勃兴且有方兴未艾之势，法家登上历史舞台，并逐渐掌握了话语权，法家之“法制”慢慢取代了儒家之“礼制”。春秋时期的郑铸刑书、晋铸刑鼎就代表了这种趋势，到了战国时期，商鞅至秦国推行变法，更将法制推至登峰造极。

《左传·昭公六年》载，郑国子产“铸刑书”。“铸刑书”即将法律条文铸在象征诸侯权位的金属鼎上，向全社会公布。二十余年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晋国“铸刑鼎”。

这一系列的变革遭到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守旧派——古儒家的一致非议。

孔子评价晋国“铸刑鼎”时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

叔向致书郑国子产反对郑国“铸刑书”说：“……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侥幸以成之，弗可为矣。……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

需要注意的是，古汉语中的“刑”有两种解释：一指法律（当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法律），一指刑罚。古汉语中的“刑”本意仅指刑罚，古有五刑、九刑之说，五刑即墨刑（在额头上刻字涂墨，不就是今天的纹身嘛！）、劓刑（割鼻子）、剕刑(也作腓，砍脚的刑罚；另一说为膑刑，就是孙膑受的那个。)、宫刑（就是司马迁受的那个）、大辟(死刑)，九刑即刑在加赎、鞭、扑、流四刑，可见“刑”本意仅指刑罚，而非法律。

中国的法律最初是“以刑统例”的，“例”即案例、具体的犯罪行为，当时被称作“典”，所以后世“典”也有刑罚之意。当时的法律是这样的，每一种刑罚后面跟着很多案例，法官将犯人定罪为某一种刑罚时，是要查看后面的案例来比较刑罚是否得当的。这和我们今天的法律完全是反的，今天的法律是“以罪统刑”，每一种具体的犯罪行为写明刑罚。《史记·周本纪》记载吕刑有“……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膑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所谓“五刑之属三千”就是说有典（案例）三千分属于五刑。所以，当时的法律应该是“刑”和“典”，而不仅仅是“刑”，所以有典型这个词语（古汉语“刑”、“型”相通），但因其以“刑”统之，故也仅称“刑”，如：郑铸刑书、晋铸刑鼎。

成文法律并不是春秋时期才出现的，叔向在对子产的书信中就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末世）也。……”禹刑、汤刑、九刑就是早期的成文法律。当然，早期的成文法律比较简陋，不如后期的那么完善，所以人治的因素比较多，随着后来案例的增多，法律的完善度也越来越好了。

但早期的成文法律是适用于庶人、野人的，对于贵族是有八辟（后世称为八议：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制度，所以对于贵族阶级的刑罚往往比成文法律上的轻，这就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缘由，也就是古儒家要维护的礼乐制度。“礼”虽然是一种等级森严的阶级制度，但其中含有很浓厚的情感成分，是温情脉脉的，老子打儿子你不能说只是一种刑罚，更是一种“打是亲，骂是爱”的亲情。所以直到今天，以礼相待都被视为一种优待的方式，其实其本意中含有很森严的等级关系。

郑铸刑书、晋铸刑鼎以及后来的商鞅之法就是将成文法律公布于众，取消了八辟制度，将其规定直接应用于贵族阶级，所以孔子说“民在鼎矣”，没有了八辟制度，民自然看这个刑鼎就够了。这种法家化的政策，遭到了当时守旧贵族——君子的一致反对和非议，但历史潮流终是历史潮流，并没能因为这些人的反对而回头。

至于本篇中孔子所说的是对还是错，大家可以自己想想，其实很难给出一个确实的答案。

2.4

子曰：五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本篇也是《论语》的名篇，而立之年、不惑之年之类的成语都出自于此。这段话是孔子在总结自己的一生，孔子活了七十二岁（周岁，或说七十三岁），这段话应是其晚年说的。曾子曾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曾子这句话可以作为本篇的注脚。后世有很多人仿着这段话来说自己，有点无聊。

这段话有很多人长篇大论的解，但我不敢也没有这个水平，毕竟这段话是孔子一生的总结，我现在还没有这多感悟，姑且试论之。

十五岁，古人叫“成童”，是当时“小学”毕业升“大学”的年龄。需要注意的是，古人是有“小学”和“大学”的，当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小学和大学，“小学”即“小人”之学，这里的“小人”指未成人之意，即当时贵族弟子应当学的一些基本的生活常识、礼仪等；“大学”即“大人”之学，这里的“小人”指成人之意，是要教授“成童”成为大人、君子的，今天我们看到的《大学》实际上就是当时大学的一门课程。

孔子出身贫贱，孔子是其父亲叔梁纥与其母颜氏野合（《史记》所载）而生，老夫少妻（传说孔子出生时，叔梁纥七十岁，颜氏二十岁，是老阳少阴所生），而且貌似孔子的母亲开始并未得到孔子家族的承认，直到他的母亲去世的时候才找到自己父亲的坟墓，将母亲合葬于父亲之墓。所以孔子虽然算是个贵族（他父亲叔梁纥是鲁郰邑宰——郰邑的长官），但贫贱是无疑的，就是孔子自己也说“吾少也贱，多能鄙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话可以用在孔子的身上，他十五岁就“志于学”了，他的知识学问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换来的。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孔子至太庙“每事问”，都是孔子好学的表现。

“三十而立”，中国古代，二十岁是要行冠礼（即成丁礼，戴冠之礼，意味着成人）的，孔子这里不谈，可能是他也没有什么好讲的，毕竟每个人都一样，他不比别人多什么。何谓“而立”？不太懂。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估计孔子三十岁的时候已经学礼有所成，他自己也是这个认为的。我们看“位”这个字，从“人”从“立”，人有地方站就是有位置，在古时候，只有懂得了礼，才知道自己应该站在哪里、坐在哪里，否则就坐立不安，不知道自己应该站在哪、坐在哪。孔子三十岁之后，开始有了名气。学者们推测，孔子大概在三十岁左右授徒设教，是颇有道理的。齐景公和晏婴到鲁国访问时，就曾问礼于孔子，齐景公还曾想委政与孔子，后来齐景公反悔了，不了了之，这是孔子三十三四岁的事（公元前517年）。后来，据说他还曾去洛阳问礼于老子，不知靠不靠谱。

“四十而不惑”，更有不明觉厉之感，“不惑”字面上就是不困惑、不糊涂的意思，郑板桥说难得糊涂，到底是超越了孔子还是不达孔子四十之境界呢？孔子四十岁前后是他做学问的黄金时代，这段时间他修诗书礼乐，教书育人，名声大噪。“不惑”也许是他学问上已经达到了融会贯通的地步。

“天命”是什么？不知道，看不见，摸不着，但那时候人们信，孔子也不例外，虽然他“不言怪力乱神”，但也常言天命。五十岁之后，孔子开始出来做官，也许做官、实行他的“道”就是孔子的“天命”。子贡曾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在何人他没说，其实他想表达的意思就是“文武之道”还在孔子这里，还没有“坠于地”。孔子先仕于鲁（这是孔子第一次做官，之前在齐国并没有做成官），期间欲“堕三都”，未能成功，后失意于鲁君，决定出国。四年后开始周游列国，传道求仕，这时孔子已经五十五岁了。但孔子的周游更加失败，期间厄于陈蔡，受尽隐者（当时的道家）的讥讽，甚至都想乘桴浮海。除短期在卫、陈两国做了官，哪个国家都不肯用。

所以孔子说“六十而耳顺”，“耳顺”估计就是他各种苦难、各种挖苦都经历过了，酸甜苦辣尝尽，对外界的事已经看透了，什么样的话都听得进去了。《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去郑国的时候，和他的弟子走散了，独自站在郭城的东门外等候，有个郑人对子贡说：“东门有人，……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把这话告诉了孔子，孔子欣然一笑，说：“……然哉！然哉！”这时孔子大概六十岁，也许这就是“耳顺”吧。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啥意思？搞不懂。孔子大概六十八九又回到了鲁国，不久之后儿子孔鲤死了，他最喜欢的弟子颜回死了，子路死了……，他也自觉时日无多，可能是他什么都看透了，没有了那么多条条框框，做什么都是发自内心的（从心所欲），都能符合规矩（不逾矩）吧。抑或是他晚年读了《易经》，深有体会，步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所以能“从心所欲，不逾矩”吧。孔子曾读《易经》而韦编三绝（穿竹简的绳子断了多次），还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孔子得到《易经》的时候估计已经是他的晚年了，绝非五十岁之前，或许他七十岁左右学《易经》而有所成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