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何尝不是如此呢？
可后来，我却放着生意不做了，放着钱不赚了，一门心思搞起了“华联会”。我要是继续做生意，每年怎么也能挣上二十万美金，以五年计算，那就是一百万美金的收入。
可是，我这五年放弃了对金钱的追求，为的全是华人的利益，不但自己不挣分文薪水，反而每年还大把大把地往里贴。如果把这几年各种费用支出及捐献的数目全部加在一起，足有数十万美金，折合成人民币就是几百万呀！
说实话，这几百万元人民币，如果放在海外华人中的巨富身上，可能是九牛一毛。可是，这些钱对于才出国五六年又有四五年拿出全部精力搞“华联会”的我来说，就不是一个太小的数目了。
还有，搞“华联会”，有一个时期几乎整日里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
陈大使，这您是知道的。
特别是九五年，为了严厉打击华人社区中的个别犯罪分子，为广大华商创造一个安定的经商和生存环境，我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斗争的最前列，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公布给全体旅匈华胞，作为举报电话。这样一来，华人社区的个别犯罪分子当然会把我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他们不仅叫嚣要出资二十万美金买我的脑袋，还气急败坏地扬言要杀掉我的全家。为了坚定我与犯罪分子斗争的决心，我是一步一把泪地把我的掌上明珠菲菲过继给西班牙的一个朋友的。
陈大使，您清楚，搞“华联会”，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当时旅匈华胞生存的客观需要。这话既不是“客里空”，也不是什么“大道理”。
那时的布达佩斯华人社区，一些犯罪分子为非作歹，大肆鱼肉同胞，抢劫、绑架、暗杀，无所不用其极。而立足未稳的华胞由于语言不通和不谙所在国的法律，一盘散沙，群龙无首，任人宰割，惶惶不可终日。
是“华联会”为广大华胞撑了腰。从而，“华联会”成了旅匈华胞的“主心骨”。
陈大使，说真的，搞“华联会”，不是没有好处可捞，也不是没有油水可沾。是我不想捞也不想沾。
比如一斗“四虎”时，“四虎”市场老板讲只要我对他拍卖商亭使用权来个不闻不问，配合他达到他该达到的目的，他就背地里塞给“华联会”和我六十万美元。无疑，六十万美元的诱惑力是巨大的。有了这六十万美元，如果回到国内存在银行里，靠吃利息一辈子也够吃够花了。可是，我要是私吞了这六十万美元的昧心钱，就要使广大华胞蒙受六百万美元的损失。这种缺德事儿，这种出卖人格和国格的勾当，我能干么？
然而，一斗“四虎”胜利了，广大华商的损失避免了，可我得到了什么呢？
当然，我得到了广大华胞对我的信任，但也被一些人讥笑为傻瓜和白痴！
要说委屈，或者讲气愤，莫过于一斗“四虎”中与屠永明合建“中国商城”的事情了。
陈大使，当时的实际情况您是清楚的，我也不想再重复。可事后，却有怀疑甚至诽谤我与屠永明穿一条连裆裤，合伙骗取华商的钱。
这不是颠倒黑白和无中生有又是什么？
我明明为维护广大华商的利益不惜肝脑涂地，却落了个“诈骗犯”的罪名。
更有甚者，居然有人诬指我是政治骗子，还向匈牙利警察；局“揭发”我是什么中国安全部门派过来的特务，还妄图武装一万名华人攻占布达佩斯进而夺取匈牙利的国家政权。
这些人良心何在？
这世道的公理又何在呀！
当然，“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会坦然处之。
但是，要说不委屈，不气愤，也不是真心话。
谁也不愿意让别人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
还有，办《欧洲之声》报。
这份报纸，究竟办得如何？我不说您也有公正评价。华胞们说她像《人民日报》海外版，便足以说明她是如何的热爱祖国和起到了广大旅匈华胞的喉舌作用。
但是这样一张深受广大旅匈华胞喜爱的报纸，却因办报经费拮据，久久陷入困境。为此，我不惜倾家荡产，我多次向国内有关部门求助，结果至今仍前途未卜。为此，我伤心透了。
这件事情因我们多次交谈过，也就不再重复了。
再有，人们通常的思维定势或者说社会上的处世价值原则，即无论干什么事情都有一个为什么或图什么的问题。
是呀，我搞“华联会”，到底为什么和又图什么呢？
为此，家人不止一次地问过我，朋友不止一次地问过我，我自己更是不止一次地自问自答。
我总觉得，人活在世上，没钱不行。尤其是在国外，不但没钱不行，而且钱少也难以生存。但是，人活着也不能完全是为了挣钱。如果这样，岂不成了挣钱的工具？岂不变成了金钱的奴隶？
再说，钱挣多少才是多呢？有了一亿想十亿，有了十亿想百亿。钱是无底洞，欲壑难填呀！所以，我以为钱是身外之物。挣的够吃够花了，就应该讲点奉献，做点公益事业，积累些精神财富。在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上，我觉得精神财富更难以拥有，因而也更有价值。
我这么讲，并不是说我搞“华联会”就证明自己有多么高尚，多么伟大。
我从来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凡夫，但却不愿成为一个俗子，不愿成为一个庸俗不堪的人。
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我理解，这种精神既有对物质财富的拥有，也有对精神财富的追求。一个拥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人才是真正的成功者。
不客气地讲，我自信将来我会成为“两种财富”的拥有者。
我坚信：即使今天不是，但明天我一定会是。
陈大使，最后这些话，本来是要作为前面的结束语的，没想到一写起来就收不住。
至此，我想用这样几句话作为对我纷繁的思绪和澎湃的情感的梳理和归纳：
祖国永远是我的母亲，我将永远做孝顺祖国的好儿子，任何时候都不会改变对祖国的一片忠诚。为了民族的尊严，为了旅匈华胞的利益，为了增进中匈两国人民的友谊，我乐意再当十年甚至二十年大傻瓜，不惜倾尽自己的毕生心血。
陈大使，我今天讲这么多，其中不乏倾诉苦衷，这绝不是为了求得一种愍情和垂怜，而是要求得一种认定和理解。
搞“华联会”，为广大旅匈华胞服务，这条路是我个人选择的，我将无怨无悔，不管遇到什么挫折和风险，我都会走到底。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陈大使，如果真有一天我把命搭进去了，我没有别的奢望，只希望祖国母亲在送给我的花圈上写上：“中国人民的好儿子——张曼新”，或“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张曼新”，我便不枉此生，可以毫无愧赧地暝目，含笑九泉了……
张曼新这份感人至深的不是遗嘱的遗嘱，字字句句饱含着一个海外赤子真挚的情感，催人泪下。
张曼新由上海回到北京，首先告诉笔者，“四虎”市场老板弗兰茨两日前不幸逝世。他已经发了一封唁电，悼念弗兰茨开辟“四虎”市场，对于促进中匈两国人民的友好和繁荣匈牙利市场所做出的贡献。他还情感真挚地说，尽管他曾几次领导华人罢市，与弗兰茨作过斗争，那是双方各自维护各自的利益。为了中匈友好，后来他们成了好朋友。
接着，他告诉笔者另一个消息，即中匈人民友好协会已注册成立，他将担任会长，今后肩负的使命会更艰巨。说罢交给我一张报纸，报纸上刊登着一篇文章，那醒目的标题是《当他心脏停跳的一刻——华山医院抢救匈牙利侨领张曼新纪实》。
此文是这样描述的：
二月七日下午一点多钟，华山医院急诊部急速驶来两辆轿车，一位脸色苍白、身体疲惫的中年男子，在同行者的搀扶下进入急诊室。当班的刘艳医生马上迎了上来。她为病人量了血压：正常；又听了心脏：无大问题。但医生放心不下，又给病人做了心电图检查。突然，心电图显示仪上，上下起伏的电波出现了横线条。病人心脏停止了跳动！
现场气氛立即紧张起来。医生一边叫护士叫急救车来，一边立即从椅子上跳起，伏在病人的身上做心脏起搏抢救。在病人身旁陪着的市侨办副主任杨玉环女士迅速拿起桌上的电话，拨通了院党委电话，她急切地告诉院党委领导，病人是我们市侨办请来的重要客人，请你们一定要尽全力抢救呀！
“张曼新会长！张曼新会长！”陪同张曼新前来的旅匈华人孙伟达先生、杨一稼和赵凌华女士都含着泪大声地呼叫着。然而，曼新没有睁开眼睛，他也许太累了，需要休息。
急诊室里，医生仍在加紧进行心脏起搏抢救。一下、二下、三下……心脏没有跳动；一秒钟、二秒钟、三秒钟……张曼新没有睁开双眼。约摸过了三十秒钟，奇迹出现了，张曼新的眼睛睁开了。他风趣地对医生说：“你怎么敲得我这么疼啊！”说着，他又大量呕吐起来……
当张曼新由北京返回布达佩斯，在机场迎接的有“华联会”常务副会长周永平、副会长杨一稼、牟国量、马良、倪伟林等，还有张曼新的妻子朱宝莲。一见张曼新的面，朱宝莲幽默地说：“老张头，你现在是属于我呀，还是属于‘华联会’？”
张曼新一笑：“我听大家的。”
倪伟林对朱宝莲笑着说：“嫂子，论法律，你们是夫妻，张会长应该属于你。不过，要论张会长肩负的责任，我们现在该把他带到‘华联会’，因为有许多工作急着要向他汇报。嫂子，你说该怎么办？”
朱宝莲也一笑：“看来，我们家真要把这个老张头除名了。”
“这样吧，”周永平见张曼新脸上的气色不好，马上说，“还是把张会长归还给宝莲嫂子吧，关于‘华联会’的工作，我们一起跟着去他家，叫张会长也尝尝家庭办公的滋味。”
周永平一行随张曼新来到他家，谈了两个小时的工作，才离去了。
张曼新送走了周永平等人，虽然感到浑身疲惫，但他只是倚在沙发上稍微打了个盹儿，睁开眼双手一搓来了个“猫洗脸”，又精神抖擞地投入到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第六届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之中了。
火热的向往。
赤诚的企盼。
艰辛的奔走。
慷慨的付出。
珍重吧，张曼新。
猛士当壮行。
好人一路平安。
1999年5月5日改定于北京鹰瞰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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