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封建文化 下（1 / 2）

第十章浪游的学者与玫瑰花的刺——封建文化（下）

浪游的学者与知识分子

12世纪是西欧文化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时期，经此而走向鼎盛。

知识是人类最为宝贵的财富。虽然每个时代对知识的看法不一，但追求知识者总是大有人在。他们不为白眼、冷嘲热讽所阻碍，也木为强权所遏止，更不为金钱财富所迷惑，他们所寻求的是知识是真理。在12世纪的西欧大陆就有这样一群人，在巴黎他们被称为“哥利亚德”，一个带有贬义的称呼，意为“贪吃鬼”或“牛皮大王”。事实上他们也常常被人骂为“流浪汉”、“浪子”、“花花公子”或“小丑”。人们把他们当作饭桶、冒牌大学生，以时而惊恐、时而激动的眼光轻蔑地看着他们：这些来自城市、农村，来自贵族或贫民家庭的年轻人（或者已不年轻）。他们背井离乡，来到这天堂似的巴黎。他们隐姓埋名，没有背景、没有过去、没有身份、没有等级，当然也就没有财富。他们贫穷而骄傲。因为贫穷，他们不得不乞食为生，不得不给人做奴仆，或者充当杂耍艺人和小丑；因为骄傲，他们对社会屡加批评。他们追随自己热爱的学者、知识和真理，从一个城市走向另一个城市。在流浪中，他们充实而高贵。他们热爱学习，喜欢冒险与猎奇。他们吟诗作赋，歌颂享乐、美酒与爱情。读一读这样的诗句，你会觉得他们是生活在遥远的11、12世纪吗？

我是个轻浮的东西，

像片叶子，听凭狂风玩弄。

…………

少女的美貌打动了我的心，

要是无法触动她，我就把她装在心里。

我情愿死在小酒馆里，

那里美酒就在垂死者身边，

然后天使歌队从天而降，并且放歌：

“上帝赐福给这个善良的酒鬼。”

瞧瞧，他的那些独白不也反映在今天我们都市青年的身上吗？虽然他们的诗歌多感叹秋天叶儿的凋零、爱情的失落，但他们也不是没有对春的赞美：

当春天回到大地，蓓蕾再一次绽开，

林中万千树枝又欣逢绿意，

草地上百花盛开，鲜艳甜美。

夜笃亮开她奔放的歌喉，纵情歌唱，

预言春天和夏天的潮汐，在这喷亮宛转的歌声里。

众鸟的歌声在那边响起，清亮赛过长笛，

那丛林那灌木，处处都有歌唱，

带着春天的迷醉和春天的灿烂辉煌。

诗中赞美与尽情享受大好春guang的心情跃然纸上。敏锐的目光敏感的心灵，这些流浪的学者构成了中世纪独特的风景。他们是颓废的吗？也是，也不是。他们耽于淳酒妇人，追求感官享乐，证明其消极的一面。他们追求知识真理以至不在乎荣辱，则又证明他们积极向上的一面。这样的一群哥利亚德学者，是中世纪等级森严、循规蹈矩、忘掉自我追求彼岸社会中的不谐和音。他们的享乐人生，追求此生价值，在意自身的一切行为，反映出他们早期人文主义的性质，无怪乎他们被守旧的宗教势力视为不安定分子。正如下面的诗歌中所歌唱的，他们不在乎什么道德，不在乎什么规矩，他们要抛开这一切。他们是离经叛道者，尽管我们还难以肯定他们是追求思想自由和精神自由的斗土，但他们的特点已经鲜明地表现出来。他们是中世纪知识分子。

像追求永生之福那样，

更贪婪地去追求肉欲之乐吧！

要是我的灵魂已死，

使我操心的只有肉体。

…………

抑制自己的天性，实在太难了。

还有目睹美人儿，却要保持灵魂纯洁。

年轻人无法遵守这样严厉的规定，

去无视他们肉体的憧憬。

这样“一个以写作或教学，更确切地说同时以写作和教学为职业的人，一个以教授与学者的身份进行专业活动的人”，就是知识分子。在博洛尼亚、萨莱洛、巴黎和伦敦等地，都有这样的人存在。城市是他们展示自己个性与才华的竞技场。他们的主要职业是教学与写作。教学的成功使他们声望日隆，追随者日众。写作则能够抒发他们的性情，使他们的声名流传久远。学者们的教学一般是围绕神学来进行的。神学是主体，其他如辩证法及异教作家作品的教学都是为神学服务。学者与学者、教师与教师之间因此充满残酷的竞争，文人相轻，并非中国所独有。成功的有声望的教师往往从者如云，盛况空前，而失败的教师则只能黯然退去。伟大的阿贝拉尔（1079—1142）从布列塔尼乡下初次来到巴黎时，就同当时最有名望的尚波的威廉发生激烈冲突。阿贝拉尔被逼得离开巴黎。但几年后他又回到巴黎，这回他将威廉的学生全部吸引过来。可怜的老威廉受不了打击，放弃了授课，到修道院去了。而阿贝拉尔则正好在他的老对手退隐的地方，圣热内维耶伏山开业授徒，风光无限。阿贝拉尔曾刻薄地描述他听当时最著名的神学家安瑟伦（他被称为最后一个教父和第一个经院哲学家）讲课的感受：

他的声誉与其说靠他的才华或修养，还不如说靠他这把年纪。所有向他求教的人本来对事情的答案较有把握，离开时却更感茫然。如果人们满足于道听途说，他看上去还是可敬可佩的，但只要一开口向他请教，他马上就暴露出自己是草包。他说起空话来倒是头头是道，他有的是可鄙的才智和空洞贫乏的理解力。

阿贝拉尔自然不愿再在他的学校里浪费时间了。而同时期的英国人丹尼尔则对巴黎的那些教师极尽挖苦之能事：

我在巴黎逗留期间，在那里见到的只是些趾高气扬，正襟危坐在学校讲席上的野蛮人，在他们面前搁着两三个小板凳，上面摆着大部头的书……他们手持鹅毛笔，煞有介事地在他们的书上画星号或叉号。他们的无知使他们呆若泥塑木雕，但他们假装出噤口不言正好表现他们的智慧。只要他们一开口，我耳边所闻只有黄口小儿的结结巴巴。

可见当时的学者很有些瞧不起人的风气，而且都自视甚高。一位学了9年文法现在成了所谓学者的人，很是志得意满，且听听他的自吹自擂：“我确实是一位极其博学之士。我有两间大屋子，里面满是书本。尽管现在我还没有全部读完，但我每天与它们亲近。在这个尘世上再也没有我所不曾拥有的书了，而且我离开了学校，则普天之下再也没有如我这般渊博之人了。……我知道如何对话，如何写作。”其狂妄自大可见一斑。

我们很难勾勒出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的肖像，因为他们是些个性鲜明且命运遭遇迎异的人物。有不少人批评当时的宗教界及世俗界的一些显贵，也有不少人的目光盯着那些位置，他们的批评只不过是为了赢得名声。奥尔良的雨果，他成功地在巴黎和奥尔良教书，享有古板怪人的名声，被人称作大主教。他表面上始终过着俭朴的生活，且表现出一种坚定不渝的精神，但另一方面他又接受红胡子绯特烈一世的首相所提供的资助，为其歌功颂德。这些性格各异的人们组成中世纪最早的知识分子。我们不敢肯定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团体的存在以及自己的使命。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正是在不断的教学与写作，争论与辩驳中他们逐渐意识到自己这一团体的历史价值。在他们的著作中常常以“新时代人”来自称。他们吸收古典文化的营养，创造新的事物。为了摆脱愚昧无知，走向科学的光明，他们每天都在研读古人的著作，以迎接朝霞。一正如沙特尔修道院的伯纳德所言：“我们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伟儒。我们的视野比他们更宽广更远大，并非因为我们目光更尖锐和身材更高大，而是因为他们把我们举了起来，并抬到同他们一样的巨大高度。”

当时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学者知识分子。如英国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法国沙特尔修道院的圣伯纳德、西班牙人彼得罗·阿尔丰索，而其中最重要最著名的人物是法国布列塔尼的阿贝拉尔。所以学者们干脆将12世纪称为阿贝拉尔的时代。阿贝拉尔于1079年出生于布列塔尼的巴某村，父亲是一位小骑士。阿贝拉尔早年在家庭教师的指导下接受教育，但他并没有成为骑士，而是“放弃了战神的领地，去寻求智慧女神的庇护”。20岁左右他前往被人们称作“天堂”的巴黎，在那里他很快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先是跟从著名的教师威廉学习，但不久他便弃威廉而去。约在1102年他已经开始设课授徒了，那时他才23岁。他的讲课十分精彩，吸引了很多学生。学生们纷纷离开他们的老师前来跟随阿贝拉尔。阿贝拉尔声誉日著，如日中天。他被视为大师。他走到哪儿，学生就跟到哪儿。他讲授哲学、逻辑学，也评论《圣经》。他不仅是哲学家也是神学家。他的授课总能激起学生的热情与振奋。有关的听课笔记受到热烈的欢迎，并出现不计其数的传抄本。

1118年阿贝拉尔处于颠峰的崇高声誉突然因为同爱洛伊丝的关系而遭中断。这一关系在他的杰出的自传文学《我的受难史》中有较为详细的描述。他爱上了自己的学生，大教堂主事弗尔贝的侄女——爱洛伊丝。老师与女学生之间的知识交流变成了肉体的交流。读读阿贝拉尔以忏悔却不无骄傲的心情所作的描述：

在教学的伪装下，我们尽情相爱。通过授课，我们又找到了一种谈情说爱的奇妙途径。书本打开着，但我们却没有谈论哲学，我们没有作大段的解释，而只是紧紧地拥抱。我的手没有捧着书本，而只是抚mo着她的躯体，我们的眼睛含情脉脉地注视着对方，而没有看一眼书本。……在热恋中，我们已经经历了爱情的各个方面，做了凭情人的想像力所能够做的一切。欢乐越是使我们感到新奇，我们就越是不知疲倦地使它延长。

当二人的关系为人所知时，爱洛伊丝已经有了孩子，二人出走，并结婚。但婚姻反而带来更大的麻烦与灾难。弗尔贝及其家人在某个夜晚，对阿贝拉尔实行了最野蛮最可耻的报复，他们割去了阿贝拉尔的生殖器。蒙受苦难的不仅仅是他的肉体，更是他的心灵。阿贝拉尔身败名裂，不久进入了圣德尼德皇家修道院。爱洛伊丝也进入一座女修道院，开始隐居修行的生活，那时她才20岁。二人之间的感情并未因此而中断，他们书信往来不断，保持着至死不渝的友谊。阿贝拉尔死于1142年，享年63年。爱洛伊丝死于1164年，也享年63年。阿贝拉尔的爱情故事，使他的神学家哲学家的知识分子生涯更具有传奇色彩。但他的一生之所以能照亮整个时代，则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师长。他敢于怀疑陈腐的教条，他的思想大胆而富有创造性，他才思敏捷，他阐述清晰而有力。他好辩而善辩，他总使自己处于论战之中。他写下大量的著作，有《是与非》、《基督教神学》、《神学导论》、《论道德》、《一个哲学家、一个犹太人和一个基督徒之间的对话》等。他的生平与经历的与众不同也引起人们不同的描述与感叹。他美丽而不幸的爱情故事使许多个世纪以来的人们不时扼腕叹息。人们也因为他敢于与大师做论战，敢于捍卫真理，而称其为自由思想家甚至进步的战士。不管这些评价如何，它们确实揭示了12世纪的知识分子的生活与历程远比人们所设想的要丰富而生动。他们是真实的人，有血有肉的人。尽管受神学与宗教的压制，但他们仍然表现出丰富的个性与人性。

大学的兴起

大学的兴起是中世纪文化的巨大成就之一。“大学”一词本指“行会”，指学生和教师的组织，是求学者与教学者互助合作的组织。与城市中其他行会，如鞋业行会、屠宰业行会、呢布业行会相比，大学这一行会性质基本相同。那些专门进行学问研究的人们组织起来，这就是大学。

但是关于大学兴起的原因，学者们的研究并没有取得较为一致的意见。早先人们认为是社会的需要刺激导致大学的兴起。社会对有知识的专门人才需求日增，于是正规的统一的专门的对学生进行教育的组织的出现成为必然。这是所谓“社会需求说”。12、13世纪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政治事务的不断增多和不断专门化和正规化，使国家社会对各种专门人才的需求大增，尤其是对法律人才的需求猛增。当时罗马法复兴，在社会生活中开始发挥作用，而能够解释和运用的专门人才极其少，造成社会供给与需求的矛盾。1200年后在城市和地方政府中，对秘书和公证人的需求增加，有文化知识的人在商业事务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产生了一批培训这样人才的学校，其中许多后来变成了大学。此外，宗教神学的发展，基督教的普及，广大群众对《圣经》与理解日益深入，使宗教界对专门的受过更好教育的教会人才的需求也不断增加。确实在社会需求的作用下，大学应运而生。

另一看法则认为大学是当时学者为争取自由与自治而与外部权势作斗争的结果。尤其是与地方教会权威作斗争的结果。在与教会势力及世俗势力的斗争中，大学获得了自主权，并逐渐成长起来。这可称为“争取自由说”。大学的产生得益于知识阶层的觉悟与他们走在时代前列的精神。一般说来，这些知识分子几乎都是宗教人士，很多人身为教士或修道院僧侣，但在对真理与知识的追求上他们不屈服于宗教权威，他们反抗教会的权威，以自己独立自由的精神来讲授和学习《圣经》及其他神学著作。对教会的干涉置之不理或者干脆起而抗争。他们对自由的追求慢慢地表现为教学和学习的外在形式上，即表现为教学上的自主权。这一自主权的获得实际上是当时城市自治运动的一部分，因此它不仅仅表现为反对教会势力，也反对世俗的权威与势力。在斗争中僧俗两界的权威不得不做出让步。1213年巴黎大学总监事实上失去了颁发执照的权利，这一权利被转移到大学教士手中。1219—1231年间主教被剥夺了对大学的管辖权。在牛津，林肯大主教起先还能控制大学，但后来则学校总监被大学所接收，由大学选举。博洛尼亚大学主席的职位由主教或副主教来担任，但他满足于主持授予仪式之类。王室也与教会一样力图控制大学，很清楚这会给他们带来财富和声名。但他们的控制也是不成功的，巴黎大学甚至发生学生与国王的警察的流血冲突，许多学生死于冲突之中，学校大罢课达两年之久，最后于1231年获得自主权，圣路易承认了大学的独立。英国牛津大学在1214年无地王约翰时期获得其最早的自由。显然，大学的成长与斗争是相伴随的，没有他们的斗争与自主权的获得，大学也许永远是受教会和地方势力控制的傀儡教育机构，而不能成长为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

更有一种看法认为，大学的兴起不仅仅是那些创办教育扩大教育者努力的结果，他们的奋斗与斗争固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它也是教育的反对者和批评者的攻击与批评的副产品，换言之是当时的那些攻击与批评刺激了大学的兴起。当时的批评者涉及各个方面，他们中有修道院改革者、人文主义者、沙特尔主义者、道德家。他们批评的出发点与角度可能不一样，但都对大学的兴起起了一种促进作用。如修道院及一些教会是反对世俗教育的，世俗教育不仅威胁到教会的生存，甚至表现出某些不同于正统的宗教精神的异端性质，因此教会要控制和抑制教育的发展，他们最为反对的是城市学校教育的扩展，他们甚至对那些不属于他们圈子里的人们干脆拒之门外。这一政策与行为表明他们已经不再关注社会教育的需要，而将其让给修道院外的学者们，于是后者的纯洁性得到保障，使他们能够组成类似于行会的社团组织。而人文主义者和沙特尔主义者等的批评又从另一方面使大学走向成熟。应该承认，学校教育当时只是为了对一些人进行类似于今天的职业培训，让他们学一点技能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并使他们有一个较好的发展。这本无可厚非，但这一目的和方向被批评者批评为教育知识的堕落。学生们学习的只是“赚钱之艺”，它与教育的崇高目的相距甚远。批评者认为真正的学问与职业培训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教育应该是追求比满足个人野心更为崇高的目的。看来，批评者们所追求的是教育的理想与价值。为了实现他们的理想，他们在各种布道、演讲及其他场合宣扬自己的观点，以期改变学校教育的现状，他们是教育的理想主义者，也是教育的改革者。正是由于他们的批评与努力，才使大学有了更为成熟的发展，而不仅仅是一个职业培训所。所以最近有学者研究认为，大学的兴起不是因为要满足专门的实际知识的需要，恰恰相反，它起源于对这些压力的反抗。起源于为了追求作为大学的教育的理想，即大学的胜利是高等教育理想的胜利，而不是僧俗社会需求的胜利。

大学之不同于当时其他学校教育的特征有三：其一，它是一个持久的且自主甚至自治的社团组织。它有重要的法律上的自治和自主地位，它控制着自己的成员且行使其权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基尔特（即行会），它是人们从事研究的共同体。人们来自四面八方在一起学习知识。当然它与一般基尔特有不同，其独立自主的研究与学习是其他基尔特所没有的，在这里既有教师也有学生，他们共同组成的行会就是大学。其二，知识的传播由大家来共同分享，有人教有人学，这里没有不传之秘，大家在一个课堂里学习，利益均沾，知识共享。书籍是大学里传播知识的重要手段。大学的书本与修道院的不～样。前者是工具，后者是珍宝。珍宝是如同圣徒遗物一般需要妥善珍藏，而工具则被人们加以运用。其三，大学脱离了专门的职业培训的学校教育传统而走向分系科的综合性教育。教育于是走向了更高层次，它是高等教育的开始。当这三项特征基本具备的时候，大学也就出现了。

谁是最早的大学，学者们的意见颇不一致。一般认为意大利的萨莱诺、博洛尼亚，法国的巴黎，英国的牛津等都是最早的大学。在爱国热情的驱使下，学者们的国界是很明显的。法国人言必称巴黎大学，意大利人则言必称博洛尼亚、萨莱诺。这里涉及到对大学的定义，若按上述的3个标准，巴黎大学可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第一所由教师与学者组成的大学，1215年的条例可作为它诞生的标志。而博洛尼亚大学早在12世纪初就已经形成了专门的学校，它是个法律学校，它的大学是学生的基尔特组织，尤其是外国学生的组织，它是为了保护学生的利益而出现的，可称为学生的自治实体。萨莱诺大学是所医科学校，它的年代可能更早。牛津大学是在巴黎大学学习教学的部分人员回国后组成的，当然早在12世纪牛津就有各种学校。

对中世纪的大学作一全面的描述虽然很有必要，但篇幅不允许我们作太长时间的停留。我们仅就以下几个方面作一较为简略的叙述与分析。

第一，大学的组织与管理。

大学一般由4个系组成。有些大学可能只有两个3个甚至1个。巴黎大学有4个系，艺术、政法或宗教法、医学和神学。各系有主任领导。系上面有大学的总的管理机构，但相对较为松散。其领导人在牛津被称为校长，他虽为一校之长，但具体负责之事不多。大学实际上是各院系独立存在与发展的。各院系就是一个独立的社团组织，其下又可能发展出较为独立的社团组织。如巴黎大学发展出以地域而组成的4个民族，法兰西、诺曼底、皮卡迪和英格兰。但实际上大学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它远远超出地域和疆界甚至语言的限制。人们说着共同的世界语——拉丁语，读着共同的以拉丁语写成的著作。各个社团的领导人，从学生的主席到学校的校长，几乎都是选举产生，他们中的许多人本身就是学生或大学教员，他们共同管理学校。大学在这些不同层次的机构的管理下行使其权力——法权自治的权力、学位授予的权力等。

作为一个教与学的行会，大学在教学的管理上也有自己的基本特征与规定。它们规定学习期限、学期的教学大纲、考试及毕业学位的获得等内容。

人们在多大年纪和根据什么条件上大学呢？我们不能把中世纪大学的教育程度估计过高，我们今天的小学和中学的课程（如读写）有一部分是在大学的范围内讲授的，因此我们毫不奇怪地看到有八九岁就上大学的天才儿童。而实际上他的基础教育可能要花去六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一般上大学的多是平民子弟，贵族子弟上大学蔚然成风是在15世纪之后。进大学并没有什么人学考试，只要交给老师一定数量的钱物就可以去听老师的讲课了。真正能够读下来的不多，许多人半途而废。各大学包括艺术系的基础教育期限为6年，从14岁到20岁间进行。在巴黎大学的一个章程如此规定：教育分两个步骤，学习两年后可取得学士学位。学习期满可取得博士学位。医学和法学的学习在20-25岁间进行，巴黎的医学系规定取得医学执照或医学博士学位需要6个学年，而且是在获得艺术硕士之后。神学院学生实际上学习时间长达15-16年。最初6年基础教育和学习，他只是个听课者，此后4年他要讲解《圣经》，再加上两年讲解《教父名言录》。如此漫长的学习旅程，能够坚持下来确实不容易。

学生的学习课程视系和大学的不同而不同。在人文学院中占重要地位的是逻辑学和辩证法，讲授的是亚里斯多德、西塞罗等人的著作，还有欧几里德、托勒密等的著作。法律方面除了教皇及历届宗教会议颁布的宗教法令之外，罗马民法尤其是直上丁尼的《法学汇纂》是学生的基础教科书。博洛尼亚大学还有伦巴第地区的法律汇编《封土之律》作为教材学习。医学方面则学习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著作《医学论》，阿拉伯人阿维森纳的《医典》，阿威罗伊的《治疗学》。神学著作除《圣经》外，奥古斯丁的著作及早期基督教哲学家的著作。我们所熟悉的七艺：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其实是作为大学学者必须具备的基础知识，而不是专门而高深的学问。有些是在进人大学之前完成的，若没有完成则进大学后必须补备。在当时人看来，真正的学问在神学、法学或医学，尤其是神学。一个有学问的神学家在当时所受的尊敬可比较于今天的经济学家。

读书是容易的，而要通过考试获取学位是困难的。博洛尼亚大学学生要获得博士学位必须经过两大难关：个别考试和公开考试。如一位法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候选人必须先申请个别考试。由学位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某位委员给他出题，他回家进行准备之后，来到某场所宣读自己的准备情况，委员们提问，他回答，然后是表决，多数同意就通过决议，这是个别考试。公开考试时，该人被引人大教堂或类似的集会场所，面对底下的听众，他开始讲演，讲演是就某一法学问题做出的，随后他必须对那些善意的或恶意的攻击与批评给予回击，为自己辩护。最后他接过授课准许证，并获得相应的奖品，一个讲椅、一本打开的书，一个金指环和一顶礼帽或便帽（合起来便是一个衣冠楚楚的教师模样人）。至此，他总算毕业获得了学位。然而，天知道他获得这一学位到底吃了多少苦头，或者游手好闲轻而易举就获得了。

第二，大学生的学习生活。

中世纪的大学并不以围墙圈围起来的宁静得有些令人慵懒的校园为特征。中世纪的大学是没有围墙、没有校园的大学。教师授课之地或是临时租借，或是某位慈善好施之士的捐赠。课时集中，课后即作鸟兽散。清晨，在教堂钟声的召唤下，学生们从城中各自的住宿之所奔向课堂。学生或坐在粗糙的长凳上，或坐在铺着麦秆的地上听课。他们用膝盖支撑着用来作笔记的蜡版。教师一般是坐着讲课，时间可能是一个上午。学习对一些人是十分快乐之事，而对另一些人则是十分头痛之事。于是我们看到，在大师们的课堂上，有凝神倾听者，有左顾右盼交头接耳者，有趴伏在桌子上酣然入梦者。看到这样的图画，诸位或许会如我一样会心一笑吧！古今一理，中外一理。诚然！课后，他们也许会在城墙底下玩玩游戏。晚间有挑灯苦读者，也有在小酒馆里泡着，与传女和老板娘调情的浪荡子弟。酒店里吵闹，大街上厮打，都是常事。学生与学生，学生与市民之间，不断有冲突。新学生入学要接受老生的所谓“清扫”典礼，即去掉年轻人身上的粗俗习气和野蛮兽性。他们取笑新生身上的类似牲口的怪味、迷惘的目光，长长的耳朵等。教授的讲课被学生的嘘声打断，在学生的哄笑声中逃下讲台。博洛尼亚的学生强迫教授难时上课，讲授规定的课程，否则就拒不上课等。可见那时的大学实在没有太多的规矩可言，哪像今天到处是条条框框。

读一读一位儿子向父亲索要金钱的信，今天的大学生们肯定会生出许多的感慨：

城市生活昂贵，需求很多。我要租房子，买日用品。还要置办其他很多不能尽数的物品。因此恳请父亲大人善体天恩，给我帮助，使我能继续好的开始，完成学业。

如果不加以说明，我们肯定会把这封信当作今天任何一个大学（就算北京大学吧！）的大学生向父母伸手要钱的信。而那位父亲的回信则正应了这一句话，可怜天下父母心。

最近，我听说你生活不检，贪玩，以致荒废学业。别人读书时，你在弹吉他。

14世纪一位父亲对读大学的儿子的关心更是面面俱到：

“当心晚上别吃得太饱；个别情况下，别吃太冲的洋葱，因为这种东西总是使人的知识和感觉变得迟钝。”

“别老吃新鲜的猪肉。咸猪肉最好。”

“别将牛奶和鱼，或牛奶和酒混着吃，因为它们混在一起会产生麻风病。”

“充足的睡眠是一个自然天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长度。贪睡是一种罪过。”

“不要仰卧，它有许多不利之处。而要侧卧或俯卧，先是右侧卧，后左侧卧。”

“要习惯洗头，然后将其吹干，再戴上帽子。”

“应每天早晚到户外散步，如果天气冷，你可以空腹跑步，或者快走。”