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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曾子即曾参，名参（音骖），曾（音增）为氏，字舆。曾参之参常有人（包括我自己）读如身，包括有些书上也是这么说的，是有误的。古人的名和字在意义上是有联系的，比如屈原，名平，字原（广平曰原——尔雅）；又如子路，名由，字路，路通辂，即古代的一种大车，由就是顺道而行的意思。曾参之参即通骖，古代驾车的马如果有三匹或四匹，两旁的马叫骖，中间的马叫服，舆就是车之意。

按照史记的记载，曾参是孔子的弟子，小孔子四十六岁。他是鄫国流亡太子巫的玄孙，鲁国南武城人，不知道是山东的平邑县还是嘉祥县，貌似这两个县还在争，孰是孰非，搞不清楚。鄫国据说是夏禹的后裔，鲁襄公六年（前567年）亡于莒国（见于左传），太子巫流亡至鲁国南武城定居。曾参之曾即表示其为鄫国后裔。

曾参是很有名的道德先生，据说《孝经》就是他写的，留下了啮指痛心曾子烹彘曾子避席曾子居卫曾子换席等成语典故，是著名的二十四孝之一。其实孔子死后，曾子的地位并不高，孔门十哲也没有曾子，今天曾子的地位是宋儒明儒的创造，复圣宗圣的称号也是这帮人弄的。现在曾子的名气反而比孔门其他所有弟子都要大，这是后人根据当时的政治环境作出的选择。

这篇内容很好理解，没有什么生僻字难解字。“省”读如醒，即反省之意。“吾身”即自身，即自己。“三省”有解为三次反省的，有解为多次反省的，有解为从三方面反省的。其实从本篇文字看，就是“从三方面反省”的意思。哪三方面？就是：“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没有必要庸人自扰为圣人讳，并不是圣人句句话都是微言大义的。

“忠”，古人拆字解字，有“中心为忠”之训。中，中庸有“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的说法。心，即将心比心尽心之意。简单地说，“忠”就是不以自己的感情好恶尽心为人做事。李零说，“忠”就是替人谋事，要真心真意全心全意，绝不糊弄人。我觉得李零先生忘了个人感情的问题了，“忠”字在儒家思想中包含了“不发个人感情”之意。

“信”，从人从言，本义即人言；古人拆字解字，有“人言不欺”之训。《说文》解“信”为诚，杨雄《法言》有“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之说。从今天看，“信”字的含义并没有多大的变化，我们现在的信用卡还是用这个“信”字，说白了，“信”就是说话算数恪守诺言。

“朋友”即朋和友，和今天的朋友有所不同，“朋”字前面有解释，这里依然是同门之意，“友”需要解释一下。汉儒孔颖达解“友”为同志，即志向相同的人，现在我们也经常称人同志，也是一样，就是古汉语“友”之意。在古代社会，人际关系也就那么几种，除去血缘姻亲的亲戚关系，以及政治上的关系，基本就剩下“朋”和“友”了。“朋友”这个词在古汉语中也是经常出现的，但和现代汉语的“朋友”并不是一回事，这是读《论语》时需要注意的。

“传不习”之“传”一般书都读如船，解释为老师传授的内容，意思上也差不多，但我觉得有些地方还是值得商榷的。这里给出我的个人观点，供参考。“传”应读如篆，属于一种书籍体裁，用现代汉语解释就是老师的课件，在当时，把老师教授的内容记录下来应该就是“传”。比如春秋三传，就是传自三个老师，我想在当时春秋应该不止三传的，只是其他老师的传因为各种原因而消失了。顺带说一下，《论语》的“语”也是一种书籍体裁的意思，应该是记录对话内容的书籍体裁，比如现在流传下来的《国语》，具体的论证可以看看吕思勉先生的《先秦史》。

曾子这句话的名气很大，常有人用三省省吾省身这样的名字，《论语》中这样的篇章里并不多。

1.5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这篇只有短短的二十个字，我觉得却蛮有趣的，有两个地方的解释会让这句话的意思有所区别，分别是“道”“节用”。

“道”有训为导，解为领导引导的；有直接解为治理的。传统的注释都解为治理，李零主张解为领导引导，其实就是训为导，确实也有版本直接就写作“导”。两种说法都解得通，区别也不是很大。个人觉得，把“道”看作古汉语中的名词动用，可能更靠谱一点。这里的“道”就是让“千乘之国”以孔子的主义（孔子之道）运行的意思，就好比中国目前以马克思主义运行一样，这样解我觉得更有深度，更符合孔子原意。

“千乘之国”在春秋时期是为大国，指能出兵千乘战车的国家，这在当时不是随便一个国家就能办到的。《司马法》中记载了两种战车编制，一种为三十人制，一种为七十五人制。三十人制是由车上甲士十人车下从徒二十人组成。七十五人制是由车上甲士三人车下步卒七十二人组成。从考古发掘看，车上应该是甲士三人，千乘就应该是甲士三千步卒七万二。当时的鲁国也算是千乘之国，但并不是当时的一流强国，当时的一流强国主要是齐晋楚秦这四个国家，所谓春秋争霸基本上就这几个国家的事。

“敬事”在当时是一个很常见的词，一般解为敬业兢兢业业，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节用”是需要注意的，基本都解为节约用度，好像也没有人对此有疑问，其实这里是有疑问的。古汉语中，“节用”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节约用度”，一个是“按时节取用”。两种解释意思上是很有区别的，“节约用度” 讲的是节俭节约，“按时节取用”就是用之以时取之有度。这里的“节用”应该就是按时节利用的意思。

孔子是不大讲节俭的，孔子曾评价管仲不俭，但依然不妨碍他认为管仲“如其仁”，仁在孔子这里是很高的标准，孔子自己就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虽然我不敢说这就不是孔子的谦虚之语，但《论语》中孔子极少评价某人为“仁”的，能评价管仲为“仁”，是极高的评价，是否节俭在孔子这里并不重要。

孔子其实是很向往那种贵族的奢侈生活的。孔子自己就说：“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孔子晚年，行则有车代步，衣则“缁衣羔裘，素衣鹿裘，黄衣狐裘”，食则“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沽酒市脯不食”（张荫麟语）。孔子对于奢侈的评价并不是我们今天想象的那样，我想很多人自己内心里对奢侈的生活都不像自己嘴里说的那样反感吧，真正反感的是那个奢侈的人不是自己而已。

讲节俭的墨家而不是儒家，儒家是讲按时节取用的，本篇的“使民以时”就是这个意思。《孟子•梁惠王上》说：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我想这段话就是本篇“节用”的最佳注脚。

“爱人”讲的应该是儒家的仁爱，不是墨家的兼爱。什么是仁爱，以后再说。

杨伯峻的观点，“人”有广狭义之分，广义的“人” 指一切人，狭义的“人”只指士大夫献上各阶层的人。“民”指下层大众。这里“人”和“民”相对而言，“爱人”之“人”为狭义。这明显是受了郭沫若的影响，郭沫若的学术我认为就是“政治学术”，不能苟同，如果你还有点人格的话。

我个人观点，古汉语中“人”并没有以上的狭义，这从国人野人余一人庶人这些说法中就能看出来，“人”就是指一切人。

“民”确实是指下层的大众，从事生产作业的劳苦大众，不一定仅仅指被统治的族群。民从尸从氏，现在一般解为当地不迁徙之氏族，郭沫若对“民”的解释是不正确的。

春秋时期，距离文武周公时代已经很遥远了，各诸侯国与周王室的血缘关系早已微不足道了，加上周王室衰微而诸侯争霸，各国兼并战争频繁，各国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鸿沟逐渐被填平，原来的以血缘关系联系的乡党结构也逐渐被“编户齐民”的书社所替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徐中舒杨宽的相关著作）。孔子就处于这种社会自我改革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前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于是有了两种思想。一种是取消礼，以刑治国，这就是法家，就是说把原来只适用于下层的“刑”向上推广，适用于除皇帝以外的任何人。一种是取消刑，以礼治国，这就是儒家，就是说把原来只适用于上层的温情脉脉的有爱的“礼”向下推广，这里的“爱人”就是孔子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说出的话。

“使民以时”之“时”就是时节的意思，就是说老百姓在农忙的时候，你就不要再让他们服劳役了，免得耽误了他们种地，将来你收不到粮食，劳役等他们不忙的时候再让他们服啊。春秋左传中有非常多这样的例子，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