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子皓在我身旁，也搭手在栏杆上，望着水面不说话。我转头嘴角一弯：“好玩不？”
“好玩——”他似无可奈何，“也就你想得出来。”不过话毕眼里又有笑意，若有所思，“这里拍照倒是不错的。”
“哈！我可是你的艺术指导！”我摇头晃脑，嘚瑟起来，但不一会儿又安静了。“你知道吧，这里让我想起江边。”
“书立，其实我一直不明白，你说的江边爸爸、江边妈妈是谁？”
我的故事讲得糊里糊涂，梁子皓现在才想起来问。
“我叫他们爸爸妈妈，以后就称为干爹干娘吧。他们血缘上是我姨妈姨父。”
闭塞的中国中部乡村，重男轻女之风积弊甚久。九十年代，生出来不要的女娃扔路边是很常见的。贺先生当初在产房一看到我，面露难色：“扔茅坑吧！”
亏他当时还是小学教师，为人师表。我的江边姨父姨娘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大字不识几个，道理还懂，姨娘一声硬气：“你不想养，我还养不起吗！”便把我抱回了江边。
据说后来贺先生和林小姐装模作样，在镇里的坟地给我造了个小圆丘，泣声怆然：“我的儿，你死得好早！”
贺书奇便得以出生了。无奈最后漏了马脚被人告状，罚了两万块钱。
到了上学的年纪，我被接回镇上，放假了再回江边。
可是日子过得很艰难。四五岁的孩子，江边爸爸开着摩托车上了初春的大堤，要送我回镇上。春寒料峭，大堤右侧青碧的新田上空还飘荡着雾气，左侧的大江茫茫，爸爸呵斥我把手在他口袋里塞紧，我就躲在他身后避着寒风，眼泪巴拉巴拉掉下来，偷偷在爸爸衣服上擦干净。
多年以后我才了解，出门在外我一点都不恋家，上寄宿制初中、高中、大学，从不哭哭啼啼。这都是因为，我在很小的年纪，就不得不离开家了。
江边是我唯一的家。
小哥哥上中学的时候寄宿在林小姐家，贺先生百般看不入眼。小哥哥和我结成统一阵线，周末的时候回江边，老远的距离，爸爸看到他从大堤上走下来，一边抹眼泪一边哭：“那个贺书奇天天欺负我们家秋秋！”“那个阎王爷又打妹妹！”……我目不识丁的老爸怒上心头，提着锄头要去找贺德勤这禽兽理论。
可是我这小哥哥有一天又嬉皮笑脸：“不用担心我们家秋秋，这鬼丫头也不是省油的灯！”
秋秋是我在江边的小名，我真不明白，我生在春天，怎么叫秋秋呢。可是秋秋实在是比贺先生取的贺书立好听多了。我厌恶我的名字。
我打小足智多谋，心眼又在贺先生家磨砺得格外幽深曲折，自然不是省油的灯。放假了爸爸的摩托车前脚刚进江边的院子，我一个激灵在后座上就蹦起来：“老子又可以称霸王啦！”那当然是要称霸王，在镇上装了一个学期孙子。
好在我是个可造之材，全县第一的成绩让贺先生扬眉吐气，我在镇上的生活勉强可以过下去。哥哥后来却生了肝病，贺先生与林小姐以此为借口，回江边的时间缩得越来越短。
后来上海姨妈帮我们一家来了上海，林芳菲偏执地重女轻男，大约也是心里有过阴影。因此贺先生与林小姐对我便不敢轻慢。贺先生被扫地出门后，我就基本上告别家庭暴力了。
我突然间意识到自己讲得太多了，不知道梁子皓要怎么想，便噤了声。我才十四岁的年纪，还不懂得防备自己，又把梁子皓当成了亲切的朋友，一下子说了太多，自己也隐隐地觉得不对。
此时我们已经从公交车上下来，我俩站在图书馆附近的林荫道上，该道别了。
“书立，过去了就好。你要好好加油。”他没有做过多评论，我有些失望，又有些侥幸。
“嗯。”
“考得怎么样？”
一提到中考，我还有些忐忑，有些紧张地说：“不知道，应该还好，你呢？”
“应该有我正常的水平吧。希望你可以得偿所愿。我先过去了，再见！”
林荫道上阳光闪烁的光影投射在他身上，我立在那里望了一会儿他的背影，有些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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