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亦称《汲冢纪年》。
在此，诚挚感谢一位盗墓贼，他的名字叫不准。这个名字读起来很有趣。但你肯定读错了，不是读[bùzhǔn]，而是读否彪[fǒubiāo]。
在中国盗墓史上，不准知名度很高。因为，是他，在西晋咸宁五年（279年）盗了魏襄王的墓，并在里面发现了散落的一堆竹简。这便是千古奇书——《竹书纪年》。
可惜他并不明白这些竹简的价值，因此，当他进入漆黑的墓室，火把燃尽时，他便捡起墓道里的竹简烧起来“照明”。
此后，西晋政府组织了一批文化界名人，对剩下散在地上未被烧光的大批竹简进行整理、解读。后人称这些被抢救出来的竹简为《汲冢书》。这些竹简，又被后人整理为《古本竹书纪年》，它比司马迁著的《史记》成书时间还要早二百年。
书中记录了从夏朝到魏襄王之间的重要历史事件，且书中的许多记载都和甲骨文、青铜铭文、秦简相吻合，可见，此书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竹书纪年》对史学界的震撼，在于它所纪录的史料与《史记》等传统史书所描述的不单只内容不同，而且价值取向相异。竹书纪年描述了从夏朝到战国时期历代所发生的血腥政变和军事冲突，其中关于“尧舜禹的夺位而非禅让”、“夏启杀伯益”、“太甲杀伊尹”等记载，都与《史记》有极大差异。
那么《竹书纪年》与《史记》所记载的史事，谁的真实性更高？
论年代，《竹书纪年》更为久远，编于春秋战国时期晋国、魏国，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它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皆在古代经史之上。
竹书纪年的内容有与《史记》记载有不同之处。
如《竹书纪年》中记载商代国王祖乙为商中宗，而《史记·殷本纪》则记载太戊为商中宗。孰是孰非？历代研究者当然更信任《史记》。然而，直至近代甲骨文重见天日，从中见到“中宗祖乙”的称谓，方知《竹书纪年》一书记录才是正确的。
《竹书纪年》又说，商王朝自盘庚迁殷后，经过273年被周朝所灭；而《史记》记录为773年。两相对照，《史记》中的记录整整多了五百年。经过考证，《古本竹书纪年》是正确的。
可见，《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值甚高。可惜它在西晋时代出土，此时司马迁已死370年，因此无法从中取得宝贵参考。
然而，《竹书纪年》说“伊尹放太甲”是自立为天子，以后太甲潜出桐宫，杀了伊尹。这个说法是否可信呢？
如据《帝王世纪》一书中记载，答案是否定的。《帝王世纪》载：太甲死后，伊尹辅佐他的儿子沃丁即位，八年后，伊尹方才死去。沃丁则“以天子礼葬之”，还作了一篇文献《沃丁》来赞颂伊尹的功德。
而在《史记》中，则有另一记载：伊尹死后，太庚、小甲、雍己、太戊几代商王都任用他的儿子伊陟为相，伊尹的另一个儿子伊奋也在商朝官居要职。
如果，伊尹因篡位被杀，他的后代为何在商朝混得如此发达？
而最有力的证据则是甲骨文的出土，在出土的商代卜辞中，屡见致祭伊尹的记载，他的地位很受尊崇，介于商代先王与先公之间，而且还有将成汤与伊尹一并祭祀的卜辞。
可见《竹书纪年》中也有不实之词，太甲杀伊尹一说纯属后人附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古本《竹书纪年》不符合儒家经义，早在理学盛行的宋朝就已经散佚，现代能看到的都是清人和今人的辑本，其中必经后人的篡改，所以，其中产生谬误也在所难免了。
至此，伊尹死亡的真相可以揭晓了，他不仅生前显赫，而且确实得以善终。
在历代权臣中，无疑伊尹是最为成功者，因为他不仅成功地辅佐了帝王，更是成功的教训了帝王，而且还可以成功地全身而退，最牛的是，他死后竟然成功地获得了帝王家族世代隆重祭祀。
若从权力的角度来说，中国历代可与伊尹相提并论的人物并不多，而且他们的结局都不如伊尹完美。今举霍光、诸葛亮、张居正、多尔衮为例。
霍光，名将霍去病之弟，武帝托孤大臣，先后辅佐武帝、昭帝、废帝、宣帝四个皇帝。
期间，他曾主持废立昌邑王，并从民间迎接武帝曾孙刘病已（后改名刘询）继承帝位，这就是汉宣帝。因为霍光效法伊尹，行废立天子之事，所以后人将他俩合称为“伊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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