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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克塞尔-斯普雷彻上尉让人把戈林带出审讯赫斯的五十五号房间。阿门上校仍然待在那里，同二名助手闲聊。阿门粗野地问斯普雷彻，你想要干什么？斯普雷彻说他来参加莱博士的审讯。杰克逊法官任命他起诉前纳粹工会主席。身材矮小、好斗的阿门满脸歹意地仰视着英尺三英寸高的斯普雷彻。阿门说，正因为如此，所以斯普雷彻跟这儿没有关系。斯普雷彻是斯托里行动计划的成员，不是阿门的审讯处的成员。
斯普雷彻是一个和蔼可亲、精力充沛的年轻军官，他是战略情报局的老资格成员。他把一件起诉案的要点浓缩在一页纸上的能力给杰克逊留下深刻的印象，杰克逊把他的记录分发给其他律师作为范本。斯普雷彻很清楚阿门现在好战的根源。首先，阿门估计，由于他的人负责审讯，他们会在法庭上充当检察官，而斯托里的人只不过提供件材料的证据而已。但是，由于杰克逊越来越倾向于依靠件材料进行审讯，斯托里因而受到杰克逊的重用。杰克逊法官最近已经任命他负责管理即将走上法庭的检察官。阿门的人的地位大大下降，仅仅负责向犯人们出示件材料，让他们确认某个记录是真实的，某个事实是正确的，凯特尔的、约德尔的或给克尔的签名是真的等等。阿门已经被迫充满敌意地对付他的竞争对手，而斯普雷彻则是他的竞争对手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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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在，他们的身分仍然模糊不清。从法律上讲，他们是战俘。就军人来说，这一身分还说得过去。但是，对于一个银行家的丰克来说行得通吗？或者当了几天德国总理的弗兰兹-冯-巴本，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这样的反犹刊物的出版者，这个身分说得通吗？1945年10月19日，他们的身分都会一清二楚的。
这种变化是通过艾雷-尼夫少校，一个二十岁，极为认真地试图克服一脸孩气的英国人实现的。他在英国已经家喻户晓。1940年，他在法国被捕后逃了出去，再次被捕后，他受到盖世太保的肆意虐待。后来，他领导了最为壮观的越狱战斗，冲出了被认为是逃不出去的科尔梯兹城堡，1942年，他从科尔梯兹城堡返回英国。
尼夫是一名职业律师，他已被国际军事法庭庭长杰弗里-劳伦斯爵士选为纽伦堡法官助理。当他在餐厅得到立即到美国法官弗朗西斯-比德尔那里报到的消息时，他刚刚在纽伦堡大饭店的一间客房安顿下来。他发现比德尔正和一位身材魁梧而又面善的男人共进午餐，他是美国候补法官，审判员约翰-J-帕克，他用热情的北卡罗来纳口音向尼夫问好。比德尔冒失地问：“尼夫少校吗？你看起来相当年轻。”比德尔的声音里带着一股贵族式的鼻音，尼夫在美国人很少听到过。比德尔身穿一件棕色的西服和一件蓝色的衬衫，系着一副佩兹利花呢蝴蝶结领结。他浮华的穿着与他有教养的举止形成鲜明的对照。比德尔通知尼夫，第二天他要把起诉书送到犯人手里，并且要帮他们找辩护律师。
星期五早晨，包括尼夫、安德勒斯、凯利医生、一位译员，以及两名美军士兵组成的一行人带着笨重的起诉书副本走进牢房区。安德勒斯让凯利医生同往，以观察看守送来的东西是否可能会引起犯人们情绪激动。牢房区的大门楼钻地在他们身后关上了，尼夫的心灵深处颤栗了一下。那天早晨，尼夫穿上他最好的制服，系着一条武装带，武装带上的铜扣擦得锃亮。他已经记熟了一小段讲话：“我是尼夫少校，国际军事法庭任命的官员，我奉命向你们送交控告你们的起诉书，我到这里来同时也是为了通知你们，你们有权清辩护律师。”
尼夫在他们咋喀咋嘻地走下门廊时向安德勒斯上校吐露：“我一定不能把事情搞糟了。”他们在第一间单人牢房前停下，尼夫打起精神同赫尔曼-戈林见面。
戈林在公众快乐的、为德国大众所喜爱的胖形象，使尼夫把戈林想象为一个丑陋、邪恶的小丑。然而，他却发现戈林长着一双雪貂般灵活的眼睛，他的身体就他的短小骨架来说显得过于沉重，但是，比起五个月前抓到的脑满肠肥的酒色之徒来，戈林显得轻多了。尼夫隐约地意识到戈林身上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女人气和在男人面前的奸诈，不是同性恋，但是，他更像古罗马的一位骄奢淫逸的权贵。戈林开始告诉尼夫，他的父亲曾是德意志帝国总理掉斯麦任命的驻西南非洲的地方长官，好像在尼夫看来，应该说是一个帝国主义分。对戈林的这一策略的反应，是死一般的沉默，他突然看起来泄气了。戈林耸了耸肩，开始凝视起诉书。
尼夫向戈林解释他有请一名律师的权利。戈林说：“我跟律师毫无关系。”他多年来一直把自己当成法律。他向尼夫发号施令：“你为我找一个律师吧。”他们准备离开时，凯利医生提出戈林应该在起诉书上写下他的看法。他递给戈林一支钢笔，戈林用粗大的字体迅捷地写道：“胜利者永远是法官，战败者永远是被告。”
他们来到下一间牢房。安德勒斯说：“这个家伙在我们这里待了一个多星期了，他是一个魔术师，你会明白的。”他们走进牢房时，鲁道夫-赫斯全身痉挛，看起来像个机器人。当尼夫递给赫斯起诉书时，他惊异地看到赫斯憔悴的脸和蜘蛛般细长的手腕。赫斯把起诉书扔在桌上。他的眼睛滚动着，他开始呻吟并倒在床上，一把抓住他的胃部。安德勒斯不耐烦地说：“痉挛，这是新花样。”尼夫念了事先准备好的讲词后就离开了。凯利递给呻吟着的赫斯一支钢笔，让他在起诉书上写几句话。赫斯写出的字迹令人吃惊的整洁：“我记不起来。”
他们继续沿着门廊走到纽伦堡法的起草者威廉-弗里克的牢房前，他穿着不合身的方格夹克，他给尼夫的印象是一个穿着破戏装的上了年纪的演员。凯利评价道：“他是这个地方最平淡无味的人。”然后，他们来到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的牢房，他两手插在身后，傲慢地看着尼夫和他的一伙人。施特赖歇尔看完尼夫给他提供的律师名单后说：“犹太人，他们都是犹太人的名字，而且我知道法官们也是犹太人。”
尼夫打起精神，来到二十五号牢房。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残暴的身影赫然耸现在牢房门口。尼夫一直感到惊讶，到底是什么样的冲动，驱使像卡尔登勃鲁纳这样的一群行政官员制造出灭绝工厂来。他从波兰托伦的一个监禁地第一次逃脱后，一名态度冷淡、面目清秀、长着亚麻色头发和蓝眼睛的年轻盖世太保官员审问了他。他们对尼夫严刑拷打，丝毫不把他当作一个同类的人看待。后来，这个年轻官员缓和了语气，他给了尼夫一根香烟。尼夫壮着胆问：“请告诉我，你干这一行之前做什么。”这个年轻人似乎陷入了沉思。他说：“我在大学里读哲学博士学位。”接着，他好像突然显得很尴尬，他冲一名卫兵大吼一声，让他带走尼夫。
尼夫厌恶地离开卡尔登勃鲁纳的牢房。那个巨人猛然倒在他的帆布床上，极度沮丧地啜泣道：“我要我的家！”
矮胖的瓦尔特-丰克在读到起诉书后也哭叫了起来。安德勒斯说：“拿出男汉的样来，听少校说。”希特勒青年团主席巴尔杜尔-冯-席拉赫投向尼夫的半阴半阳的“跳舞茶会上的眼神”，是那种使小男孩心烦意乱的眼神。里宾特洛甫的邋遢的牢房实际上已经发臭了。听尼夫把话讲完后，这位一度当过外交部长的人就交给尼夫一张用潦草字迹写成的英国贵族的名单。他说：“他们可以为我的和平意愿提供证据。”纳粹劳工阵线主席莱博士尖叫道：“你们为什么不干脆把我们排成一行站在墙前枪毙我们呢？”
尼夫觉得很难踉塞斯一英夸特讲什么客气。尼夫在荷兰瓦耳河畔度过了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每天晚上，荷兰的反抗军战士渡过瓦耳河，运走大批饿死的荷兰人，而塞斯一英夸特仍然在荷兰的部分地区施虐。
邓尼茨、凯特尔和约德尔这些军人的举止就显得很能忍受。邓尼茨元帅说，他需要一位叫奥托-克兰兹比勒的德国海军律师为他辩护。如果不行，他就让一名美国或英国潜舰的舰长当他的辩护律师。他们会知道他曾为一场体面的战争而战。尼夫注意到，凯特尔陆军元帅穿着一双地毯拖鞋。尼夫回忆起他再次被捕后，在普洛兹克盖世太保监狱，赤脚站在冰冷的地板上长达数小时，直到他的双足麻木为止。尼夫履行士兵的职责，设法逃跑。像凯特尔这样类似的军官肯定理解那种职责。然而，看起来是十足军人的凯特尔却签署命令，枪毙了那些勇敢的、同尼夫的所为一样的英国战俘。凯特尔还多次下令，处决了数千名俄国战俘，他还大规模射杀作为人质的无辜平民。在尼夫的眼里，凯特尔污辱了他的职业。
十三号牢房对尼夫又是一个强烈的精神刺激。他曾被关押在汉斯-弗兰克统治下的波兰的纳粹监狱里。今天，弗兰克的左手戴着一只羊毛手套，以掩饰他试图割腕自杀留下的伤疤。尼夫能够看见他喉咙上粉红色的新鲜伤口，这是弗兰克第二次试图自杀留下的刀痕。弗兰克开始气喘吁吁地说道：“我好像是两个人，”他开始解释，“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弗兰克，一个是纳粹领导人弗兰克。我不明白后一个弗兰克怎么能做那些事呢。前一个弗兰克看着后一个弗兰克说道，“汉斯，你是一个多么卑鄙的人。”安德勒斯告诉弗兰克，把他的心里话留着向凯利医生说去，现在听尼夫少校讲话。
随着午后的阳光渐渐消失，监狱里变成单调的灰色。尼夫觉得累极了。他还有一间牢房要去，即在最里面的角落，关押着阿尔贝特-斯佩尔的十一号牢房。斯佩尔最近刚刚来到纽伦堡，他痛苦地发现弗里兹-绍克尔在号牢房。对于绍克尔这个征募劳工的魔头来说，斯佩尔构成了最大的危险。对于被盟国称为奴役劳工的计划，他们两人谁的责任更大呢？是负责征募劳工的绍克尔，还是使用劳工的斯佩尔？斯佩尔必须谨慎行事。如果他试图把全部罪名栽在绍克尔头上，那么，他就会被当做在幕后操纵的策划人。如果他承担一切罪名，那么，遭殃的就是他，而不是绍克尔。早些时候，弗里兹-绍克尔给尼夫留下的印象糟透了。身材矮小的绍克尔留着希特勒式的辍须，站在他的牢房里，汗水从他的光头上流下来，他哀诉道：“我木知道任何有关反人类罪的事。谁为我辩护？这些律师我一个也不认识。”他的嘴颤抖着，泪水从他的面颊流淌下来。
斯佩尔则相反，他显得很镇定，不失尊严，他以一种有教养的声音，用流利的英语讲话。他看过起诉书后才开始讲话。他求生的第一步策略是，话必须说得恰如其分。他说：“这样的审判是必需的，即使在一个独裁国家里，这样的罪行也是要共同负责的。”凯利医生有礼貌地问斯佩尔是否愿意把那番观点写在他的起诉书上。
他们再也不是一群情况各不相同的俘虏了，他们现在都是被控有罪的被告，尼夫通知他们，对他们的审判计划在11月20日开始。他们还将受到审讯，但是现在不再要求他们回答问题。令尼夫吃惊的是，他们当的大多数人是多么急于不断地表白自己。
29
凯利少校发送完起诉书后，就径直从C牢房区安德勒斯上校那里，沿着门厅回到他的办公室。作为一个监狱的精神病医生而不会说德语，他觉得懊丧。他相信用不着等到第二天，他就可以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凯利几乎没有察觉坐在一个角落里等他的军官，他正在翻阅精神病医生的一本专业杂志。他任重地站起来，自我介绍他是古斯塔夫-吉尔伯特上尉。
吉尔伯特说一口流利的德语，这是他从地移民奥地利的双亲那里学来的。虽然吉尔伯特是一个心理学家，但是在战争后期，他却在情报部门里审讯战俘。欧洲的战事结束后，他被安置在一个私人家庭里，同普通的德国人谈论战争。他很快就对他们带泪的、过饰非的说法厌倦了。他们从来没有人想打仗。他们不赞成迫害犹太人。他们一再唠叨的那句像诗一样押韵的话给吉尔伯特留下不能忘怀的记忆：“我们被驱使而误入歧途。”
吉尔伯特听说在纽伦堡需要一个懂得心理学的翻译，于是抓住时机调换了工作。但是他对目前这个位置并不十分满意。他当口头翻译是大材小用。而且，吉尔伯特注意到一个从未有过的机会，就像他后来写的那样，纽伦堡提供了一个接触“历史上控制得最好的社会病理学实验的机会”。是什么使明人加入到纳粹运动，并做他们所做的那些事？如果他能够走进这些牢房，就能找到答案。如果只有做四译一条路，那就这样吧。
凯利虽然觉得吉尔伯特的严肃有点多余，但是他毕竟是个能为他当翻译，何况还是一个像他一样搞心理学的人。他邀请吉尔伯特跟他一起沿着门厅来到指挥官办公室。他说，在他任用吉尔伯特之前，他需要得到伯顿-安德勒斯上校的同意。
3O
凯特尔和约德尔共事了很长时间，前者传递希特勒的命令，后者起草行动计划，他俩配合得非常默契。今天早上，当他们在操场上走动时，约德尔觉察到陆军元帅的脚步有些沉重。凯特尔在昨天已经受到审讯，约德尔低声问凯特尔，他被问到什么问题。凯特尔沮丧地说：“突击队命令。”约德尔点了点头。那就糟了。
阿门上校盘问他关于“突击队命令”的问题时，凯特尔想，他的解释必须让任何一个军人满意。他要让上校明确地理解，一个军官的职责是服从命令。阿门被凯特尔的回答弄得措手不及。在“伦敦宪章”，服从命令不是一项可以接受的辩护理由。凯特尔对阿门一个又一个地驳回他的回答感到惊讶，他怎样才能让这些人懂得希特勒的意志力呢？1942年8月的那天早上是个典型事例。他们在东普鲁士的一片松树林的元首指挥部“狼穴”里，这里地靠俄国前线。他们讨论的议程是一支加拿大突击队最近在被纳粹占领的法国城市第厄普海岸实施的袭击。希特勒大发雷霆，他指斥这些突击队员不是军人。希特勒有证据，这些突击队员是从犯人当征募来的。他扔给凯特尔一份报告。希特勒指出，看看这些强盗的所作所为。报告描述了德国犯人被绑在“死亡吊索”上，套索的一端系在脖上，另一端系在身后的双腿上，犯人们只要一活动，就会绞死自己。德国人还在一个突击队员那里发现一本英国《非常规战争手册》。希特勒念道：“不给敌人任何机会，现在不是堂堂正正地按规矩行动的日了，眼下，每一名士兵必须是一个潜在的暴徒……记着，你们要努力杀人。”凯特尔感到惊愕，他们要做全部的战略决策，而希特勒却长时间地对突击队员咆哮。他们是恶棍。他们破坏了《海牙陆战公约》他指出，强盗们不享有《日内瓦公约》规定的保护权利。
第厄普事件一个月后，十二名英国突击队员在挪威执行一项炸毁发电站的任务被抓获。希特勒宣布，从今以后，即使突击队员穿着军服自愿投降，也要把他们全部枪毙。希特勒说：“要把他们杀到最后一个人”，不需要什么审判。希特勒指示凯特尔和约德尔把他这些话写成正式命令向武装部队下达。凯特尔和约德尔这两个职业军人都明白，这个举动太轻率了。但是，他们也目睹过抗拒希特勒是徒劳无益的。冯-弗利希将军和冯-李布将军这两位出色的将领就因反对希特勒而被解职。1942年10月18日，凯特尔在“突击队命令”上签字后发布了这道命令。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使凯特尔的军人道德标准堕落的命令了。早在1941年10月，刚刚入侵苏联后不久，希特勒就告诉他的高级将领，必须挫败俄国游击队的行动。五十人抵一人，一百人抵一人，这是苏联游击队杀死每一名德国士兵应该付出的代价。他说，斯拉夫人简直就是畜生，“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沙皇制度都改变不了”。另外，苏联部队设立的政委是顽固不化的共党分，他们总是制造麻烦，甚至当了俘虏也是如此。他们一旦被抓获，就应杀掉。凯特尔应该按照希特勒的意思发布命令。
凯特尔回到他的指挥部，起草“报复令”和“政委令”。一个月过后，在一次苏联游击队发起的进攻，德国损失了十名士兵，二十人受伤，为了报复，德军将二千三百名俄国平民抓到一起，杀害了他们。凯特尔用紫色墨水签署的“报复令”、“政委令”和“突击队命令”的原件，现在就在司法大厦的件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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