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蔡琰，我要讲的是关于蔡邕的故事。
董卓死了。父亲去哭，父亲也死了。
与其说是我讲故事，不如说是我记述下来父亲对我所讲的一些话，我还没来得及听明白，他还没来得及把这些话著书立说。
我一直怀疑父亲精神分裂，前半生的他和后半生的他简直判若两人。以前的他是眼睛里揉不进半点沙子的人，断不会去哀悼董卓这种大奸大恶之人，若是如此，也不会因此送命了。
父亲年少时博闻多识，师从当时的太傅胡广，兴趣爱好极其广泛，喜欢文学、数学、天文、音乐、书法等等。年轻时的父亲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立志成为一名忠君爱民克己复礼的大儒，他也的确做到这样了。关于父亲蔡邕的品行行为一直是乡里之间交头称赞的典范，也是世人口中的贤者。
子曰四十而不惑，父亲却是四十而惑。人们都无法接受父亲突然的转变，我更是如此，因为我亲眼看到父亲的突然分裂，就像一夜之间完全变了一个人似得。父亲一直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儒者形象，不论穿衣吃饭，还是接人待物，或是对时局朝政的看法，都是不急不慢，有理有据。从他开始不注意穿着打扮的形象开始我就察觉到了有什么不对劲，后来从他的言谈举止上跟以前更是判若两人，如果不是因为他对我的事情了若指掌的话，我真的怀疑他是谁了。
父亲一次又一次的拒绝了朝廷的征召，一会钻进房间把玩古董，一会又在书房著书立说，一会又饱读百家之书，不拘一家之礼。如果父亲一直这样下去，挺多最后会落的个少年成名，后又泯然众人的下场，但是在他五十六岁那年，他突然应诏成了董卓的代理祭酒，后又历任侍御史、治书御史、尚书，后人称之为“三天之内，遍历三台”。这成了父亲这一生最大的污点，更是导致他无辜惨死的原因。父亲却并不是这么认为的，也正是从父亲再次上朝为官时，才开始跟我断断续续的谈论起自己来这些年思想上发生的巨大转变，一下言论皆是我回忆父亲口述而记载下来的。
当你读了越来越多的书，当你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多时，你就会慢慢的发现，你不知道的也越来越多，多到你无法理解的地步，更可怕的是，有时候你在学习的时候会感到疑惑，因为这本书上所讲的跟上一本书上有所偏差，更有甚者简直针锋相对，明明都是圣贤书，为什么会这样呢？你开始发问，这就代表着你开始怀疑，人们通常都会把自己的怀疑控制在适合而止的范围内，借着自己资质平庸无法理解先贤圣哲的幌子来安慰自己，可是我很清楚的知道，我资质并不平庸，于是我就开始审慎自己所学习的全部，至此，就是我的四十而惑的开始。
我开始重读那些早就滚瓜烂熟的圣贤书，我开始思考圣人著书时所处的环境，他们给你自己的定位，从何种角度出发，他们的语言表达水平，甚至他们的性格习惯生活癖好等等，这些都是决定他们写下我们奉若神明的圣贤书的因素。我看书，我不在看书上的文字，我看的是作者想要通过这些字说什么，我看的是作者在那个时代说的话对于那个时代甚至以后的时代有什么意义，若是现在这个时代又有哪些东西在改变，而那些言论是不是也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我开始和他们处于平等地位，甚至高于他们，毕竟我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讨论这些。当有些问题无法解决时，我发现我的思考方式仍然局限于一家之言，我开始广读百家之书，读他们想要告诉我的话，读他们想要代表哪些人群发出声音，我听了许多，信了许多，怀疑了许多。你问我算是哪家门下？我早已不再是什么儒家道家墨家法家了，不论是归属于哪个党派哪个团体，你都会不知不觉的以这个党派团体为思考问题的先天形式，不论你思考的是有多么的全面，多么的深刻，它一开始就已经有了一个限定的先天形式的存在，所以就肯定会有局限之处，我不把自己归属于任何一个集体，我学习所有团体的思想，我可以好无后顾之忧的随时站在外来者的角度批判任何团体的思想。可以说，四十而惑之后的直接结果是我成了别人口中的无信仰主义者了，其实，我一直觉得我是有信仰的，我的信仰就是我自己，是经过相信一切去学习一切，再怀疑一切去反对一切之后，确立下来的自己。
有很多人在怀疑，尤其是这种即将要破而后立的大乱世，开始有很多人在质疑自己所接受的思想，自己所遵守的礼仪，自己所要创造的制度。可是仔细听听这种怀疑，你就会发现这些怀疑是多么的无力无赖，他们只想着去怀疑，却从不理解怀疑只是手段这句话，怀疑是为了更好的相信。他们说，我怀疑圣贤思想的错误性，我问他们，读过《论语》这本最基本的书吗？他们反驳道，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怀疑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应该听从自己，而不是这些所谓的高高在上的存在。有时候我听到这些都感到很好笑，一个人去怀疑自己不曾理解的东西，还是理直气壮的怀疑，任何阻挡他们怀疑的人都是腐朽不堪的人。我跟那些年少轻狂的人说，怀疑的前提是要有大量的积淀作为基础，这样的怀疑才有意义，我说自己怀疑的怀疑是建立在自己四十年的勤学苦读和自认为自己还算是天资聪颖的基础之上，但是没人听，这群热血沸腾的人丝毫不理会，他们叫嚣着怀疑一切、打破一切，把残破的天下搅成一团。我逐渐明白，他们的怀疑更多的是一种反抗，反抗一切高高在上的东西、反抗压迫、反抗自我的存在由别人来规定，他们把怀疑当做目的而不是手段，他们不去了解他们怀疑的东西，只要怀疑这些东西就够了，他们的怀疑不过是为了给自己的行为找一个合理的依据，一个不同于传统道德思想的依据，一个他们可以任意妄为的依据。
一群这样的人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必定是这个时代永远的痛处，他们不安分守己，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没有信仰也就无所敬畏，他们全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改造世界，他们是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他们也终将是百年混乱的最大凶手，他们在毁灭与重建之间，付出代价的是无数并不知所以然的百姓，他们实践的代价就是百姓的永不得安宁。
我在怀疑，我想让更多的人去怀疑，但绝不是这种怀疑。我要的是怀疑之后的明了，明是非明道德明人心，打破那些对人类发展限制的陈规旧俗，树立起自我的意识，知道一个人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
怀疑的前提是相信，怀疑的第一步是学习，首先相信你所学习的东西，学习先贤们的思想，从他们所处的时代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有些思想被人类接受并流传至今，最大的保证不是政策制度之类，而是思想本身的价值，那些流传下来被后人世代学习的思想都是千年不出的绝顶聪明之人所慎重思考而写下的，很多人对这些人嗤之以鼻，喜欢断章取义的轻而易举的指出前人思想中的巨大漏洞，我不禁发笑，连三岁孩童都知道的错误，那些绝顶聪明的人却不知道，这合理吗？千年的发展，的确让很多东西发生了改变，前人的思想中有很多不正确不合理的东西，所以需要我们去怀疑，在学习之后开始质疑其中的合理性，然后根据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做出更加合理的解释，甚至依据发展的规律对后世做出预言，这才是怀疑的合理途径和恰当作用。
我们害怕盲目的相信崇拜，那会让我们无知；我们更害怕浅薄的怀疑，那会让我们愚蠢。
可是，你后来为什么会听从董卓的征召上朝为官？
因为董卓是个有趣的人啊。他什么都不相信，不相信头顶上的天，不相信有圣人的存在，不相信世俗道德，他只是率性而为，你们口中无恶不作的恶魔却是一个有着赤子之心的人，他的所作所为更像是三岁的孩童一样，小孩的眼里没有好坏奸恶之分，他们饿了就哭，高兴了就下，他们的行为意识里没有道德礼仪规范，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自己感到快乐而为，同一件事情，我们成年人会根据自己所遵守学习的礼仪制度来衡量好坏，在他们的心中根本没有这些标准，他们做事时当然也不会思考这件事是好是坏了。
我以前也曾想过归隐山林不问世事，因为有时候真的很受挫，我费尽心机想让人们明是非晓道理，想让人们过的更好，可是他们不接受，他们不理解你，他们骂你弄乱他们的生活；我想让那些雄心勃勃的有志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他们有觉醒的一系列条件，只要他们肯去学习去了解，他们都能很好的找到自我独立意识，都能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可是他们太过于急功近利，没人喜欢听你说教，他们笑你太过于理性，而理性就代表着保守，他们笑你迂腐不堪。我会感到心灰意冷，也曾不问世事，可惜我终究不是那样的人，我儿时便开始学习的那些儒家名言一遍遍的响在我的耳边，我知道自己的理想，我知道自己的一生将要怎样的度过，当我太过于考虑结果时，就已经背离了我自己的本意。
我一直想要梳理出一条道路，一个始于孔子途径孟子荀子董仲舒扬雄桓谭王充的路，孔子的“仁”可以说开启了人们对于人类社会该有的道德表达，人们开始有了追求“仁政”的道德诉求，人们开始注意到了自身的重要性并且要求统治者尊重他们的存在。这种对“仁”的理解，从纵向上看是至上而下的，注入了贵族性的恩泽成分，在横向上看是以亲族为起点的推及之爱，这种仁没有突破此族与彼族，贵族与平民的分割与界限。到了孟子和荀子的时候，他们开始从“仁”思考到“人”，虽然这些思考仍然是为了“仁”的推行服务，但已经有了开始注意人自身存在的因素了，不论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的讨论，都代表着他们开始注意于自身，这也代表着，所有的人都可以开始把自己的目光从高高在上的天子赏赐性的“仁”转移到思考自我的身上，思考自我究竟生来是善是恶，人们开始注意到自我的存在问题，而不是像以前，把自我的存在下意识的依附于上层的存在。后来董仲舒把人性比喻成禾苗，把善比喻成稻米，认为禾苗能够长出稻米来，但并不能因此说禾苗就是稻米，禾苗长出稻米，还需要接受外界的阳光、雨露的滋养与人的培育。同样，人性可以为善，但并不能因此说人性就是善。董仲舒讨论的目的是为了说明教化的意义，但他何尝不是无意间打开了一扇门呢。人性的善恶不是天生注定的，需要后天的教化与努力等等很多因素综合而成，这无形之间就反驳了宿命论的思想，人们开始质疑命定论，人们开始思考，既然人性为善需要后天的教化，那么人本身的存在，并不是天生注定的，而是由自己后天来选择的，这在某种意义上就割裂了人与天的关系，人开始脱离天的控制逐渐独立起来，人如何的存在是自我后天选择的结果，这样就给了人类自身极大的自由性。后来扬雄更是对当时盛行的谶纬之学大加批判，否认其科学性，更是断绝了人试图沟通天的途径，人的决定不再受天的指使。而桓谭和王充关于形神关系的论述，认为人死如灯灭，没有形灭而神存的可能性，这样就断了人们死后的去路。可以说，从孟子到王充这一阶段内，人们在无意间切断了人类出生前与天的关系、人类活动时与天沟通的可能性、人类死后归之于天的后路，人被完全的抛弃在大地上，人的所作所为全凭自我的选择，人类开始意识到了自我孤独的存在，人类开始有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因为他无从听从指挥，无所依靠。如果说孔子的“仁”是一种依赖于上层寡头的人道主义，那么孟子至王充的人类存在主义也是一种更加完全的人道主义，但是还不够，我所处的混乱时代告诉我这些还不够，因为还有战乱还有厮杀，人类还应该拥有更深层次的人道主义。这种更深层次的人道主义社会，我称之为第三阶段，姑且称之为所谓的人文关怀的社会吧，即在第二阶段认识到自我的存在和自我完全自由的拥有选择权利的前提下，结合第一阶段的“仁”的思想，发展至更深层次。这个阶段从每个人自发的选择人道主义，主张推己及人的无差等的爱，这种人道主义的起点始于每个人身上，蔓延至人类整体，是每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是每个让人按照自我的意愿选择的结果。这是一个我还没想想好应该叫什么名字的人文性社会，当然，也有许多疑问和空想主义之处，所以我把这种人文性的标准设立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公无私、一味的无私奉献、发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这种大而空的口号，这种人文应该是人类个人利益最大化后的人文性，这种人文意识的关怀的起点并不是许许多多的大道理堆砌而成的，而是应该依靠于每个人的日常言行，对于陌生人的面无表情甚至冷漠换成相遇时浅浅的一笑；对于雨中奔跑的路人唤他到屋檐下避雨；给饥寒交迫的乞讨者一个热馒头。人文不是指大的奉献和牺牲，而是一种日常生活习惯的行为方式，这种每个人的行为方式就组成了整个社会的整天状态的氛围，在这种由每个人自我意识到的自发的人文关怀，应该就不在会有战乱的发生和厮杀惨死的现状了吧。
可是人作为一种自由的存在，应有自我的选择，人们为什么要选择这种人文关怀的生活呢？甚至人们为什么要选择遵守道德呢？我还是无法把问题解释清楚，只能有个大概的猜想和发展方向。人们为什么要选择遵守道德？道德的存在正是证明的有大量不道德事情的存在，而且这些不道德的存在严重的阻碍了人们更好的发展，为了人们利益的最大化，所以才有众意推出道德的存在，这样才是自己既得利益最大化的保证。这种由众人推出的道德体系带有强制性，众意只是一部分人的意志，而不是全部人的意志，所以，道德体系的存在会使有些人的利益受到损害，于是这些人不受道德约束，肆意妄为，这时候道德的强制性就会体现出来，强制毁灭这个不遵守道德体系的存在。还有一些关于人文性社会的猜想，比如人类做出人文性选择的原因之一有可能是：人类社会自出现以来，就不断的接受道德教育，这种道德教育在无形之中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社会遗传的存在，人们在做出选择时不知不觉的受这种遗传意识的影响。
可以说，这条线大概就是以第一阶段：整体社会渴望由上而下的仁政，到第二阶段：人们开始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和自我选择的权利，自我是完全自由的存在，在到我所理解的那个阶段即第三阶段：人们在意识到自身的自由存在之后，而自已所作的仁的选择，这种仁是由每个存在的人发出的互惠互利的仁。
还有许多关于第三阶段的猜想的疑问我无法解决，我只能尽我自己的所能规划出一个大概的蓝图，至于它什么时候能实现，我也不知道。我本来打算跟李儒一块商量商量具体实施的步骤，可惜董卓这么快就惨死宫中了。
我劝说无果，父亲终究还是前去祭奠董卓，他说，性情中人，当哭，合理。
父亲死之前并没有交代关于史书的编纂情况，只是坦然赴死。而且还提了一件怪事，董卓死后，看尸体的军士把灯芯放在董卓肚脐眼上当灯来烧，足足烧了三天，世人都以为是因为董卓肥胖。父亲去祭拜时却发现董卓肚子里有一块长长的绿色丝绸在不停的燃烧。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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