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国桢传
宋新勇\t陈德仁
乔国桢是陕西渭北农民运动和北方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历任中共三原、华县县委委员、河北省井陉县委书记、唐山市委委员兼组织、天津下边区区委书记和顺直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天津河北省第三监狱党支部书记、迪化(今乌鲁木齐)疆域第四监狱联络员等职,曾七次被捕入狱,坐牢五年零一个月,坚贞不屈,机智地组织监狱斗争,被誉称为“白区斗争的楷模”。1945年7月31日,病逝于国民党疆域第四监狱。
(一)
乔国桢,乳名虎儿,原名乔如桢,号干卿,曾化名王拯民、高鹤龄、焦复生、高成、高乔、高子香、乔干卿、乔胶治、贺凝、蒙子学等。1907年3月15日,乔国桢出生在陕西省佳县店镇乔家寨一个农民家庭。父亲乔兴斌,字焕章,清末秀才,一生务农,兼做小生意和为商店当会计。1929年秋,乔兴斌修剪枣树时,跌伤后逝世。母亲勤劳贤淑,先后生三儿一女,大儿子乔国栋,二儿子乔国桢,三儿子少亡。1934年大儿子病故后,母亲含辛茹苦地把两个孙子抚养成人,1949年去世。乔国桢幼年随父读古书,1916年入本村冬书房,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启蒙书。1918年入甘倍私塾,由于聪明好学,成绩最好,乔如章先生称他是个“怪才”。1920年入店镇小学读书,1922年升入佳县单级师范班,学习三个月,后转到山西汾阳教会学校———免费的民义中学。1924年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三班。乔国桢在校长李子洲(共产党员)、教务主任杨明轩、国文教员王懋廷(共产党员)等老师的关怀和引导下,孜孜不倦地学习,阅读进步书刊,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同年9月,经王懋廷、杜嗣尧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党员。
寒假前夕,乔国桢因抗议思想顽固保守的算术老师王汉斌而带头抵制算术考试,第一个交了白卷,被陕北镇守使井岳秀威迫而离开学校。他受团组织派遣赴燕京,持李子洲、杨明轩写的介绍信,与陕籍北大毕业学生刘天章接上关系。刘天章是经李大钊介绍入党的,协助李大钊在燕京做党的工作。不久,刘天章根据李大钊的指示,随国民军第二军(简称国民二军)进驻河南,到开封国民二军办学兵队,乔国桢转赴开封入学兵队学习,后任班长、排长。学兵队成立中共支部,刘天章任书记,乔国桢先后任党小组长、党支部干事。1926年3月,国民二军与直奉军阀作战失利,败退豫西,4月乔国桢赴燕京向党组织汇报。
1926年春,为了培训北方农民运动骨干,中共北方区委陆续派青年到广州学习。乔国桢等14名陕西籍青年奉派至毛泽东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学习,后又从上海、黄埔军校各派一名陕西籍青年到讲习所学习。在农讲所,乔国桢聆听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农民运动》、周恩来的《政治与军事》等课程,豁然开朗,懂得了更多的革命理论,特别是对农民运动有了新的认识。通过实地参观海陆丰地区农民协会,亲眼看到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威力和做法,他信心倍增,学习到如何发动农民参加农会,推动大革命运动。乔国桢军事训练认真吃苦,通过实弹射击、紧急集合、野外军训,他的军事素质有很大提高。实弹打靶三发三中,野外演习表现突出。军事队长姓赵,是广东人,他的广州话北方人不容易听懂,急坏了陕西学生。由于乔国桢在开封学过军事知识,当过班长、排长,对队长的示范略知一二,因而成为北方学生的翻译和小教练,促进了军训顺利进行,也显示出他的领导才能。给他们上课的还有萧楚女、邓中夏、李立三等老师。他和杜松寿同学,专门拜访过萧楚女老师,受益匪浅。同年10月农讲所第六期结业,乔国桢等16人被派回陕西从事农民运动。
1926年初冬,西安正处在直系军阀刘镇华的重兵包围之
中。刘镇华率10万镇嵩军,从1926年4月围攻西安已7个月,
战斗非常激烈,情况十分危急。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率领
国民军联军在五原誓师,兵分两路援救西安,于10月12日先解三原之围。乔国桢随着在广州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驻陕办事处,就落脚在三原县的渭北中学。11月28日,援军与杨虎城、李虎臣、卫定一领导的守军内外夹击,敌军败退,西安古城解围。中央农民部驻陕办事处移驻西安,与后成立的国民党陕西党部农民部合并,领导陕西的农民运动。
乔国桢留在富平县庄里镇,后又去三原县武字区,搞农民运动。他还在国民联军史可轩师长办的三原农民运动讲习所上过课,给三原的农民骨干讲农民运动的意义、组织和活动内容,也介绍海陆丰农民运动的生动事迹,很受欢迎。他身穿半截大衣,走村串寨,给娃娃们唱《打倒列强歌》。遇到农民,铜铃一摇,等农民围上来看热闹时,他往土堆子上一站,便开始宣传讲演。他从农民缺吃少穿,讲到土豪劣绅压迫剥削;从反动官府横征暴敛,讲到成立农民协会的好处;从苏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意义,讲到自己在广州和海陆丰地区的见闻。他大声疾呼:“工人有工会,商人有商会,农民要生存,就要成立农会。”农民听后,都感到新鲜,知道农会是庄稼汉的组织,是为老百姓办事的,于是奔走相告,跃跃欲试。乔国桢见农民已发动起来,便吩咐积极分子刻公章,制红旗,筹备建立农民协会。
1926年12月14日,雪花飞舞,三原县武字区①的农民手持梭镖、铁叉、木锨,打着旗帜,从四面八方涌向大寨村的汉圣母庙。乔国桢站在一张桌子上,宣布农民协会成立。他抡着胳膊说:“农民协会是咱们农民自己的组织,是为地方群众办事的,要想不再受军阀的欺压,不遭土匪抢劫,保护地方,我们就得组织起来,扭成一股劲,起来斗争。②”大会选举乔国桢为农会主席,唐亦民为副主席,张振海等九人为委员,下辖五个分会。在大会上,乔国桢宣布取消地亩附加税,消灭土匪,禁止赌博等措施,深受农民欢迎。他叙述朱村小偷朱牛偷牛案,发动农民评判,矛头直指武字区民团团长王厚庵,揭露他从中贪污和企图给农会下马威,引导农民声讨他的罪行,不断高呼:“打倒王厚庵!”
①1919年至1933年,三原全县分:整、军、肃、武、同、心、合、力八个区,下辖68个分团。
②肖德印:《红旗初举》,1958年《延河》第10期。
在这次大会上,乔国桢代表农会宣布解散当地的民团,撤销王厚庵的团总职务,成立了农民自卫队。后来,国民军联军驻陕独立第一师师长、共产党员史可轩,派人送来十支马拐子步枪,以示祝贺。农会成立后,趁热打铁审判几个案子。一是焦村财东崔福成仗势欺人,霸占胡老本十多亩地案;二是刘德成霸占曹庄子寡妇十多亩地案。乔国桢、唐亦民多次到三原找县长交涉税收,把商二农八税收改为商六农四,减轻农民负担。农会在防匪、治安、禁赌、检举坏人、提倡妇女放脚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武字区农民运动高涨,带动全县的农民运动日益高涨。接着成立了省党部农民运动委员会,乔国桢、马介人(蒲城人)、严木三被任命为省党部农民部渭北区办事处负责人。渭北地区农民运动办事处召集会议,乔国桢报告了武字区农民运动的情况和经验。到1927年4月,三原县成立区农民协会6个、村农民协会
154个,参加会员约5万人。在全省列长安县、五一县(今渭南市临谓区故市镇)之后,为全省第三。农会各项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把农民真正发动起来了。从此,农民扬眉吐气,土豪劣绅闻风丧胆,要求加入农会的人越来越多。大革命时期的陕西农民运动轰轰烈烈,无论数量上、质量上都处于全国的前列。
1927年初,陕西革命运动处于高潮,乔国桢任中共三原地委委员。乔国桢十分注意在农会骨干中发展党员。一天,他把肖德印叫到村外,讲党的性质与纲领。当肖德印表示愿意入党时,他又说:“参加了共产党闹革命,可不能三心二意,就是敌人把刀搁在脖子上也不能动摇。”肖德印入党后,斗争更坚决,工作更出色。乔国桢先后发展农民党员17人,组成三个党小组,后成立了党支部。
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国民党左派为主体的中国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会于1927年4月21日至27日在西安举行,大会通过了《农民运动报告决议案》。由于乔国桢忘我的工作精神和出色的组织才能,在渭北地区享有很高威望。农民亲切地称他为“农运大王”、“办好事的乔国老”①。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原国民军联军改称)总司令冯玉祥也称赞说:“人们还说我的兵多,我的兵到场的还不及乔先生领导的农民的1%。”②
(二)
乔国桢领导农民运动的事迹家喻户晓,土豪劣绅恨之入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几个豪绅密谋派人在楼底坡地暗杀乔国桢,捣毁农会,但没能得逞。
1927年7月,三原驻军奉命实行“清党”,派兵到三原武字区,包围农民协会,枪伤肖德印,逼问乔国桢的去向。肖德印守口如瓶。乔国桢闻讯后,和唐亦民看望受伤的肖德印,不幸在富平庄里镇被捕,关押在三原县城驻军田玉洁部队的军法处。
三原武字区农民获悉乔国桢被捕,纷纷到县城探监。有的带上自己家里打的“干馍饼”,有的带上在街上买的西瓜,有的写信抗议,有的联名写保释书,每天有近百人。看守的士兵深受感动地说:“像乔国桢这样的人,过去还从来没有见到过。”
①刘护平:《悼烈士乔国桢同志》。1951年7月1日《疆域日报》。
②赵通儒:《乔国桢烈士略传》,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驻军见乔国桢在老百姓中影响很大,感到惊慌,连忙把乔、唐两人单独关在狱神庙,支了床板,换了干净衣服,不敢怠慢,甚至开始尊称他“先生”。
不久,许权中旅长①率部路经三原,得知乔、唐二人被关押,几经努力,始将乔、唐二人营救出狱。
11月,乔国桢到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后,被派到
长安县负责军事工作。12月,他奉命去华县高塘镇,化名王拯民,公开职务是高塘民团军事教练,党内任中共华县县委委员,负责军事工作兼军事部长。
在高塘,乔国桢和民团团长、共产党员赵锡琰(即赵和民)一起,严格地抓军事操练,还派人到许权中旅带回一些子弹和手榴弹。这期间,他带领民团镇压土匪头子,打击土豪劣绅,缴获不少枪支弹药,还为省委筹集了部分资金。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潘自力到高塘检查工作时,表扬了乔国桢等同志。
国民党当局对高塘农民武装的蓬勃发展十分仇视。1928
年2月,华县县长段紫光和县公安局长李镇山撤销了赵锡琰的团长职务,委任恶霸王文凤、姬捷三为高塘民团正副团长,企图夺取民团的领导权。
3月7日,乔国桢巧施妙计,召集四五百名武装农民、六七百名徒手农民和二百余名学生集会,欢迎“新团总”。大会开始后,乔国桢突然命令将王、姬两人捆绑,押上台斗争。群众质问:“花了多少钱当上团长?”王文凤装死,姬捷三被吓呆,群众纷纷要求枪毙这两个恶绅。乔国桢见目的已达到,贯彻县委决定,劝住群众,把王、姬押送县城处置。①许权中,陕西临潼人,中共早期党员,时任旅长,1943年12月被杀害。
段紫光恼羞成怒,立即电告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3月8日,师长田金凯奉命率兵一个营突然包围高塘小学、谷堆小学和高塘民团。由于民团早有防备,敌人扑了个空;乔国桢携带手枪,机智脱险,来到钟金耀(即钟师统)家中隐蔽。当晚,他和县委负责人陈述善、赵锡琰商量对策,决定以钟金耀家为临时指挥部,继续开展斗争。敌人在袭击高塘学校时,抓走李维俊校长,杀害于西安北稍门。
几天后,华县公安局长李镇山带50多人进驻高塘。他神气十足地住进敬胜隆号,妄图打击农民武装。乔国桢前往县委送信,路经南庞家园附近再次被捕。他被带到李镇山面前,有人要他跪下,他怒目而视地说:“你看我是下跪的人吗?要杀就杀,岂有共产党员向人口头求饶的道理!”李镇山想缓和气氛,连忙说:“我和你们不结仇!你只要说出赵锡琰在何地,我想和他见面谈一谈!决无他意。”乔国桢说:“你不是已经看到信了吗?他调50支手枪来,不就是为了见面吗?你等着看,明天他就要来捉你了!”李镇山想到自己不是他们的对手,于是过了两天就下令放了乔国桢。
不久,中共陕西省委改派乔国桢去中共洛南县特支工作,任特支宣传,并负责农运、军运工作。当时许权中旅长率部暂栖李虎臣部,被编入新编第三旅,在洛南整训。
1928年5月,李虎臣联合陕军,再次掀起反冯玉祥战争,命令许权中旅主攻潼关县城,并派兵包围西安。当时,陕西省委正筹划渭华暴动。乔国桢被派往许权中旅任连长。当部队激战在潼关北山时,刘志丹、唐澍接到省委命令,率部分人员赶往渭华暴动。乔国桢率一个营的兵力,急行军赶到,参加渭华起义,参加地方党组织举行的欢迎大会,在高塘镇宣布西北工农革命军正式成立,唐澎任总司令、刘继曾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革命军分四个大队及骑兵分队、赤卫队,乔国桢任中队长,并任中队党的书记。由于敌众我寡,敌人派重兵围剿,唐澍、薛自爽等人牺牲,起义遭受重大挫折。
1928年7月,渭华起义失败。乔国桢奉命化装脱险到达天津,找到党组织,担任中共顺直省委平汉、平绥铁路秘密交通。1929年1月,乔国桢被中共顺直省委任命为井陉县委书记,在横西矿当矿工,发动组织工人运动。
1929年6月,乔国桢改任唐山市委委员兼组织,负责工运、军运工作。乔国桢到唐山林西矿、赵各庄开展工运工作,化名高成,住在工人杨永福家中,白天下矿劳动,晚上与工人促膝谈心。一天,他从矿井刚上来,听说工人正在与黄色工会头子辩论,脸也顾不得洗,马上赶到现场,挺身而出,驳得对方哑口无言。他用大量事实揭露黄色工会每月收工人千元会费,不给工人办事的骗人把戏,提出应由工人查账,进而改组黄色工会的主张,得到工人们的拥护。这场斗争的胜利使林西矿工人更加团结一致,向矿主要求提高工资待遇。乔国桢注意在斗争中培养工运骨干,从工人中发展了20多名党员,建立了中共林西矿支部。
1929年11月,乔国桢在南岭工房十三号工人贾永发家中召开纪念十月革命会议,被敌人发觉,第三次被捕,押送唐山,监禁在国民党市党部。乔国桢化名焦复生,据理坚持斗争,七天后的一个深夜,乘敌人警戒松弛,机智翻墙脱险,但双腿跌伤,忍痛拄着棍子离开唐山,回到天津。党组织安排他隐蔽养伤,半个月后被派到天津下边区(即纱厂区)任区委书记,不久又调任天津市总工会书记、中共顺直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天津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商业城市,河东、河北、租界和下边四个区委,都归中共顺直省委直接领导。下边区工人比较集中,党的秘密机关设在河东,乔国桢则住在租界,不论去机关开会还是到工厂巡视,往返都有30里路程。他有时坐人力车,有时手中没钱,拄着拐杖步行,从未因自己腿伤而耽误工作。因经费奇缺,他常常一天只能吃上两个烧饼或一个窝窝头,有时身无分文,饿着肚子奔忙。工作做完了,才找到周铁忠,请她熬点稀饭喝。战友们关心他,他说:“我饿点不要紧,我的工作比你们轻,你们要下车间干活,饿了是不行的啊!”
当时,“左”倾错误路线在中央占主导地位,错误估计革命形势,从中央到地方成立各级行动委员会,准备在全国举行总暴动。省委也布置“五一”节发动游行示威、飞行集会、罢工罢课。乔国桢与张明远交换看法。乔国桢认为敌人强大,群众工作薄弱,在天津不具备举行罢工和暴动的条件,应扎实做好基层群众工作。但他从组织原则上,还是执行中央和省委的有关决定。
乔国桢派周铁忠①到宝成纱厂工作,并通过周铁忠指导工人运动。有天晚上,他在下边区工作到深夜,无法回市区,在叫
①周铁忠,中共党员,乔国桢的爱人。早年投入长沙学生运动,加入北伐军,参加过南昌起义、海陆丰暴动。在天津,当过北方局交通,参加工人运动不幸被捕入狱,表现坚强不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天津市纺织工业局工作,曾任政协天津市委特邀委员。
纱厂工人张玉的门时,被巡捕发觉。一刹那,警笛直鸣,情况危急。乔国桢急中生智,打开周铁忠的家门,躲避追捕,才化险为夷。第二天早晨,周铁忠下班后见乔国桢在屋内,觉得奇怪。乔国桢说明了夜间的险情,周铁忠深为感动,决定与乔国桢结为革命伴侣。他们结婚后,在郑庄子的海河对面小刘庄,找了一间房子,既是秘密住处,也是党的秘密联络点。三星期后,周铁忠不幸被捕。乔国桢一边通过组织积极营救,一边坚持斗争,利用小刘庄秘密住处达半年之久。
1930年4月29日,乔国桢在天津杨庄子三十二号开会时,因叛徒出卖第四次被捕,关押在天津巡捕局。他化名高子香,一身农民打扮,用关中话巧妙地回答敌人说:“我是从陕西乡下来找亲友谋生的。”敌人严刑拷问,他始终不改口供。敌人无奈,按政治嫌疑犯,判他有期徒刑一年,囚禁在天津小西关河北省第三监狱。
当时,三监已有中共秘密支部,书记是傅茂公(彭真),委员有郭宗鉴、詹大权、叶玉文、卢福坦(狱中名韩振明)。乔国桢入狱后,担任了支部的组织工作。狱中难友的思想比较混乱,有人提出“夺取武装,暴动出狱”的冒险主张,有人则消极地提出停止活动,“等刑满出狱后再讲斗争”。乔国桢积极协助傅茂公等党组织负责人,做难友们的思想工作。他利用放风的机会,对那些持冒险主张的同志说:“监狱外边还有高墙,暴动出狱一定会造成严重损失。我们党员是战斗员,要抓紧一切时机进行合法斗争。”对个别思想消极的难友,则鼓励他们提高斗争勇气,使党支部制定的监狱斗争任务和策略,得以贯彻落实。
5月30日,政治犯提出改善伙食、去掉脚镣、白天放风、改善医疗条件、允许购书、购报等八项书面要求,催促狱方答复。中共三监支部提出:这些合法要求如果遭拒绝,就进行绝食斗争,并强调了绝食后的纪律:不许单独复食,不许超出规定范围砸门毁物,不许乱喊乱闹,不许向监狱泄露政治犯内部情况和斗争计划。接着,党支部通过写密信和亲属探监两条渠道,将狱中斗争计划上报省委,争取社会舆论和各界力量的声援。
6月中旬,狱中难友魏振华因患重病得不到治疗而逝世。噩耗传开,同志们异常气愤。党支部因势利导,一面向狱方要求开追悼会,尽快答应八项要求;一面向难友做思想工作,使全体政治犯认识到只有团结斗争,才能生存下去;并决定绝食一餐,以示哀悼和向狱方示威。十多天过去了,监狱方面对政治犯的要求拒不答复,监狱党支部遂决定7月2日开始绝食。乔国桢组织孙振武等同志书写了80多封信,分寄中外通讯社、报馆和部分大学,呼吁社会各界声援第三监狱的绝食斗争。
绝食的第一天,监狱长把一部分政治犯关押在单人牢房,将傅茂公、叶玉文、李运昌、李光汉等20多人转往陆军监狱,妄图用分散转移的办法达到破坏绝食斗争的目的。党支部要求留在第三监狱各监房的负责人做好难友思想工作,击破敌人的阴谋。乔国桢利用上厕所、打水等机会,向大家传达支部要求,鼓励大家坚持斗争。
敌人的阴谋被挫败,绝食斗争坚持进行。第五天,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天津市主薄曾延毅害怕事态扩大,急忙带随从到第三监狱同政治犯谈判,表示答应政治犯提出的八条要求。乔国桢等提出要派代表到陆军监狱看望傅茂公等人,并征求他们的意见。经过争执,乔国桢等终于坐上汽车来到陆军监狱。傅茂公等听了汇报,认为八项要求警方基本答应,可以复食。随之,第一次绝食宣告结束。由于绝食斗争的胜利,政治犯去掉了脚镣,吃到了细粮和蔬菜;白天牢门不关,政治犯可以互访交谈,做操,跑步;家属探望次数增加,报刊、书籍检查放宽。
因傅茂公等仍关押在陆军监狱,三监的中共支部干事会改选,乔国桢任书记,张明远(高子林)、金城、刘慎之(刘振邦)等为干事。党支部总结了绝食斗争胜利的经验,要求大家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应付敌人反扑,同时组织文化组和理论组,请老同志讲党的历史,请人讲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以提高理论水平和斗争能力。
9月初,监狱长更换,敌人果然寻找机会报复。16日,共产党员张宗信,因患肺病得不到治疗,惨死狱中。政治犯悲愤交加,推举代表同狱方交涉,要求向死者遗体告别,尽快实现许诺的要求。狱方竟悍然宣布取消各种待遇,把代表关入单人牢房。17日晨,牢房门不开,政治犯重新带上脚镣,饮食也恢复到极坏水平。
乔国桢和张明远商议后,决定即日起开始第二次绝食斗争,提出:“反对监狱虐待”、“恢复被取消的生活待遇”等要求;同时将这一决定秘密上报省委,并投稿《大公报》,揭露狱方虐待政治犯的罪行。敌人阴谋败露,被迫于第四天重新打开牢房,送回单独监禁的同志,恢复了上次绝食斗争后得到的各项待遇。
党支部十分重视难友的学习,设立政治理论、文化、外文组,个人根据自己的水平和爱好,选读马列著作,学习文化知识;请懂军事的同志讲解军事常识和作战要领。乔国桢带领大家做早操,进行简易军事操练。党支部发展了几名新党员和几名新团员,还培养了几名积极分子。乔国桢强调团结全体政治犯,如反阎(锡山)派、黄色工会小头目、搞保皇复辟活动的“龙虎军”等,共同进行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他严肃批评脱离实际、主张开始作各种准备工作、创造越狱条件的盲动思潮,以统一思想,善于斗争。
Copyright 2021宝石小说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