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1 / 2）

六岁那年，一不小心便闯入关于父亲的迷宫，在里面一转就是十二年。可笑的是，在此之前，我的头脑里竟没有一点关于父亲的概念。

提起父亲，就不能不提起母亲，就象在东北，提起猪肉就必提起粉条，提起小鸡就必提起蘑菇，虽然这对父母来说是大不敬之语，却是在常人头脑中的常理。然而，在我的故事中，父亲和母亲却注定生活在两个时空里，并且没有相遇的可能性。我的母亲，一位乡村的女医生，总穿着乡下人少有的白袜子和黑皮鞋，昂着头，带着一身药物的芳香，从土里土气的乡下人面前，白得像瓷的脸上很少露出笑容，即使有，也是那种登高俯视的傲笑。

到了关注自身的年龄，我坐在母亲怀里，仰头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母亲说，你说呢。我说，二丫说她是从灰堆里捡来的，那我也可能是吧。母亲的脸上露出愠怒的表情，用力的说了个“不”，然后她的目光转向窗外，月亮挂在树梢上，微微的点头，除了星光外，还有一道白练似的银河。母亲点着我的鼻子，一字一顿的告诉我：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于是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我始终密切关注着天上的流星，并固执的认为，那可能是我冰清玉洁的妹妹，甚至有一种冲出去寻觅的冲动。多少年以后，当我已经能够用生理知识来解释这一幼稚的问题时，偶尔翻开《圣经》，想到自己竟然和在暗夜里追寻流星而寻找基督的东方三博士有相通之处，心中便有一种自欺的骄傲。

母亲给我的这个答案本身就有玄妙性，我一直以为，它注定我要与“灰堆里捡来的孩子”走上两条不同的人生道路：当他们疯也似的爬树上房和泥巴，追鸡逗狗过家家，弄的浑身像泥猴似的，并被一身灰土的娘追得满院飞跑的时候，我正背着“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身上那件白色的连衣裙没有一个污点；十二年后，当我坐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在轰鸣声中驶向我的大学时，他们正重复着人类生活的历史定律：娶妻生子，嫁人为母，日出耕作，日落炊烟。当初那几个爬树赛过男孩的女孩子也正抱着吃鼻涕的脏孩子，傻傻的站在家门口，时不时的还要挨喝醉赌输的丈夫的一顿恶骂。

总之，母亲和我，是同那个乡村格格不入的。然而，这里要讲的毕竟是我的父亲。

我和父亲第一次“见面”是在六岁，那一面“见”得很突然，以致于我至今难以接受，然而，那一面又毕竟定格在我六岁的记忆中，抹也抹不掉。那时天正下着雪，大片大片的雪花在空中飞舞着，天地间陡然多了点苍茫的味道。母亲正在给东村“吃雪团大赛”的冠军铁柱打针，我则在家中展开着另一场翻天覆地的战斗：站在高高的椅子上，艰难的打开柜子，翻出五颜六色的丝线和绸布，给布娃娃缝一件漂亮的裙子。我从小就具有一种杰出的侦探才能，通过几次精心的观察，我知道那个装有五颜六色丝线和绸布的小盒子就藏在柜子里，每年的十二月的某一天，母亲都会拿出来，绣一颗星星，到最后一次我看到那块天蓝色的绸布时，上面已经有了八颗星星，那八颗星以后曾经多次出现在我的梦境里，我也曾调动我有限的文学细胞，来为这八颗星星编造故事。我不得不承认，绣星星那一刻的母亲是最美的，她静静的坐在那里，台灯柔和的光射在她象牙雕般的脸上，变成一种美丽的橘红色，她的嘴角微微向上翘着，仿佛陷入了关于天堂的梦境。有时候，我一觉醒来，看她那神情，不敢相信她就是平日里颇为严厉的母亲，而是天帝的小女儿，偷偷跑出来作了我的母亲。

我要找到那个神秘的盒子，然而，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却偏偏让我的手指触及到一个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的东西。对于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是爱是恨，它带给我如许多的忧愁，却给我单调的童年增添一项任务——寻觅。它使我走向另一个空间。一张照片，傻傻的木木的一张脸，一张男人的脸，我开动我所有的记忆去搜索，结果仍是一个空白。

突然，一双手摊在我面前，照片在瞬间消失了，漫天的碎屑飘舞着。“想你的狗爹，你和他去呀，去呀！”我抬头，雪后的天空中挂着如血的太阳，外面枝头上的枯鸦不知为何惊起，呀呀的叫成一片，母亲的脸白得吓人，甚至有些狰狞。我发抖了，发抖是自然的，如果你面前站着一个身体颀长优美，面色惨白如雪并被你称做母亲的女人，她的身体在残阳夕照中痛苦的扭曲着，从箱子里不时地抛出缎子被面，棉袄，而那些东西又化为一个个阴影向你扑来，仿佛要把你吞下去，再然后是一堆照片的碎片，纷纷扬扬的飘舞着，占据着一个向来温馨的空间，你没有理由不发抖。母亲依旧歇斯底里的抛掷着，直到把那个小盒子贴在胸前，弯下腰，蹲在地上，呜咽着，呜咽着……

那一夜是一个漫长的世纪。真的，每当有人说起“百年风云”时我便会条件反射般的想起那个疯狂的黄昏。我的确不记得那一夜是如何入睡的，当第二天的太阳斜挂在雪原边上时，我被摇醒，看见母亲红肿的双眼，我知道我闯下天大的祸，今天依旧是昨天的继续。然而，母亲平静地帮我穿衣，平静的吃早饭，平静的为我布置作业，平静的去上班。这时太阳已经舒缓地挂在了落光了叶子的杨树梢头。我对六岁的自己说出一句成熟的话——

昨天是梦。

然而，六岁儿童的好奇心驱使我走进梦里。当母亲的黑呢子大衣消失在远方，我迫不及待的从炕上跳下来，踩着咯吱咯吱的雪出去了。儿时缺少玩伴的我总把雪当成好朋友，我总是把红色的小皮靴踩在雪地里，印出一个个小脚印，我把它们组成图案，完成之后，又因为多踏一脚而破坏了它，我呆呆的站在一边，不知如何是好，我的人生从此便感受到了对美的摧残的悲哀。此时远处必定有一群孩子在疯跑，玩着一个在我看来近乎野蛮的叫“打雪仗”的游戏，他们穿着磨得发亮的棉袄再雪地里打滚，他们把雪团塞进脖子里，淌着两道鼻涕，嘴理发出快活的叫声。

我绕过他们，站在窄窄的街道上，嘴里喷出的白雾在眼前渺渺的上升，我透过白雾，搜寻着一个可以向我坦诚秘密的人，我急于知道照片上的人是否真的是我的父亲。街上人来人往，却又悄无声息，人们低头走着，吐着白气，嘴里发着嘶嘶的声音，只有一堆新鲜的马粪证明这是一个活生生的早晨。就在此刻，，张七婶来到我的面前，那是一个走路总是头朝天的女人，大红的棉袄，腰做得很细，可棉袄里的肉却在努力的往外扩张，黑而红的脸上涂了很厚的一层白粉，发红的鼻子如同一截香肠，突兀的挂在霜打的茄子上。此刻，我知道这个俗不可耐的女人是我的救命稻草，我象渴求圣灵一样渴求她。

我怯怯的叫张七婶，她晃了晃发酸的脖子，低下昂了很久的头才看见矮矮的我。“啊，纤纤啊，啥事儿？”我说，张七婶，你认识我爹吗。张七婶的眼陡然放出光来，她眯起眼说，认识，认识，纤纤，你长得多象你爹啊，简直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我惊讶的张大了嘴，可突然她脸上那种幸灾乐祸的笑僵住了，我回头，母亲站在身后。张七婶换上了谄媚的笑，对母亲说，孟大夫，纤纤越长越象你了，瞧，多俊。

一刹那间，我的希望全部毁灭了，我的救命稻草早已被狂风吹向遥远的天际。事实证明，张七婶就是那种以搬弄是非为乐的女人，她那两片涂了劣质口红的嘴唇是这个不大的乡村的谣言发源地之一。现在重温那段历史，我清楚的发现，她也曾在背后中伤过我的母亲，而当面，却永远是谄媚，然后，有事无事的来到我家，以各种理由拿走各种药物。

那时我和母亲的家，就在乡村医院的宿舍里，那是一栋白色的房子，有三五间屋子，我和母亲就住在中间的一间屋子里，我们的左边是会计室，右边是太平间。现在想一想，一个人走在走廊里，四周传来嗡嗡的回声，的确有一点恐怖。幸而，当时我对活人的恐怖比对死人的恐惧要大得多。活人，在这里专指两个疯子——一对疯夫妻。女疯子总在白天母亲上班时砸开我们的玻璃，偷走我的布娃娃。每当玻璃的敲击声回响在空荡荡的走廊时，我就瑟缩在墙角，睁着因恐惧而发圆的眼睛，愣愣地望着一双脏手粗暴地抓起我的布娃娃，那双手还滴着殷红的血。我不敢做声，一直等她消失在远方，我才哇的一声哭出来，那一刻，我想有个伴儿，哪怕是太平间的一具尸体。然而，我什么都不能做，我只能在稍后的几天里，看见她坐在街角，用脏手抚mo着我的布娃娃，那双手黑黑的，结着暗红的血痂。她当着路人的面，撩起衣服，毫无顾及的给布娃娃喂奶，脸上露出傻傻的笑。

出离愤怒了，在我失去第九个布娃娃之后。我趴在母亲怀里大哭，努力的搜罗出一个六岁孩童所能知道的词来形容我的恐惧和对女疯子的痛恨。这时，母亲不再象前八次那样安慰我，她只是给我讲起关于疯子的故事，语气淡淡的，神情也淡淡的：女疯子原本不疯，可她嫁给了男疯子，她每生一个孩子都会被男疯子以各种方式弄死，溺死，掐死，放在锅里蒸熟……，然后，女人就也疯了。我惊呆了，我不知道这个美丽的世界会有这样残忍的事情，我忽然产生一种冲动，要把我刚刚买来的布娃娃送给她。十天后，我实践了我幼稚的想法。当我把布娃娃递给她时，我看见她浑浊的眼里充满了恐惧，她象一只受惊的兔子飞快的跑了，而且再也没有出现过。她的疯丈夫终日里提着一个破酒瓶子，里面装着不知从哪弄来的劣质酒，徘徊着，徘徊着，最终，长睡在那个冬天的雪地里。

我关于疯子的记忆从此中断了，乡间忽然寂静了许多，于这寂静中，我忽然天真的认为，我可能是女疯子的某个幸存的孩子。真的，在那段时间里，母亲以一个乡村女医生特有的权威，使我一直未获得“没爹的野孩子”的称号，可我已告别了能够相信“天上掉下来的孩子”的天方夜谈式的神话的年龄，我固执的要为自己找一个父亲，哪怕他已经长眠地下，哪怕他在监狱里，哪怕他也是一个疯子，我要的是一个答案，仅此而已——尽管，我从不敢在母亲面前提起一句。

……

然而，我终于长大了，象当初痴迷于要一个答案那样痴迷上学习。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淡忘了很多事情，许多曾经使我心动的事情。我甚至漠视春花秋月，夏阳冬雪的交替。我的头脑是一片时空的空白，我开始痴迷于生命的平静。然而，命运却偏偏将我掷向另一个天地，容不下我的半点迟疑——我要离开生我养我的农村，到城里去，完成高考前的半年冲刺。

临走那天，飘着微微的雪，因而我的心也湿漉漉的。我抬眼看母亲，她已不再年轻，昔日瓷样的脸上爬着几道皱纹，凄凉的如同雪原落日。车慢慢的行在莽莽的原野上，我用嘴把车窗上的霜呵化一片，看着窗外一成不变的白色，心中隐隐升起点留恋。别了，母亲，别了，童年的寻觅。冬天，又是冬天，我是恨冬的，十八年前的一个冬日，既赋予我生命，又注定我凄苦的寻觅。然而，我是爱雪的，我爱那无边无际的白色，可是，此刻，我必须离开，因为这决定我今后是要一片心灵的雪原还是要一片物质的天空，世俗告诉我，选择后者。

我的目的地有两个：外婆家和县里重点高中的重点班。那意味着今后半年里，我要吃住在外婆家，寄读在一个陌生学校的陌生班级里。

外婆在东北被叫做姥姥。在我眼里，姥姥是个神秘的人物，这一切都是由于她那早已不是秘密的往事：封建地主家的小女儿，破天荒的没有缠足，进了私塾，然后又走进省里的新式学堂，成为中国第一代正式的女医生。她没有遵从家里的意愿回乡成亲，却和我的外公（姥爷）结为伉俪。二人的行迹遍布东北，救过许多国民党或共产党的伤员，面对着政治上的一次次机遇，他们坚持着“政治绝缘”的信念，躲开了一个又一个美丽的陷阱。然而，政治偏偏不肯放过他们，*的龙卷风终于把他们卷在里面，肆无忌惮的调戏着他们尊严的命运。他们被迫从省里的大医院到县里的小医院再到乡村的卫生所，也就是后来我和母亲居住的那个地方。痛苦的十年终于过去了，他们回城了。然而在政协会议上姥爷安然的睡着了，世上留下了白发的姥姥，她在一夜之间笃信了基督教，整日里安然的坐在沙发里，默默的看着那本厚厚的圣经。姥姥昔日的容颜已随着七十多年的岁月一起消逝了，而那本厚厚的相册却是她美丽的见证——年轻时的姥姥也象今天的许多女孩一样，喜欢把自己的美丽定格，否则我就没有机会在这里发出感叹。

姥姥家和学校之间，是一条笔直的马路，站在姥姥家的五楼可以望见学校，同样站在学校的高楼上也可以望见姥姥家天蓝色的窗。然而，这段不长的路，却在我的生命中扮演着一个如此重要的角色，这段路上发生的故事，将铭刻在我的头脑里。

一生一世的记忆。

第一次走在那条路上，是第一天放学。晚上9点，最后一节晚修下课后，陌生的同学从我身边呼啸而过。那晚月很圆，天很冷，我穿得很少，默默的走着，瑟瑟地发着抖，我努力的使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件事情，因为，作为一名乡村医生的女儿，我不惧怕黑暗，甚至可以说能战胜黑暗，但是我永远都不能征服寂静中的孤独——“纤纤”，我的思想在瞬间被撕成碎片，随风飘出好远——我回头，唐快步走上来。

其实，他有他自己的名字，我知道；他的名字里没有一个“唐”字，我也知道，但我仍固执的叫他唐。我认为这位四十几岁的班主任骨子里有一种风度，一种让人望一眼就心灵悸动的风度，这种风度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改变，我固执的认为这是唐诗的风度。接下来便是标准的师生套话，在我的记忆中已变得可有可无。然而最后，在他即将拐弯的那个路口，他忽然问我，“你姓纤吗？”

“不，我没有姓。”

“那你父亲——”

“不，我没有父亲。”

我抬头，他正望着我，仿佛要从我的脸上搜寻点什么。良久他对我说对不起，再见，转身走了。我伫立着，看他的影子，忽然，他回头看我，我立刻掉过身去，也走了。

那个路口洒满了银色的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