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姆莱的一位助手把斯佩尔对劳工的需求描述为“永不知足”。1944年春，他要求从奥斯维辛集营得到四十万名工人。斯佩尔几乎不能否认他对集营性质的了解。早些时候，他的一位朋友，下西里西区大区领袖卡尔-汉克就曾提醒过他。汉克说，他在战场上见过死亡，但他见过的所有这些死亡绝不能与奥斯维辛的死亡相比。斯佩尔决定不接受去那里视察的邀请。斯佩尔没有向汉克追问细节。
监禁给斯佩尔充裕的时间反省，像他这样一个有教养、有地位又有声望的人是怎样滑进道德阴沟的？他总结说，他的良知在与盟国之间的殊死军备竞赛已被抛在一边。全神贯注于武器生产模糊了所有的人的感情，人类受难的情景影响了他的感情但没有影响他的行动。他自己承认，他更爱武器而不是人民。
他知道，要为他作为军火生产负责人的行为辩护几乎是不可能的。他确信，他的得救将在于战争最后几个月他所采取的行动。战争快结束时，希特勒发出一道命令，斯佩尔大为震惊。随着盟军攻入德国，希特勒下令炸毁敌军沿途的一切设施――所有的工厂、桥梁。电厂、道路以及矿山，盟军除征服一堆灰烬外将一无所得。希特勒告诉斯佩尔：“如果输掉了战争，也就是输掉了人民。没有必要为人民将来基本生存所需的基础设施而担心，相反的，摧毁这些东西更好。德意志民族已表现出他们的软弱，未来将属于更加坚强的东方民族。那些在战争幸存下来的民族，无论如何都将只是劣等民族。最优秀的民族已经失败了。”在这道焦土命令上，希特勒最后地，也是全面地向斯佩尔展示了他的疯狂本性。
战争真的是输了，斯佩尔现实的头脑已在考虑战后德国的问题。他是工业家的儿，如果国家的工业基础被毁，他担心会出现一个类似原始社会的漫漫长夜。不能执行希特勒的命令。他通过他的权力，下令藏起计划用来炸毁铁路和煤矿的炸药。他把手枪发给工厂工人，让他们保卫工厂。他设法向武装部队发出命令，不要摧毁铁路和桥梁。同时，他恳请希特勒取消这项全国自杀的政策。到3月下旬，斯佩尔取得一些进展，他说服希特勒只毁掉那些从军事考虑必须毁掉的设施。4月10日，斯佩尔写了一个向德国人民反映严峻事态的讲稿。讲稿提到，战争已失败了，已经没有后备部队、没有神奇武器能拯救他们；他们不应摧毁对国家重建至关重要的任何东西。斯佩尔暗自打算，等到适当时机就在电台广播这篇讲稿。
可是，虽然所有的幻想都破灭了，他还是感到有一种最后见一次元首的强烈愿望。他冒着盟军的射击和俄国炮兵的封锁，乘坐一架蛾式侦察机进入围困的柏林，降落在勃兰登堡塔附近。当俄国的炮弹猛击他设计的帝国总理府时，他来到这座元首官哪。希特勒让他一直等到凌晨三点。最后，在元首的私人寓所里，斯佩尔做了告别会见。他颂扬希特勒留在柏林的决定。斯佩尔说，历史强调的是最终的行动，元首在柏林的最后一幕将被视为英雄壮举。希特勒对斯佩尔的话没有显出任何兴趣。希特勒用冷冷的目光审视斯佩尔，然后伸出一只瘪瘪的手来握手，会见就结束了。对斯佩尔曾为德国作出的贡献，他没有表示任何感谢；对斯佩尔的家人，他没有表示任何祝福。他仅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道：“那么你要走了。好，再见。”
当斯佩尔乘飞机离开柏林时，他相信希特勒会很快死去，也许是自杀。他飞往第二个最有权势的纳粹分希姆莱那里。希姆莱躲藏在柏林北面大约十英里的一家医院里。几天后，斯佩尔得知希特勒死了。希特勒越过所有原先可能的继承人，任命邓尼茨为继任者。听到元首死了的消息，斯佩尔哭了。他接着前往邓尼济建立临时政府的所在地普隆。在那里，这位海军元帅任命斯佩尔做经济和生产部部长。政府迁往弗伦堡，斯佩尔觉得自己是纳粹德国悲剧性死亡场景的一名赌徒。在弗伦堡期间，他身边保留着一架飞机，以便需要时飞往格陵兰岛。不过，5月24日盟军占领这座城市时，他被捕了。
直到最后，斯佩尔也没能背弃希特勒。而且他也未找到适当的机会来向德国人民发表他那篇战争已失败的勇敢演讲。
下午三点，看守把斯佩尔带到会客室，弗拉奇斯纳已在那里的铁丝网后等着。斯佩尔慢慢地说着，教给他的律师一些辩护策略。比如，应该如何应付虐待劳工以及视察集营的问题。在辩护应该采用的口号是：当时未敢直言，现在表示悔悟。他有一个强有力的论点，弗拉奇斯纳在辩护时应该不断强调：斯佩尔是个勇敢反对希特勒及其残暴命令的人，因为他充分意识到其他人就是因不服从而遭枪决的。法官必须把他看成冒着生命危险拯救国家未来的人。此外他还有一段更加惊人的经历要讲。斯佩尔尽量放低声音说，弗拉奇斯纳是否知道斯佩尔曾一度想暗杀希特勒？
28
对。牢区的那些人来说，新年元旦与往常没有什么区别。弗鲁克医生在做每天一次的探视时，里宾特洛甫就缠着这位老内科医生，问各种他不能回答的问题。检方停止提出案件的证据还要多久？辩护什么时候开始？他是否应当提出1939年他与苏联达成的秘密议定书？那是否会冒险使俄国法官反对他？弗鲁克是否认为他有一位好律师？里宾特洛甫还问这位医生，为什么他总觉得很累？弗鲁克并不感到奇怪。这位失眠症患者从来没有在深夜3点以前入睡过，而到6点又被吵醒。弗鲁克给他用安眠药，但里宾特洛甫抱怨说安眠药损害了他的思想。
里宾特洛甫请求这位医生告诉安德勒斯上校，他再次需要玛格蕾特-布兰克的帮助。他过去的秘书玛格蕾特-布兰克是一名重要证人，被关押在女性监狱里。上个月，里宾特洛甫提出需要布兰克来记录他的口述。怎么能指望他自己用本和铅笔就把德国八年的外交政策写出来呢？安德勒斯上校曾安排把玛格蕾特-布兰克带到里宾特洛甫乱七八糟的牢房里，但仅几个小时后，里宾特洛甫不做任何解释地突然把她赶走；现在他又需要她了。监狱工作人员给里宾特洛甫起的绰号是“疯”。
弗鲁克医生起身离开时，里宾特洛甫几乎没有注意到。他在忙着翻找牢房地上扔得到处都是的件，希望能找到一些有用的东西，来证明他与斯大林签署的秘密议定书。和苏联达成秘密议定书标志着他一生辉煌的顶点，这是他在外交政策上能够说服希特勒的少数几次之一。1939年3月，与苏联缔约的想法就已打动了里宾特洛甫。当时他读到斯大林的一篇讲话，这位苏联独裁者提出他不想为资本主义火取栗。里宾特洛甫把这话理解为是对英国和法国的一记耳光。他带着纳粹和**人可能找到共同点这种不可思议的想法去找希特勒。不到五个月，震惊世界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了。德国和苏联就各自的势力范围达成一致，而斯大林实际上给希特勒入侵波兰开了绿灯。
里宾特洛甫本来可以轻松地成为一名乐队小提琴手。孩提时代他就表现出在音乐上很有前途。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加拿大公民。十七岁时，他移民到加拿大去碰运气，只是在1914年德国参战后才回国。他取得了军官资格，后来向香槟酒巨的女儿安纳莉斯-亨克尔求婚。他为岳父家做推销员。他具有掌握语言窍门的真正天才，这使他得益不浅，特别是在外国市场上帮了他的大忙。三十二岁时，他过继给一位丈夫封为爵士的姑妈。于是，老大不小的平民百姓约阿希姆-里宾特洛甫变成了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
他直到1932年才进入希特勒的权力轨道，那年他设法会见了这位正在上升的政治明星。里宾特洛甫作为一个大国外交部长的资历微不足道，他的正式学校教育在十岁时就已结束。可是，在一场令人目眩的高攀名人以显耀自己的表演，他使希特勒相信他认识欧洲所有最重要的人物。戈林立刻就对这位自命不凡的家伙表示厌恶。希特勒则坚持说里宾特洛甫不可小觑，因为他认识某某阁下和某某夫人。戈林回答说，这是真的，但不幸的是，他们全都了解里宾特洛甫。
戈林已发现里宾特洛甫是个野心大于才智的暴发户。当戈林得知希特勒打算任命这位“香槟酒推销商”为一名高级外交官时，他催促希特勒派里宾特洛甫去罗马。任何纳粹分都可以在那个法西斯兄弟国混下去。然而，希特勒反倒派里宾特洛甫去了英国宫廷。在宴会上，里宾特洛甫模仿希特勒的言词和举止，发表滔滔不绝但毫无吸引力的讲话。不久，就传出说法：德国驻英国大使是个粗俗而讨厌的人物。
然而，舆论并不完全一致。在英国社会的一角，在纳粹同情者、希特勒的崇拜者、反犹分以及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和平的人当，里宾特洛甫却受到欢迎。传闻报导说，里宾特洛甫大使每天给沃利斯-辛普森送红玫瑰。此人是国王的情妇和打算要娶的妻，她将使爱德华八世断送王位。谣言还说里宾特洛甫与那个女人有染，而且支付给她报酬，要她影响国王而对德国有利。
在纽伦堡，从里宾特洛甫牢房走过过道就是第十八号牢房，那裹住着一个不经意帮助里宾特洛甫升任外交部长的人，他就是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当时他自己担任着外交部长一职。诺伊拉特出席了霍斯巴赫会议，会上希特勒毫不掩饰地说明了他要发动战争的意图。诺伊拉特深感恐惧，并把这种情绪说了出来。这以后，希特勒决定需要一个更加顺从的人来主持外交部的工作，一个执行他的外交政策的外交差仆，而不是抵制他的外交政策的人。对于这个职位，坚宾特洛甫是最适合不过了。
在新的职位上，里宾特洛甫以干劲和雄心来代替能力和智慧。他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而且把外交部的官僚机构从二千三百人扩大到一万多人。里宾特洛甫唯一创造性的成功的确就是缔结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现在他渴望找出一份该条约秘密议定书条款的副本，以用来证明俄国人的奸诈和他们没有资格判他为战犯。
里宾特洛甫今天正要会见他的辩护律师弗里兹-索特博士，他但愿索特已经找到了一个副本。他们在会客室见面，英尺五英寸高的索特几乎是俯视着他那矮瘦憔悴的委托人。索特为纳粹关于国家统一的诺言所吸引，在战前加入了该党，但是因为他在法庭上为犹太人和**人辩护而被纳粹抛弃。他是德国著名的辩护律师，瓦尔特-丰克和巴尔杜尔-冯-席拉赫也雇请了他。索特保持着与里宾特洛甫平等的那种自尊自信。在探视期间，他带着职业的冷淡，像在其他任何场合一样对待里宾特洛甫。他通知他的委托人，他没能找到《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条款部分。
回到牢房后，里宾特洛甫要求见执勤军官。他想立即送个口信给安德勒斯上校：弗里兹-索特将不再是他的辩护律师。那天是元旦，索特竟然没有祝他新年快乐。
29
1月2日，工作人员返回法庭，在脸冻得红红的卫兵面前出示着证件。卫兵们在华氏度的严寒不住地跺脚。上午10点，杰弗里-劳伦斯法官宣布国际军事法庭重新开庭。在威尔特郡他心爱的希尔农场里与那些良种牛群马群一起度过一个假期后，劳伦斯爵士脸色微红，神采奕奕。在去年11月审判开始时，劳伦斯这个言谈朴实、兴趣平常的人曾被人们看成是平庸之辈。而现在，他的质朴被人们认为是思维清晰、自我稳定、意志坚强而内敛的表现。他对起诉和辩护双方都公正不阿已逐渐使被告们相信：第OO号房间可能是实事求是的真正论坛，而不是绞刑前的休息室。
斯托里上校开始再次陈述犯罪机构的案。他搬出针对盖世太保的证据，笨拙的做法把起诉弄得一团糟。斯托里的想法是，在起诉引证全部件，越多越好，似乎纸张的重量本身就会使天平最终倾斜。他陷入了这一自己制造的沼泽，有时会重读同一件或者用五种不同的件证明同一观点。劳伦斯爵士越来越不耐烦，极力想使斯托里走上正轨。斯托里仍像司炉工加煤一样在继续堆积证据。当助手们看到他们的努力在一次软弱无力的起诉陈述流产时，他们开始把斯托里叫作“纽伦堡屠夫”。
令法庭感到轻松的是，午餐以后一张新的脸孔走上了检察官席。惠特尼-哈里斯上尉是个三十三岁的海军军官，又是位律师，电影明星般的英俊掩盖了他那严肃的性格。哈里斯认真积极，很少在纽伦堡大饭店的公开场合出现。他在处理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一案的工作曾在法庭上露过面。那天审判决结束时，哈里斯陈述了“卡尔登勃鲁纳应负的第项罪行”：就在向前推进的盟军即将解放达豪和其他集营的犯人的前几天，卡尔登勃鲁纳下令集体屠杀犯人。
第二天上午，约翰-哈伦-阿门取代了哈里斯站在检察官席上。阿门因直接审问了下一个证人、党卫军的奥托-奥伦道夫将军而引起了公众的注意，不过，奥伦道夫出现在这个法庭上，完全是根据哈里斯的提议。为了获取针对卡尔登勃鲁纳的证据，哈里斯曾审讯过他。奥伦道夫年龄三十八岁，身材矮小，长得贼眉鼠眼，曾是从事情报、秘密行动和消灭犹太人的党卫军所属的纳粹安全处高级官员。哈里斯从例行的询问开始审讯，问奥伦道夫的出生日期、出生地点和纳粹安全处的任务。有个回答引起哈里斯的好奇。奥伦道夫说，除1941年他领导第四特别行动队外，他都在纳粹安全处服役。哈里斯知道特别行动队的嗜杀名声，突然提了一个问题：“你杀了多少人？”奥伦道夫如实的回答使哈里斯大吃一惊。
哈里斯接着问奥伦道夫，他是怎样才得到特别行动队这项职务的？奥伦道夫解释说，他曾在哥廷根大学和莱比锡大学受过经济学和法律学的教育，而且还有一个法学学位。这是他首次执行安全处的经济情报工作的合适背景。但是他抱怨在波兰集体屠杀犹太人，因而惹恼了希姆莱。希姆莱认为，奥伦道夫显然是“受教育过多的产物”。出于别有用心的恶毒目的，他便委派奥伦道夫去领导第四特别行动队。在他们谈话时，哈里斯认定奥伦道夫这人不应仅为卡尔登勃鲁纳的案提供背景材料，他应该在检察官席上陈述卡尔登勃鲁纳的案时，让奥伦道夫直接出庭做证。当阿门上校看到哈里斯的审讯副本时，他把奥伦道夫作为自己讯问的对象。
证人奥伦道夫身穿起绉的灰色套装走上证人席。阿门开始问一些例行的、单调无味的问题。他问，卡尔登勃鲁纳在央安全局组织的地位怎样？奥伦道夫认识他的上司多久？他们的关系如何？接着，阿门突然提问，第四特别行动队杀死了多少人？奥伦道夫回答：“在1941年6月到1942年6月的一年，特别行动队报告说杀死了万人。”阿门想知道，这个数字是否包括男、女人和儿童？奥伦道夫做了肯定的答复。阿门接着又问，是否仅以集体枪杀这种方式进行处决？奥伦道夫解释说不是这样。党卫军首领希姆莱注意到，枪决妇女和儿童使特别行动队队员，尤其是有家室的成员精神非常紧张。因此，从1942年起，妇女和儿童就在密封的闷罐车用毒气毒死。阿门问，杀死万人用了多少人？奥伦道夫说，他指挥的特别行动队共有五百人。当奥伦道夫开始讲到死难者身上的金银珠宝是怎样被剥下然后送往帝国财政部时，纳粹帝国银行总裁瓦尔特-丰克闭上了眼睛。
轮到辩护律师反质时，戴维-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认真地听着。他以他的陷阱般的反质而出名。他对德国人仍然抓不到反质的要害而感到吃惊。卡尔登勃鲁纳的律师库尔特-考夫曼不断追问奥伦道夫，尽力想使他承认卡尔登勃鲁纳无权给集营发布命令。这些命令难道不是绕过卡尔登勃鲁纳，直接由希姆莱下达给盖世太保的头目海因里希-穆勒的吗？奥伦道夫答复说，卡尔登勃鲁纳是指挥系统直接负责的一环，卡尔登勃鲁纳是穆勒的上级，因而他可以转达希姆莱的命令，也能向穆勒发出自己的命令。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知道，考夫曼已犯了一个反质的典型错误：他提出了一个他都不知道答案的问题。
下一个辩方的讯问人是埃贡-库博肖克，他在这一天代替斯佩尔的辩护律师弗里兹-索特发问。库博肖克问道，鉴于奥伦道夫认为自己主要是位情报官员，那他是否知道阿尔贝特-斯佩尔已采取行动抵制希特勒的焦土命令。奥伦道夫答复说他知道。库博肖克又问，奥伦道夫是否进一步知道，斯佩尔在战争快结束时曾企图把希姆莱交给盟军？奥伦道夫一直毫无表情的脸上这时显出兴趣。他回答说，他从未听说过这件事。库博肖克继续问，奥伦道夫是否知道“七-二O”事件的策划者们曾要求斯佩尔参加他们的政府？奥伦道夫承认他的确知道此事。最后库博肖克问这位证人，他是否知道斯佩尔在战争快结束时曾企图刺杀希特勒？法庭内出现了一阵骚动的嗡嗡声。戈林转过头去盯着斯佩尔。奥伦道夫怀疑地说，他不知道，他从未听说过这件事。
斯佩尔在被告席听着，感到很满意。库博肖克不如索特老练，不过，斯佩尔设计的辩护策略的种已经播下。
劳伦斯法官宣布暂时休庭。戈林立即爬过座椅，把头伸向一旁的斯佩尔。戈林对斯佩尔喊道，他竟敢破坏他们对付起诉的统一战线？什么统一战线？斯佩尔一边回答，一边转开身去。这时看守把戈林拉回到他的座位上。
法庭重新开庭对，一个未被问及的问题索绕在人们心头。意想不到的是，这个问题由一名十四岁的辩护律师路德维希-巴贝尔提出。巴贝尔担负着为党卫军辩护的艰巨任务。奥伦道夫冷静的陈述使巴贝尔感到震惊，因而他不得不问：“你对这些命令的性质没有任何犹豫吗？澳伦道夫回答说：“不，当然有。”那么他又为什么要执行这些命令呢？奥伦道夫对这一问题似乎感到很奇怪。他回答说：“因为一个下级不服从国家领袖下达的命令，对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巴贝尔用眼睛盯住证人一会儿，然后一言不发地坐回到座位上。
弗朗西斯-比德尔曾看到一个名字不时出现，就把那个名字写在他现在手的件扉页上。“他是准产那人就是阿道夫-艾克曼。这天下午，比德尔的好奇心终于得到满足。一位名叫史密斯-布鲁克哈特的美国检察官开始讯问下一个证人，奥托-奥伦道夫的党卫军同事迪特尔-威斯利森尼。布鲁克哈特从威斯利森尼那里问出，1942年8月他曾去见过河道夫-艾克曼。艾克曼是央安全局负责处理犹太人事务的IVA部门的主管人。威斯利森尼对艾克曼说，他正受到斯洛伐克官方的压力，要求了解他们送到波兰的一万七千名犹太人的下落。斯洛伐克人想去探望，看看那些犹太人过得怎样。艾克曼最后承认，要探望是不可能的。威斯利森尼想知道为什么不可能。艾克曼解释说，灭绝犹太人是官方的政策，是元首下达给希姆莱，然后再传达到央安全局的政策。威斯利森尼不相信，要求给他寿命令。他证实说，艾克曼从保险柜里拿出一份件给他看。威斯利森尼说，这是他第一次听说“最后解决”犹太人的事。
史密斯-布鲁克哈特把问题转到卡尔登勃鲁纳身上，他注意到，“最后解决”开始之初，卡尔登勃普纳还不是央安全局的头目。因此，他问威斯利森尼，卡尔登勃鲁纳上任后，在灭绝政策上有没有变化？证人回答说：“没有任何放宽或其他什么变化。――卡尔登勃鲁纳亲B了解他们那些执行“最终解决”的下属吗？威斯利森尼说，那是毫无疑问的。卡尔登勃鲁纳和艾克曼是来自奥地利的同乡。卡尔登勃鲁纳的父亲曾是艾克曼父亲经营的电气公司的律师，两人的孩在一起上学。威斯利森尼记得，每当卡尔登劾鲁纳把央安全局的工作人员召到柏林时，他总是格外热烈地问候艾克曼，并询问他妻孩的情况。
下午晚些时候，布鲁克哈特提出最后一个问题；““艾克曼那时对被杀犹太人的数目说了些什么吗？”
威斯利森尼回答说：“他说他将笑着走进坟墓，因为因五百万人而感到内疚将给他以特殊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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